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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趋势及中国的战略思考

时间:2012-3-24 15:02:22  作者:  来源:经济学家周报官网  查看:890  评论:0
内容摘要:——兼论日本地震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博导、国际货币基金前执行董事      黄范章】【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李大伟】&nbs...

——兼论日本地震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博导、国际货币基金前执行董事      黄范章】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李大伟】

     二战之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始于二战之后。二战之前,绝大多数东亚国家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各国经济多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经贸规模很小。但二战之后,东亚各国逐渐成为独立的新兴国家,逐步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经贸联系开始逐渐加强。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之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更为密切,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非常迅速。整体来看,二战之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在这一时期,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战前,日本就是亚洲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考虑,在二战后实施了“道奇计划”,为日本经济复苏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技术,并向日本开放了其国内市场。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有利的外部条件,通过《外资法》、《外汇法》、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实施,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迅速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据统计,1950—1973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9%。1980年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9000美元,已接近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也相继开始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经济增长较战前明显加快。在这一阶段,虽然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壁垒程度较高,各国之间的投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日本一些相对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转移。也在此阶段,美国出于‘冷战’需要,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八个成员国中只有三个亚洲国家,以‘集体防务’为宗旨以‘遏制’中国。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史前阶段。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时期,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比较优势的转变,其产业发展重心逐渐转向信息技术、电子、精细化工、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从而加快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向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转移的步伐。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截至1980年韩国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60.5%来自日本,至今日本仍是韩国外资的最主要来源国。与其同时,亚洲“四小龙”在承接日本的重化工业的同时,也开始将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在劳动力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和东盟)转移。其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力量之一,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支持加工贸易出口等措施迅速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值得重视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76年宣布解散,同年东南亚主要国家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启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一阶段,东亚各大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均明显加强,经贸联系日趋紧密。在这一阶段中,各国政府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东亚模式”,但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
    第三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美国金融危机。这一时期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中国。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韩国等东亚国家依靠外债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及金融自由化政策过度宽松等缺陷,中国则凭借其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成为了亚洲经济新的增长重心。特别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大量欧美发达国家、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的跨国公司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销售目的地的东亚生产网络。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1998年以来,东亚经济增长强劲,年均增长率超过9%,目前经济规模占全球40%,出口占20%,并成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贫困人口也减少了3亿,且中国在东亚经济发展中逐渐开始占据中心地位。
    这一时期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阶段,东亚各国在进一步减轻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也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2003年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东盟共同体”宣言、2000年“10+3”财长会议上成立金融监管和货币互换的合作机制、大量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均标志着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已经开始从贸易和投资合作向金融和宏观政策合作扩展。
    第四阶段: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亚经济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金融体系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仍然相对较弱的缺点;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经济增长率的下调也使得东亚国家对于区域外出口的依赖不得不减弱,再加上东亚各国主动的扩大内需方面的政策调整,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规模、范围都会在危机后进一步扩大。这些都为东亚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明显加快,不少人认为有望最终形成类似欧盟的东亚经济共同体。

     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发展的特征

  1.政府在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主导角色。由于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较发达国家晚了上一、二百年之久,因此东亚各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在法律、文化环境尚不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进程。而由少数精英组成的政府能够有效地统筹相对有限的社会资源,采取最有效率的方式高速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这种赶超战略的实施。日本学者青木昌彦在《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提出了“市场增进论”的观点,认为在市场不完善的背景下,政府和市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替代物,相反两者的职能可以互为补充、互为协调。从历史经验看,从19世纪末日本伊藤博文采取的“殖产兴业”政策,到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所先后采取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均充分体现出政府和市场的合作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如上世纪日本、韩国通过税收、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研发等一系列措施将大量资源集中于重点发展领域,同时加快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从而为三星、NEC等一系列大型跨国集团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种“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也使得东亚各国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市场经济的发育尚不健全,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深层次矛盾。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度、法律意识淡薄甚至腐败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亚经济的发展,也制约了其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2.东亚经济具有明显的开放型特征。“赶超型”的发展模式使得东亚国家在发展初期必须采取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资源和市场。因此,除注重政府作用外,东亚经济具有明显的开放型特征,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本土资本和资源相对匮乏的“四小龙”能够率先实现经济增长,外债、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市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和东盟也开始加强了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的作用。特别在本世纪初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将制造环节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中,亚洲各国的外资和外贸增长更为迅速。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贸易报告》提供的数据,2006-2008年,亚洲各国的出口额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3.5%、11.5%和4.5%,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8.5%、6.0%和2%,其中中国增速最快,分别为22%、19.5%和8.5%。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中国、韩国、日本的开放度(以进出口总额和GDP的比值计算)分别达到了0.57、0.32和0.92,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东亚各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700亿美元,占全球总外商直接投资额的16%。其中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居世界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3.东亚经济实际形成了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最终目的地的东亚生产网络,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东亚经济在发展初期,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因此相当依赖欧美市场。而在各经济体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不同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也处于不同的位置,从而推动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内贸易、垂直专门化分工、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在东亚地区的不同国家配置不同的生产环节,从而形成一个最终市场在欧美发达国家,以零部件贸易为主的东亚生产网络。本世纪以来,东亚内部贸易在东亚对外贸易中比重逐渐上升。表1给出了东盟和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
    这和欧元区、北美自由贸易区那种市场主要在于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发展模式存在显著区别。耿楠的研究(耿楠,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及其与外部市场关系考察,《亚太经济》2011年第1期)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虽然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已经达到了51.8%,但区域内最终需求所占比重仅为32.5%,面向欧美市场的最终需求占东亚各国出口额的67.5%,远远高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从表1提供的数据看,东盟具体而言,在这一东亚生产网络中,日本和韩国主要生产附加值相对较高的零部件产品,而中国和东盟国家主要承担将零部件产品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并销往欧美国家。
  4.东亚金融体系仍然较为脆弱。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在工业化的同时,其金融体系却相对脆弱,各国国内资本市场和区域内资本市场仍相当不成熟。这一问题被学术界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东亚经济在亚洲金融之后逐渐加强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以克服这一脆弱性,并建立区域性为金融危机救援机制,避免区域性金融动荡的发生。2000年东亚各国所签署的清迈协议,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使得东亚“10+3”货币互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也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发展。但东亚金融体系仍然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金融体系。首先,虽然2007年亚洲地区占全球GDP的35%,金融危机后亚洲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率超过50%,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亚洲的货币地位仍是微不足道的,其中除日元占3.5%,其他国家的货币基本不参与全球金融市场运行。这样的一种实体经济的地位和在国际货币体系地位不对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韩元汇率急剧下跌时,韩国货币互换协定的对象并不是清迈协议而是美国,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东亚各国的金融体系仍严重依赖美国资本市场。其次,东亚金融市场远远落后于欧美金融市场,缺乏成熟的金融产品,东亚各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普遍持有数额巨大的美元资产,包括国库券和机构债券,这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会很容易传导到东亚各国。最后,目前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仍然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波动能够在短期内形成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从而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东亚区域内金融市场并没有能力对冲这种风险,东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仍然存在。
  5.经济依存度要远高于政治合作。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不同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缘政治因素,东亚各国在外交、政治等领域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美国在东亚地区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日、韩等东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其国家安全目前仍主要由美国提供保障,这必然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东亚战略。受此因素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战略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偏离东亚的倾向。而包括中国之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对美国在市场、资本、技术等领域也有较强的依赖,因此在东亚区域的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中也必须考虑美国的态度。第二,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上升,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冲突。从历史上看,东亚是一个政治形态多种多样,政治发展参差不齐,民族、宗教构成复杂,经济现代化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各国的民族主义情节均相当严重,使得东亚各国很难如同欧盟一样达成较好的区域意识。近年来,随着东亚经济的不断增长,这种国家民族主义情节呈现上升趋势。这种民族主义和东亚各国之间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互相纠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之间的距离感和不信任感。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过去殖民统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他国家民众和政府的反感。钓鱼岛、东海划界、独岛等问题往往会引起各国民众之间对立情绪的上升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最终影响到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趋势及中国的战略思考
   
    东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2008年9月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为此,东亚各主要经济体均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
    1.中日韩。作为东亚三大主要经济体,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均主要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各自的重心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是货币政策。日本在2009年出台的第一个总额为88.5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货币政策占据了重要位置,主要包括为企业信贷提供担保和注资政策性金融机构,旨在支持金融业恢复和贷款复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韩国则综合采取了降息和金融救助的两大政策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月内,韩国央行就连续三次降息,累计下调基准利率125个基点;其中第二次降息幅度达75个基点,创历史之最。除此之外,2008年10月20日起,韩国政府开始实施高达13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其中1000亿美元为本国银行2009年6月前所欠的外币债务提供担保,有效期3年;300亿美元提供给银行和企业,增加市场外币供应。中国则综合采取了降息和扩大信贷规模的做法。2008年以来,我国央行连续5次大频度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同时,中央银行取消了贷款规模限制,2008年11月新增贷款4700亿元,12月新增贷款7700亿元,2009年上半年信贷继续大幅度增长,直到下半年才相应回落。
    二是财政政策。三国的财政政策均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投资这两个方面。日本一方面对中小企业、环保车、住房贷款、节能设备投资等领域开展大规模的减税,另一方面增大重点领域的财政投资,包括加大对教育和节能领域等先端技术研发、再就业促进事业和支援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资。韩国政府早在2008年9月1日就宣布了一项总额约为23万亿韩元的减税方案,同时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2009年1月13日公布了《新增长动力蓝图及发展战略》中称,在 2013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将在绿色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17个未来高端领域投资97.8万亿韩元,其中,政府投资7.3万亿韩元。中国一方面适当下调了印花税、车辆购置税、住房契税等税收政策,以促进投资改善和扩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增加公共投资力度,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两年内两年内新增4万亿元投资,其中25%用于灾区重建,45%用于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2.东盟。东盟各国的刺激政策也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部分。在货币政策方面,东盟各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均不同程度地降息,如印尼截至2009年6月底已累计降息125个基点。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在半年内连续3次降息,新加坡、越南等国政府也多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各国也适当向金融市场直接注资,如泰国为增加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向小型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和泰国进出口银行增资80亿泰铢。
    在财政政策领域,泰国、印尼等国也主要表现在减税和增加公共投资支出两个方面。在减税方面,泰国适当调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度,降低了证券市场新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率;印尼为部分关键产业(如机械、电子、汽车)提供税务津贴;菲律宾的税收补贴政策占总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半左右;新加坡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0%进一步下调至18%,将电子、石油化工、生命科学、工程、物流等9个产业部门列为鼓励投资的产业,等等。各国政府也增加了公共投资支出,主要集中在乡村道路、农业用水、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领域。
   3.区域货币合作。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快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一是货币互换协议的进一步拓展。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金融体系的“去美元化”势头明显,货币互换协议成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重要工具。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和地区之间已经签署了多项货币互换协议。二是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和监督机制。2009年“10+3”特别财长会议一致认为,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区域监测体系的建设,联合成立独立区域监测机构,促进客观的经济监测,以便清迈倡议多边化能及时启动;三是进一步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2009年“10+3”特别财长会议进一步重申了由各成员国央行分别划出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用于危机救援的原则,并将总规模将由原定的80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其中东盟与中日韩的出资比例仍将保持20:80,并欢迎中国香港加入区域外汇储备库。四是加快发展亚洲债券市场。2008年5月,新的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路线图在第十一届“10 + 3”财长会议上获得了所有成员的原则同意,并在2009年的“10+3”财长会议上进行了新的改进。除此之外,各国支持以亚行信托基金的形式建立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机制,其初始资金为5亿美元,以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继续扩大规模,用于支持区域内公司发行本币债券。

    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1.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过于注重虚拟经济和信用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导致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下滑。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新兴东亚国家虽然同样受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所造成外需下滑的冲击,但整体经济表现良好,金融体系较为稳定,并率先回复经济正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全球经济展望》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为-3.2%。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则达到6.9%,其中中国达到9.1%。而2010年中国和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5%和9.7%,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4,.8%。 目前东亚经济的整体规模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50%。这使得东亚各国在全球经济体制中长时期充当着执行规则者而并非规则制定者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改变。如在应对全球探讨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匹兹堡金融峰会中,成员国由G7扩至为G20,中国和韩国均参与了这次会议。2010年首尔的G20峰会承诺中国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升到6.39%,居第三位。
    2.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一度陷入低迷状态,至今尚未全面复苏,而中国、东盟等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领导地位。2009年以来,日本、韩国的执政党在考虑与美国的关系时开始采用新的视角,希望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平等化,同时试图进一步推动“东亚共同体”进程。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开展。但必须考虑到,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和东亚地区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美国广泛地参与东亚地区事务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问题领域甚至是必需的。因此,虽然东亚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加深,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合作的加强,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将会削弱他们传统上对美国的依赖,降低美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但短期之内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性仍不容低估。
    3. 东亚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并未因金融危机而改变,但东亚区域内市场的重要性将增加。日本、韩国、中国及东盟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位置是由各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日本占据着核心技术,韩国掌握着相关配套技术,中国和东盟具有低成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相关比较优势。因此,日本处于高端、韩国和中国台湾处于次高端、中国和东盟处于加工组装环节的格局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发生改变,东亚和美国在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尚的差异也使得“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长期存在。但金融危机迫使美国转变其旧有的过分依赖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国民储蓄率有所上升,并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国内制造业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迫使东亚各个依靠美国市场的经济体,将不同程度地遭遇美国经济模式和增长模式历史性转换的挑战,不得不早日谋求通过地区内部市场的创设加以替代。

    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1.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不仅使区域经济相互依存性日趋深化,也会使得某一区域内发生的经济危机蔓延至邻近周边和其他区域。如果经济危机发生在核心国家,那么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更为严重。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倘若严重依赖欧美经济国家,则可能遭受外部经济波动带来的巨大损失。一方面,从长期看,美元汇率的波动和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时常存在,所以东亚各国势必要降低对美元的过度储备,促进金融货币合作以防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各国的外向型经济部门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各国日益认识到为了避免欧美经济停滞时的连带影响,维持自身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重要性;最后,东亚各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势必要求东亚各国提升其政治地位,也要求各国加强区域合作。
  2.东亚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合作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长期以来,市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东亚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性,直到上世纪末以来,“10+3”之间的合作才逐渐趋于常态化,并取得了清迈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成果。目前,市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东亚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已非常紧密。但东亚各国政府在金融、贸易壁垒、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合作机制。在欧美经济仍旧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背景下,市场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可能自发地解决东亚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问题,东亚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金融风险也需要政府主导的区域性金融合作来完成。因此,未来东亚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将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具体包括亚洲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亚洲金融组织的建立以及全面自由贸易区的形成等方面。
  3.东亚金融合作将迅速发展。根据国际金融理论,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和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资本主要在区外循环,储备资产管理依赖美国资本市场,以及美元汇率等问题使得东亚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而此次金融危机中,在应对这场危机中,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并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这也凸显出新形势加强东亚地区金融合作,构建东亚金融安全网,避免因欧美经济不安定因素导致的损失的必要性。预计东亚国家将利用储备库增资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契机,将现有的区域流动性机制机构化,推动成立区域货币基金;以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sian Bond Market Initiative)为基点,发展亚洲区域债券市场,使亚洲的资金用于亚洲各国的项目开发;在可行的范围内展开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在区内贸易、投资和金融救助中使用本币;在中后期阶段,考虑建设区域汇率协调机制,最终建立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MF)和实现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
    4.东亚自由贸易区进程也将加速。理论上,东亚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使得东亚自由贸易区对各国经济均有着较强的正面作用,因此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提出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较为严重,加之东亚经济严重依赖欧美市场,因此金融危机前东亚自由贸易区进展相对缓慢。东亚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东亚各国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恢复,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便实现了经济增长,有力地证明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在于加大东亚区域内部的投资和需求,而并非单纯的依靠欧美市场。如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消费,使中国经济迅速回升,并带动了东亚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东亚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未来东亚经济必须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附,增加区域内商品、服务、资本等区域交易,发展新的增长动力,这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将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建设完成,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快速推进之中。预计东亚各国未来将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10+3”为主体的自由贸易区,最终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
  5.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合作将逐渐成为主流。从长期看,东亚各国随着经贸往来的日趋紧密,未来的经济合作不会逐渐转向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立体式综合性经济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多个领域开展全面交流。如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会议所发布的《2020 中日韩合作展望》中称,三国将致力于在2020年前扩大三国贸易量并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输和物流系统;进一步提升海关合作;维护和巩固开放、公平和自由化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继续探讨加强工业、能源等领域的政策合作与磋商;进一步提升标准化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犯罪、打击恐怖主义、扫毒、防止传染病、减少东北亚灾害等等。

    此次日本地震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2011年3月11日爆发的日本大地震对日本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截至2011年3月21日晚11时,此次大地震已造成8805人死亡、12664人失踪、2628人负伤。世界银行估计此次日本地震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220-2350亿美元,占日本GDP比重的2.5-4%。
    地震将对日本经济造成一定的短期冲击,但对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没有明显影响。首先,虽然受全球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和国内消费疲软等因素影响, 2010年4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降幅达0.3%,但震前日本经济整体复苏的趋势并未改变。2011年2月,日本制造业企业经理人指数达到52.9,为半年以来最高水平。日本内阁府2011年3月的月度经济报告称,2011年前两个月日本私人消费保持平稳,工业产出则呈稳定增长趋势。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从1.5%上调至1.6%。
    其次,地震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是短期性的。第一,地震对灾区住房、工厂、机械设备、基础设施等资产造成了严重损害,灾区相关产业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运作。由于灾区是日本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重要零部件生产基地之一,这一冲击也将波及到其他地区的下游产业。日本内阁府估计,此次地震造成的私人资本存量损失约占全国私人资本存量总额的0.75~1.25%,将导致2011年GDP减少1.25~2.75万亿日元,约占当年GDP的0.2~0.5%,且对上半年的影响明显大于下半年。第二,地震及其造成的核事故所导致的电力供应不足很可能持续至2季度。日本内阁府估计,即便电力供应在五月初恢复正常,也将导致今年上半年GDP明显下降,降幅达全年GDP的 0.2-0.5%。最后,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前景仍难以预测,短期内将对日本农产品出口有明显负面影响。目前美国、芬兰等国家和地区已明确表示在短期内禁止部分日本农产品入境。预计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将呈现环比负增长。
    最后,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目前日本内阁府已决定在4月11日公布灾后重建计划,有望在2季度全面展开灾后重建工作,预计日本经济将在下半年恢复增长。日本内阁府估计,倘若2011~2013年投入16~25亿日元弥补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将每年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左右。预计2011年日本经济总体将呈现“ V”型走势,有望达到全年1.5%左右的增长率。从历史经验看,受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影响,1995和199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1.9%和2.6%,高于震前水平。但未来日本经济增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倘若核事故进一步恶化或能源供应短缺延续到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
    地震也会影响到整个东亚的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地震在短期内对东亚生产网络造成一定冲击。日本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具有最高位置,提供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因此此次地震也会对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生产网络造成一定的冲击。
    一是汽车产业。地震发生后,日本三大汽车公司——丰田、本田和日产均宣布自3月14日起国内工厂全部停产,且至今尚未复产。而震区一些重要的汽车零配件工厂也遭到严重破坏,如丰田汽车的第三大生产基地位于此次震灾最严重的宫城县,其中作为重要零部件配套中心的丰田东北工厂车间和生产线受损严重,短期内难以恢复生产。由于日本汽车企业的库存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此次地震可能会影响到东亚各国日系汽车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大多数零部件生产供应和整车组装都在中国国内完成,日系汽车国产化率较高,只有少数核心零部件需从日本进口,加之日资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中的比重不高,日本地震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影响有限。
    二是电子信息产业。震区是日本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之一,产值约占全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主要生产半导体元件、闪存芯片等核心零部件。虽然此次地震并未对受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厂房和生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但设备检修、电力供应不足等因素都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工厂运营。目前受灾地区大多数工厂均已停产,如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在福岛的第一大硅晶圆生产厂已经停产,该厂硅晶圆产量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左右;东芝公司占全球闪存市场的35%,其岩手县和三重县的两家工厂也被迫停产,等等。此次地震将会使得我国、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部分下游厂商面临缺货的危险,在短期内影响其生产运营。
    2.此次地震将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从而助长东亚地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地震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停滞将会减少日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但从长期看,日本灾后重建会显著增加其对铁矿石、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需求。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使得当年日本铜和铜矿砂的进口规模分别增长了42%和8%。在全球大宗商品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中东局势非常紧张的大背景下,日本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长会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从而进一步助长大多数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压力。但对东亚地区的印尼、越南等能矿密集型国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经济有积极影响。
    3.地震对东亚金融市场的冲击很小。此次地震并未发生在日本经济的核心区域,因此日本和东亚金融市场并未受到严重冲击,日经指数虽然在震后一度有所回落,但已经恢复了稳定上升的态势,并未出现投资者抛售在日资产的情况。但新兴亚洲国家大概有四分之一的长期债券为日元资产,其中泰国的比重甚至高达60%以上。此次地震之后,日本灾后重建需要大量日元资金回流的预期将导致日元汇率上升,地震后一周,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升到76.51,达二次大战后最高水平,迫使日本政府紧急要求七国集团于3月18日出手集体干预,拯救日元。

    东亚地区的经济格局和我国扮演的角色及其战略思

    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黄范章对当时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格局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当时,日本已是东亚地区惟一的发达国家,“四小龙”业已崛起,中国业已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轮,东盟国家也开始启动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国际的产业转移在50—60年从美国转移到日本,70—80年代由美日转移到“四小龙”,80—90年代由美、日、“四小龙”向中国及东盟国家转移。黄范章根据对当时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产业链中位置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在东亚地区面对的大、中、小三个三角关系的地区格局的认识和战略设想。
    所谓“大三角”是指中、日、美。日本是当时东亚惟一的发达国家而且经济体最大,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该地区惟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虽非东亚国家但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存在、军事存在及政治影响使其成为该地区虽隐形却实际存在的一个大国。当时“冷战”刚结束,美国依恃美日同盟对中国的战略从“遏制”(Containment)开始转向“接触”(engagement),美日之间虽政治、经济上相互依靠和利用,也存在“控制下控制”的裂隙。当时美日对中国在经济上有巨大互补性,但政治上对中国实行“遏制与接触兼施”的战略。
    所谓中三角是指:中国、“四小龙”、东盟三者。“四小龙”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链上处于不同层次,而中国内地由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因而与二者既有巨大互补性也有一定的竞争性。
    所谓小三角是指:大陆、香港、台湾。当时香港回归日期与“一国两制”的原则均已确定,两岸国共两党达成“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发展与三地的经贸关系,关系到我国的核心利益。
    尽管这三个三角关系之间有些交叉,但从经济结构讲大体可以。根据对这一地区格局的分析,黄范章提出“依靠小三角,争取中三角,周旋于大三角”的战略设想,目的是为我国争取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不久,黄范章又进一步提出“抓两头,带中间”,所谓“抓两头”战略重点,即着重处理好“大三角”关系和“小三角”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才能确保地区稳定和我国与东盟、“四小龙”的经贸合作关系得到顺利发展。(黄范章:《东亚、亚太地区经济的形势及格局——兼论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战略(1993年研究报告)》刊《黄范章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上述观点,受到日美学者重视。1994年黄范章应日本三井物产公司经济研究所之邀,赴日发表讲演“东亚地区格局下的日本与中国”载黄范章著《跨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环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又应美国学者之邀提供论文“东亚经济发展、合作前景及中国战略”,载Barbara K. Bundy主编《The Future of Pacific Rim(环太平洋地区的未来)》1994年出版)
    以上是黄范章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分析。如今20年过去了,情况有很大变化。但变化中也有“未变”。从经济上看,中国的GDP总额已超过日本成为该地区仅低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发展中地区已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全球新兴经济体中的一支生力军。然而,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看,美日仍处于高端,“四小龙”仍处于中端或高端,而中国基本上仍和东盟一道处于加工组装的低端,东亚地区这个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尚未改变。这样,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面临的大、中、小三个三角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尽管近年来东盟扩容,将使现有的地区平衡与机制面临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还应看到,东盟虽想通过扩容把美俄等大国引进来,以便对中国有所“制衡”,但也担心美国冲击它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地位,特别是美国近年来推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TPP),想取得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冲击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东盟会对此有所警惕。加以美俄近期忙于国内经济问题,故东盟“扩容”近期内难见实质性的影响。三个三角关系依然是当今中国在东亚地区格局中的核心架构。
    尽管地区的大格局未变,但各国或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有很大变化。中美两国已不仅是经济上有巨大互补性,而且互有渗透,更且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有许多共同利益,世行行长佐立克先生曾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两国已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美国实际上不会完全放弃“遏制兼接触”战略,但至少在最近两国首脑共同声明中口头承诺“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应拒绝国际社会有人鼓噪的G2,但也应看到中美合作的空间很大。
    本世纪以来,中国跟东亚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尤趋密切。2007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上半年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令人瞩目的是,尽管中日之间,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与日本、东盟某些国家时有龃龉,赖我处理得当,对经贸关系的发展未有影响。
    面对三个三角关系的东亚格局,我们认为应有如下的战略设想:
    (1)在处理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应把政治问题跟经贸关系分开。所有政治方面(如领土、领海、安全等)的问题,完全通过外交对话、磋商、谈判来逐步解决,领土、领海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决不应让这方面的分歧或纠纷影响经贸关系的发展。
    (2)对待三个三角关系,我们认为宜采取“立足小三角、团结中三角、联合大三角”的战略。今天中美、中日之间关系跟90年代初相比有很大改进。过去我提出“周旋于大三角”,现今应充分利用现有机制,极力扩大中美、中日之间在经济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的合作空间。对待“中三角”已不只是“争取”,而是在已有的“10+1”和“10+3”的机制基础上,不断促进团结,尊重、支持和维护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作用,甘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进者,不与美日争夺地区的主导地位或“领导权”。因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经济实力。我们应首先把本国的经济搞好,同时致力于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以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于“小三角”关系我国核心利益。“小三角”问题的关键是两岸问题。如果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一旦被‘台独’所破坏,势必惊动四邻不安,所以确保“小三角”稳定应是我国东亚战略的根基。我国东亚战略必须以“小三角”为立足点。“小三角”问题是一国之内的内政问题,有别于国际问题。在国际关系上宜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不让政治歧见影响经贸关系发展,但在国内问题上则不同。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ECFA的签订与推行,不仅是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前提,而且还要有两岸“和平协议”来保证。更且,两岸的“和平协议”不仅是结束几十年内战状态,而且应以台湾摒弃“台独”,大陆放弃武力为“和平协议”的核心内容。(参见黄范章“两岸关系:‘国战争’VS‘和平统一路线图’”刊香港《中国评论》2004年6月号)还须考虑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我们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特别对台军售),但可利用美国对“台独”的抑制作用。所以我认为对待三个三角关系,还是以“抓两头,带中间”为战略重点。着重处理好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便能顺利推进我国和东亚各经济体的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胡锦涛主席曾在不同场合就我国外交政策作出过“和平、发展和合作”、“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平台”以及“睦邻、善邻、富邻”等重要战略性、方针性的指示。黄范章认为,我上述关于东亚地区的格局分析和战略设想,符合胡锦涛同志的指示精神,而且在执行中应贯彻这些指示精神。目的不仅是在东亚地区为我国的持续发展创立一个和平、友好的环境,还在于为我国两岸在长时期的和平发展中通过经济融合以实现政治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富强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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