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当代思考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关柏春】

    前不久，笔者曾在贵报发表了《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因为只有运用劳动价值论才能科学说明现实中的工资问题》（2011年7月17日）、《剩余价值论不能用于今天的现实》（2011年9月25日）两文。今天还有三篇文章将在这里发表，它们分别是《只有运用劳动价值论才能科学地说明现实中的资本收入问题》、《对目前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各种观点的评论》、《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是不恰当的》。在这五篇文章中，前三篇分别讨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利润、利息等问题，并得出了崭新的结论。我们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利润是经营劳动所得，劳动者所得的利息实质上也是劳动收入，这样就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反，如果运用剩余价值论说明这些问题就会得出和社会主义本质相悖的结论。同时，我们对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做了评论，并说明剩余价值论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也是不恰当的。我们以为，这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干什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揭示社会的本质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通过三卷《资本论》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中通过工资（劳动力的价格）、利润（实质是剩余价值）、利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三个范畴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指的是什么？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指的就是通过理论创新，通过工资、利润、利息这三个范畴的创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点是必须弄清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绝非象目前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是什么“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学派化”，也不是什么“应用研究”、“政策研究”，也不是什么“数理分析”、“实证分析”。（参见《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揭示社会的本质关系的，离开了这一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就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入到歧途上去。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十九世纪中叶，它主要反映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实际，揭示了那个时代的阶级矛盾，指引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阶段了，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和谐社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然会现代化。马克思当年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证明了剩余价值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工资、利润、利息的本质，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了科学的和革命的理论。我们今天则要运用劳动价值论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工资、利润、利息，从而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并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世界）服务，否则不适当地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今天的现实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世界）的目标相冲突。所以，我们结合当代现实研究马克思主义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剩余价值论则不能用了。
　　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发展创新，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但是究竟怎么发展，怎么创新，人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根本不同的看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上面的认识也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未必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讨论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能够发展创新，就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

只有运用劳动价值论才能科学地说明现实中的资本收入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投入资本（资金）之后就得到了资本（资金）收入，比如利息、股息等等。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收入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资本收入说成“非劳收入”了；当然，也有些学者把它说成了“非剥削收入”。但是，我以为他们还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还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
　　（一）现实提出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很多劳动者都参与投资了，比如很多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经营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等都参与了储蓄，或购买了股票，或认购了国库券等等。劳动者投入资本之后就得到了所谓的资本收入，比如利息、股息等等。那么，资本收入是如何产生的，是资本创造的，还是劳动创造的，资本收入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这就是现实提出的问题。
　　（二）“非劳收入”和“非剥削收入”说法的含义不明不白
　　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资本收入说成“非劳收入”了。（参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卫兴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4期，等文）但是，“非劳收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说它不是劳动收入，但它也不是偷来的呀，也不是抢来的呀，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这样的答案会有无穷个。人们提出的问题是它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你说它不是劳动收入这几乎就是所答非所问，并没有回答问题！坚持科学的态度就应当从正面回答问题，说明资本收入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仅仅说它不是劳动收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劳动价值论者看来，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或者是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或者是他人的劳动创造的，获得自己的劳动创造为劳动收入，占有他人的劳动创造为剥削收入，非劳收入是什么意思啊？非劳收入从何而来，是来自他人的劳动，还是来自自己的劳动？非劳收入的说法没有说清资本收入从何而来，这不仅没有回答问题，反倒把问题说得不明不白了；说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是非劳收入或许还差不多，劳动者的资本收入怎么也成了非劳收入呢？
　　当然，非常可喜的是，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已经发现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比如，胡培兆教授就说今天的资本收入不是剥削收入，（参见胡培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赵玉琳和郭连强两位学者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参见赵玉琳、郭连强：《究竟什么是利润的源泉》，《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李太淼先生就更进了一步，他甚至说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的另一种形式。（参见李太淼：《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合理性及制度路径》，《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他们不满于非劳收入的说法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试图要做出科学的说明但却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他们终究没有说明资本收入是谁的劳动创造的，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不过，他们确实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认识至少比非劳收入的说法要有所进步。把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说成非劳收入就把问题说得不明不白了，胡培兆等几位学者说资本收入不是剥削收入算是说得半明半白了吧。但是，科学要求我们要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李太淼先生已经接近于明明白白了），很遗憾他们还是没有做到这一步。
　　（三）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还是前人未曾研究过的一个新问题
　　资本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普遍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获得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对于资本家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做过研究，并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为资本家的资本收入做了辩护，说成要素收入了（有的庸俗经济学家甚至说物质要素也创造价值），马克思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揭露了资本家资本收入的剥削本质，说明他们是无偿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收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收入根本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参与投资的都是劳动者，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和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试问，以往所有的经济学家，有谁研究过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呢？没有，没有任何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劳动者获得资本收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在以往的社会，获得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劳动者是不可能获得资本收入的，即使有也是一种个别情况，是不足为训的（需要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劳动者也获得了资本收入，他们的资本收入属于什么性质，我们暂不讨论，但是它和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有所不同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了）。既然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以往的经济学家怎么可能研究这个问题呢？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家资本收入的剥削本质，用马克思的结论说明劳动者资本收入的特殊本质显然是不正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是为资本家的剥削收入做辩护的，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结论则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劳动者资本收入的特殊本质。必须看到，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来的一个新问题，这是以往的任何理论都未曾说明过的，这是前人未曾研究过的问题，简单地运用前人的结论绝不可能客观地说明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要说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就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现实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做出全新的概括。
　　（四）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
　　下面我们就研究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在这里，关键是要认识到劳动者本身投资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是一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如果向生产过程投入一定量资金（或者在不增加活劳动投入的条件下投入资金，或者在增加活劳动投入的条件下以更大的比例投入资金）并具有相应的物质资料，那么他的技术装备水平就能够得到提高，也就是能够使资本有机构成得到提高。一般来说，劳动生产力和资本有机构成成正比，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就会相应提高。个别劳动者如果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商品，或者说他创造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比较少。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这里的劳动时间不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很显然，这是一个社会平均数，而个别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不同的劳动者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生产力没变的条件下，个别劳动者如果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商品，他的较多商品就会实现为较多的价值。简单一点说，个别劳动者如果通过投资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价值。这一点恰好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2－354页）在这里，投入资金是非常有意义的，投入资金就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就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是投入资金的意义仅仅就在这里；资金并不创造价值，较多的价值还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者所得的资金收入就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而在单位时间内多创造出来的那一部分价值。我们直观所见的事实是投入资本之后就得到了资金收入，资金收入好像是由资金带来的，但这只是事物的现象，资金收入代表的价值还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的，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当然，它与直接的劳动收入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它是从属于劳动收入的，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
　　需要指出，上面我们说得比较简单，说劳动者投入资金之后直接改变了自己个人的劳动条件（这种情况只有在个体劳动者身上才能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实际投资情况是很复杂的。实际上，劳动者也许是把资金投给了自己所在的企业，比如参与了企业的集资或购买了企业的股票，如果是这样就平均地提高了企业中各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或提高了整个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而不是提高了他单个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这还是假设把资金投给本企业时的情况，如果投给了另外一个企业，比如购买了这个企业的股票，这笔资金的投入与自己劳动条件的改善就没有关系了；如果是存入银行（存款），那就根本看不到使用到哪里去了。但是，无论经济现象具有怎样迷人的色彩，只要我们不被现象所迷惑，就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劳动者投入资金以后，不管是怎样使用的，也不管是使用到哪里去了，本质上都是提高了他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够使他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这正是科学活动的意义之所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要划分为两部分，社会“扣除”一部分，以作为社会的公共积累（包括公共需要）；另一部分分配给劳动者，以作为个人的生活消费。但是，生活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劳动者未必会把所得收入全部消费掉，实际上很多劳动者个人也都做了一些积累（参加储蓄，或购买股票、认购国库券等）。无论是公共积累，还是个人积累，就它们能够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能够使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这一点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由公共积累而提高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集体的生产力，从而能够为集体带来经济利益；由个人积累而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则表现为个人的生产力，从而能够直接为个人带来经济利益。由于各个劳动者投资的情况不同——有的投了，有的没投，有的投得多，有的投得少，投资收益情况也就不同，个人投资多的收益就多，相反收益就少。个人投入资金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应当积极鼓励投资。但是，因为个人之间投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收益情况也就存在很大差别。如果无限扩大资金收入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有可能会造成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们应当采取一些相对性的限制措施，即征收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使个人在获得较多收入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五）把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说成非劳收入是错误的
　　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得到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取得资本收入的都是劳动者。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和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根本不同，它们是不同社会的产物，体现了不同的分配关系，是绝不能混为一谈的。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是不劳而获，是剥削收入。但是，庸俗经济学家却说资本也创造价值，资本收入是由资本创造的，很显然他们是为资本家的剥削做辩护的。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明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资本家凭借占有资本而取得收入是无偿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这样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入的剥削本质。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根本不同，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是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劳动者取得资本收入是正当合理的，无需庸俗理论的辩护，把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说成资本创造的是不正确的；用马克思说明资本家资本收入性质的结论说明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很多学者现在都把资本收入说成了非劳收入，这样的说法比剥削收入的说法有些温情色彩，但是它的实际含义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经劳动而取得收入，这和不劳而获，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有什么区别？在劳动价值论者看来，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或者是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或者是他人的劳动创造的，占有自己的劳动是劳动收入，占有他人的劳动是剥削收入，非劳收入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把它说成非劳收入或许是要给出一个说法，主观上是出于好意，但是非劳收入的说法绕开了实质问题，而仅仅描述了表面现象，远不具有科学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质上是揭示社会的本质关系的。资本收入是谁的劳动创造的？取得资本收入是占有了自己的劳动，还是占有了他人的劳动？这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必须从正面做出科学的回答。“非劳收入”的说法回答这个问题了吗？没有，这样的说明远远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轨道，他们绕开了本质关系问题而仅仅描述了表面现象，他们基本上是采用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用过的手法。劳动者只有得到自己的劳动收入才是顺理成章的，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把劳动者的劳动收入说成非劳收入恰好做了相反的说明，这样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还有些学者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非劳收入”，（参见卫兴华：《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与思维方式》，《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3期；张福军：《对马克思的工资和利息理论的再认识》，《岭南学刊》2007年第3期，等文）这就更是不正确的了。资本收入究竟是谁的劳动创造的，这是要害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然而，很多学者却绕开了资本收入的要害问题，而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说事了，他们试图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非劳收入性质说明资本收入也是非劳收入，这是完全错误的。“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确实是非劳收入，但它属于社会的再分配，是二次分配问题，资本收入则属于社会的初次分配，是一次分配问题。一次分配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关系，二次分配则反映了社会的公平原则，它们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拿它说事是在混淆不同性质的问题。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收入反映的本质关系问题时涉及过“奖学金或者助学金”问题吗，不会的，他在分析社会的本质关系问题时将会尽可能地排除这些非本质的因素，不要说马克思了，就是极力为资本家的剥削行为做辩护的萨伊也没有这样做过。萨伊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面对现实，直接讨论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现在的很多学者却相反，他们绕开了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而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说事了，这连萨伊都不如了。
　　还有些学者用“彩票收入”说明现实存在非劳收入，（参见许成安、王家新：《按劳分配：现实还是趋势》，《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这就更加离谱了。彩票收入问题应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吗？不！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的，而彩票收入则不属于经济关系。所以，经济学是不应当研究彩票收入问题的。在现实中，各种竞赛活动的组织者为了吸引更多公众的参与往往都搞一些竞猜性活动，对于优胜者给予一定的奖励。这种活动自古就有，带有游戏的性质，投资者仅仅是碰碰运气而已。在发达国家，这样的活动相当普遍，对于发行彩票和购买彩票的人们把他们叫做博彩业，彩民付出少量资金购买彩票，如果运气不佳不能中彩就算为他人（或社会）做贡献了，如果比较幸运中彩获奖就有可能会获得巨额收入（但不会超过彩民付出的资金总额），但是你所得就是他所失，属于以小搏大的零和博弈，一种游戏而已，绝大多数彩民都是做贡献了，能够得到巨额彩票收入的是极少数，一种幸运而已，纯粹是偶然的，这和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完全无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的学说，他所研究的是社会的本质关系问题，彩票收入和这有关吗？我国的博彩业有些特殊性，只有“体彩”和“福彩”这样两种，它们都是由政府组织发行的，都带有公益性。通过发行“体彩”和“福彩”，国家从中获得了一些收入并用于社会的体育和福利事业了，中彩获奖不过是国家从中拿出一些给予那些热心公益事业的彩民们的一种奖励而已。这样的收入和劳动有何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能研究这样的问题呢？有些学者以马克思没有研究彩票收入问题为由否认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现实意义就更是错误的了。
　　（六）简短的结论
 总之，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只有从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出发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否则，运用庸俗价值论或者剩余价值论，把资本收入说成资本创造的，或说成剥削收入、非劳收入则都是不正确的，这样就不可能对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做出科学的说明。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只有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鼓励劳动者投资的积极性，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否则，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做出错误的说明就必然会妨碍劳动者投资的积极性，就必然会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目前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各种观点的评论

    对于工资问题，有些学者用供求论做了说明，有些学者用劳动力价值做了说明，他们都离开了劳动价值论而用庸俗理论或者前人的结论做了说明，结果都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关于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资本也做出了贡献，把资本收入说成了要素收入，有些学者把它说成了非劳收入，有些学者把它说成了非剥削收入，他们都离开了劳动价值论而用庸俗理论做了说明，或者仅仅说明了表面现象而没有涉及事物的本质，他们也都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对于私营企业家的经营收入问题，很多学者都用剩余价值论做了说明，但他们都做出了错误的说明。很显然，这里的问题在于学者们在说明现实问题时完全用错了理论，该用劳动价值论时却没用劳动价值论，不该用剩余价值论时却用了剩余价值论。学者们完全没有搞清楚今日社会的基本事实，即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资是与劳动相联系的，而不应当与其他因素相联系，社会主义现实中得到资本收入的都是劳动者，他们所得的资本收入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所得的资本收入根本不同，现实中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并取得利润收入的都是劳动者，他们的利润所得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根本不同。学者们在没有搞清楚这些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用庸俗理论或剩余价值论做了说明，我以为这样是不可能不搞错的。
　　现在看来，对于劳动者的收入，无论工资收入，还是利润收入，还是利息收入都应当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因为只有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对劳动者的各种收入做出科学的说明；否则，离开了劳动价值论，运用庸俗理论来做说明，或者不恰当地运用剩余价值论来做说明，结果都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说明。所以，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而剩余价值论则不能用了。
　　我们主张，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我们主张剩余价值论则不能用了，否则就会导致种种错误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绝不是说剩余价值论错了，而是说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或者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实中的问题不是用它所能解决的。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剩余价值论不符合今天的现实，因而是错误的。（张五常教授甚至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他还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参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82页）这是不正确的。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证明出来的。那时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剩余价值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无产阶级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剩余价值论已经被历史经验所证明，用今天的现实否定它的科学性是不正确的。另一些学者认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剩余价值论。（参见杜光：《以发展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报》2006年1月19日）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现在的问题是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而不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剩余价值论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人类认识活动的产物，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而提出来的，现在把它运用于今日现实之中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倒有可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有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还有些学者认为，剩余价值论是由劳动价值论推论出来的，剩余价值论不能用了，劳动价值论也不能用了。（参见熊映梧：《新时代谈“价值论”——兼评“劳动价值论”》，《求是学刊》2002年第1期）这也是不正确的。上面的分析说明，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否则离开了劳动价值论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
　　剩余价值论是客观真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真理都是具体的。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概括出来的，离开了这个特定的时空条件而把它运用于其他时间或其他地方，哪怕按同一方向迈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阶段）概括出来的，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今天的现实就把它当作了教条，就用错了地方，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也绝不会认同这样的做法。但是，我们的一些学者恰好就是这样，他们不做具体分析，直接就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今天的现实了，结果把马克思的结论与现实对立起来，使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很显然，这里的责任并不在于马克思，而在于某些教条主义者，是他们搞错了，把剩余价值论用错了地方，结果让马克思背了黑锅，这对马克思是不公平的。
　　要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就要从今天的现实出发，而不能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本质关系时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出发。我们研究现实问题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这里的前提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现实相结合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而不能用马克思得出的具体结论代替我们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尤其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同时也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很多问题。他的认识对于我们认识现实当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他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却不能代替我们的研究。他的认识深刻、独到，而且富有远见，但是个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谁也不可能穷尽真理，他在那个时代获得的认识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反映今天的现实，即使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认识也可能因为社会的变化而脱离了现实，所以即使正确的认识也要接受今日现实的检验。我们在研究现实问题时，如果需要参照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的话，首先则需要辨别清楚，看看哪些是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哪些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的，哪些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的，对于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的那些具体结论，我们还要根据新的社会现实重新进行检验，看看哪些反映了现实，哪些背离了现实，对于那些反映了现实的我们应当引以为参考借鉴，对于那些脱离了现实的则应当予以纠正或修改，使之反映今日社会的实际。然而，很多学者却完全相反，他们引用马克思的结论，既未做认真的研究，也未做严格的检验，他们把前人的结论当作绝对的东西，当作教条了，就好像凡是马克思说过的话不分时间、地点永远都是正确的，丝毫都不能动摇一样，就好像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为我们提供了解释社会主义问题的现成答案一样，他们直接运用前人的结论代替了今人的研究，这就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实际上，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都不止一种，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适时、恰当地选用有效的方法。比如，在战争当中进攻是主动手段，退却是被动手段，但是高明的军事专家并非一味地进攻，而是知道何时应该进攻，何时应该退却，并且能够适时、灵活地运用这些手段。在治理洪涝灾害方面，堵截是一种方法，疏导也是一种方法，但是一味地采用一种方法就未必有效了，聪明的治水专家知道该堵时就堵，该疏时就疏，这才是治水的良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方法得当，对症、有效，这样才能得到行动的自由，获得最佳的效果。自古以来，兵器有十八般，妙计有三十六条，但是阵无常形，战无定法，实际的战争进程可能会千变万化，可能有无穷的变数。谁能灵活、巧妙地运用它们，谁就能控制战争的主动权，并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运用理论也是这样。当今世界，价值多元，学派林立，各种理论数不胜数，谁能适时地选用科学的理论，谁就能得到思想的自由（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并有效地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永远适用的教条。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而言，关键问题在于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教条来对待。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学风问题。现在看来，学风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良好的学风是不可能引出好的结果的！那么，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学风呢？关于学风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做过非常精彩的说明。他是这样说的，“所谓学风”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813页）“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813页）“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798页）“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799页）这样是不可能不搞错的。经历了无数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要适时地、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经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8页）剩余价值论是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理论，但是用它说明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就是不正确的了。马克思的结论反映了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但是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世界历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那时得出的结论怎么可能客观反映今天的现实呢？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不过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仅仅在一定历史阶段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它的具体运用是有条件的，它不可能永远适用于社会现实。确切地说，剩余价值论仅仅在大工业阶段才是适用的，如果把它运用于工场手工业阶段，那就会阻碍历史进步，如果把它运用于后工业阶段，那就会造成社会动乱。但是，我们的很多学者却相反，他们照搬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剩余价值论，直接就用它来说明今天的现实问题，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具体结论绝对化了，这样就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脱离，甚至与现实相冲突，结果就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超越了真理的适用条件就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做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提出来的，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若干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均衡发展的特点曾经做了如下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欧洲几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就开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就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就不平衡了，社会矛盾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就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成功的机会。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应当怎么办？某些教条主义者抱住马克思的多国胜利论不放，而反对俄国单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则相反，他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点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俄国特殊国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策略，领导革命人民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并夺取了政权，创造了无产阶级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以为，列宁的做法是正确的，相反，那些反对俄国革命的主张则是错误的。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是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都要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呢？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展开的，那时的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简单地照搬俄国革命的特殊经验，在中心城市发动了多次武装暴动，但却屡屡遭受了失败，付出了代价，中国革命遭遇了空前的困难，很多人对革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产生了悲观情绪。那么，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是否应该抱住俄国城市武装暴动的经验不放呢？在那样的危难时刻，在那样的抉择关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缔造了人民军队并开创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最后武装夺取了全国政权，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列宁和毛泽东都没有死抱马克思的具体结论或俄国革命的特殊经验，而是根据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国别情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现实科学地证明了剩余价值论，但是它是用于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我们必须认清它的特殊的适用条件，而不能随意乱用，这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相反，象有些学者那样，不顾条件的变化而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现实中来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唤起千百万民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但是，他的个人悲剧就在于不适当地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使广大人民陷入了内耗和动乱之中，延误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
　　对于邓小平的伟大功绩一般都认为是领导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使人民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终止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使用，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转变思想路线，终止使用阶级斗争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步，要顺利地进行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总是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黑暗势力的重重压力之下他总是能够看到光明，指出前进的方向，在党和军队面临危难的时刻他总是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危局，因而自然地就使他在党内占据了绝对权威的地位，尤其在建国之后能够顶住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概和无畏精神，因而使他在党内的地位如日中天，一言九鼎。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曾经反复强调阶级斗争理论，主张阶级斗争理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就使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要终止使用这样的理论，该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呀！
　　获得理论的自由在于科学地认识理论的意义，并正确地适时地运用理论，该用时就用，不该用时就不用，该用什么理论就用什么理论。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步是很难的，是不容易做到的，实际上往往都是经过艰难的探索，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才能做到的。比如，经过十年动乱，直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我们才意识到不适当地使用阶级斗争理论的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三中全会的反复讨论才终止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使用。那么，终止使用剩余价值论是否轻易就能做到呢，是否也要经过一番艰难的探索和反复的讨论呢？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理论基础，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之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已经成了神圣的理论，尽管实际上不应继续使用了，但是要终止使用这样的理论，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很显然，今日学者们的问题就在于，在该用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们却抛弃了劳动价值论，而用庸俗价值论说明了现实，结果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现实；他们没有认清现实的特殊本质，在不该使用剩余价值论的时候却照搬了剩余价值论，结果导致了错误的结论。这里的要害问题在于，对于马克思的具体结论或者采取了简单抛弃的态度，或者采取了盲目坚持的态度，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对立起来了，使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总而言之，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但是它们所针对或所能解决的问题却是有所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解决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必须运用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只有运用劳动价值论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剩余价值论解决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但却解决不了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现实之中必然会导致种种错误的结论。所以，在现实中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剩余价值论则不能用了。

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是不恰当的

    我们曾经说过，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我们主张剩余价值论则不能用了，否则就会导致种种错误的结论。这一论点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对于西方社会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也是不恰当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绝不是说剩余价值论错了，而是说它所针对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不是用它所能解决的，所以把它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积极的响应，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我们主张剩余价值论不仅不能运用于我国的现实，而且也不能运用于西方社会的现实。当然，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论》销量大增，确实火了一把。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现实，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唤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意思。《资本论》的火，只不过说明人们在分析发生危机的原因时把它作为参考借鉴而已。以为《资本论》火了，西方国家就要发生革命了，这是暴力革命论偏好者的一种错觉，是不符合实际的。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当年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一呼百应，但在今天却不可能有这样的效应了，我们也不能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今天的现实了，否则将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人类社会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一）剩余价值论曾经取得的辉煌
　　理论的意义在于客观反映现实，在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马克思证明了剩余价值论之后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无产阶级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生产，但是生产资料却是为资本家所有的，生产的产品也是为资本家所有的，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一无所有，并且日益贫困化。很显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矛盾。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占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这一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生产组织上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表现为生产急剧增长趋向与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占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矛盾的剧烈爆发，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更加激化了社会冲突。但是，经济危机的爆发只能暂时缓解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占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还要出现，成为周期性的现象。但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必然会使社会化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就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扩大资本的规模并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独资经营到合伙经营再到股份公司的形式，最后还会出现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当然，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这些变化，都是资本主义内部关系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即使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了，但由于国家是资本家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国有企业里工人仍然是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在资本关系容许的范围内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变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占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从中看出了解决矛盾的线索。恩格斯说：“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8-319页）生产资料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地占有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从上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这种所有制形式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即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还不具备的时候，它是不可能产生的；而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任何企图阻止它产生的人为障碍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很显然，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矛盾，所以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最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马克思证明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劳动者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和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就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实际上，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所得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仅仅相当于劳动力价值，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无产阶级夺取这些生产资料不过是重新占有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这样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无产阶级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剩余价值论的提出是以“三大工人运动”为背景的，并指导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建立起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是，这也不是说私有制在产生之初就有问题，公有制也并非永远都有优越性，它们分别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这种合理性都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关键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它是被生产力所决定的，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任何形式的所有制都会走过由盛变衰的过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基本趋势则更加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论点，还是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所有制的演变过程吧。
　　工业化生产经历了个体手工业、手工作坊、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等若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大工业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在英国，工场手工业从十六世纪就产生了。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它本身还很脆弱，那时候封建主义还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它的发展速度就非常缓慢。工场手工业是从手工作坊演变而来的，开始阶段规模都比较小，是循序渐进逐步发展起来的，就是到了开始工业革命的1760年企业的规模还是相当有限的，一般的企业也就是十来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就是在加工业连45人以上的企业都非常罕见。（参见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但是，到了大工业阶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大工业生产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资料加速集中，到1840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就产生了很多上千人的大企业，形成了很多新兴城市和工业中心。
　　在工场手工业中，人们使用的工具都非常简单，有些还是自制的，生产活动主要还是由人力推动的。工场手工业不过就是规模扩大了的手工作坊而已，其规模仍然有限，雇员的数量也不多，他们基本上都是业主的亲友或乡邻，社会关系相当接近。不过，这时的业主和雇工已经形成了雇佣关系，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是，这时的剥削关系刚刚形成，剥削主要还是通过占有“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实现的，手段也比较“文明”和“精巧”。（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3页）不仅如此，那时的雇工基本上都是熟练工人，而工场则“依赖”于熟练工人，（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对于“任性”的熟练工人业主们都感到很难“驾驭”，（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7页）这说明雇工对于资本的剥削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工场手工业毕竟扩大了规模，扩大了分工，因而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无论业主还是雇工都从中受益了，因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时的业主不过就是“小业主”、“小老板”或“小资本家”而已，他还要参加生产活动，还要进行经营管理，他不仅需要雇工，而且也离不开雇工，他们之间不是根本对立的。当然，雇主从中得到了较多利益，但是雇工的收入水平受到了农民、小手工业者收入水平的保护，还受到了行会组织的保护，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雇工和业主之间当然会有矛盾，甚至发生过斗争，但那都是以工场手工业的存在为前提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页）那时的业主也会有些积累，但是积累首先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很显然，积累必然会激化劳动者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当时还隐藏在他们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他们之间相对还是比较和谐的。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6页）他在《国富论》当中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斯密坚持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同时认为劳动也是商品，资本收入是资本的自然报酬，这就说明劳动者和业主之间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这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是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有些人甚至还有一小块土地，和自然经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以自然经济为依托的。这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正在日益发展，但是封建主义还在负隅顽抗。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者说明劳动是商品、资本收入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就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主义。应当肯定，他的经济观点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和推动资本主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在逐步提高，规模也在日益扩大，然而它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但是，到了大工业阶段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大大地加快了。
　　1769年，瓦特改进了蒸汽机，从而就使蒸汽机日益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产中了。蒸汽机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它的广泛运用推动了工业革命，标志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蒸汽机的运用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有控制地使用自然力了，并用机械力代替了人力。人力当然无法和机械力相比，机械力的运用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蒸汽机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之后就使工厂集中了大量生产要素，促成了大规模生产，它使生产力发生了革命。在机械动力的推动下，生产活动对于人的体力要求降低了，通过更加细致的分工使劳动的动作简单化了，因而使女工和童工也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来了，同时也使劳动的动作加快了，因而就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结果，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的生产力，一方面使劳动竞争更加残酷了，这时候劳动者还想通过自己的熟练劳动抵抗资本的剥削已经不再可能了。这样，大工业就以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战胜了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它使劳动者日益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它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资本加速集中，它彻底地摧毁了陈旧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思想观念，这时候资本主义就取得了统治地位，经济关系就根本改变了，它使陈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
 但是，大工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有限的，物质财富相对比较匮乏，生产资料还是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支配了生产。那时候，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也就支配了生产。大工业促使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广大劳动者则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成了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财富就要继续组织生产，就要扩大生产规模，就要不断地购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并使它们结合起来；劳动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参加生产，就必须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就必须和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者付出了劳动，但所得工资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它仅仅相当于劳动力价值，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但是生产资料却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产品越来越丰富，但是劳动人民却日益贫困化。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矛盾，造成了普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劳动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运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强占了农民的土地，剥夺了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造就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他们颁布限制工资的法律，运用国家强制力把工资水平压到了最低限度。资本主义国家还制定了种种法律制度，一方面保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强调他们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方面强制工人劳动，对失地和失业者施以种种刑罚。（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2-810页）资本主义私有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无产阶级无法照旧生存下去了，资产阶级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资本家就雇用监工进行管理，自己则脱离了管理活动，当时合作工厂的经验说明即使没有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生产也能照样进行，这说明生产本身开始排斥资本家了，资本家已经成了“多余的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6页）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危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说明资本主义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转变为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它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了。这时候，劳动人民、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劳动人民掀起了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19世纪30到40年代，工人运动在欧洲兴起，发生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那就是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武装起义）顺应时代的需要，马克思写下了光辉巨著《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创造性地证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使劳动价值论科学化了。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证明了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产阶级积累的财富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同时召唤劳动人民奋起斗争，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范畴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需要指出，工场手工业经历了二、三百年持续、平稳的发展过程，但是它不可能停滞不前，它必然会向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方向发展。
 应当看到，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业主和雇工就形成了雇佣劳动关系，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是，他们之间不是根本对立的，当时采取合作的态度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斯密当时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映了社会的实际，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相反，如果当时有人指出存在剥削，并主张剥夺私人财产，结果不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反倒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然，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并召唤劳动人民奋起斗争，剥夺剥夺者，但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他是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才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1卷）比斯密发表《国富论》差不多晚了一个世纪（91年），那时候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是科学的和合理的。在此之前，更多的时候是劳动者直接占有了生产资料，而且是有其合理性的。比如，工场手工业当中就是这样，工场手工业的历史比大工业的历史还长。再往前追溯，手工作坊当中的生产资料也是为劳动者所有的。很显然，在手工作坊当中作为业主的师傅和被雇而来的徒弟、帮工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师傅自然会多得一些。
 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是如何面对的呢？恩格斯是这样说的，学徒和帮工除了工资之外还能得到别的收益，所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所以，大家都能安于现状，和谐相处。手工作坊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师徒之间具有封建等级关系这一面，同时师傅还要传授技艺，徒弟又可以上升为师傅，所以他们之间又有劳动交换关系这一面；师傅是生产活动的支配者，但他是因为掌握着生产的技艺，并承担着经营管理责任而支配生产的，所以师傅占有生产资料也是有其合理性的。毫无疑问，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就发生社会矛盾了，那时候就有人发出了反抗的声音，但是那时的社会矛盾还没有受到普遍的关注，关注社会矛盾的是极少数人，他们更多的是空想共产主义者，有的甚至还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内部。就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对于这种新兴的生产方式普遍都是乐于接受的，即使在其中吃了亏的一方也是持欢迎态度的。现在应当肯定，那时候肯定和支持新的生产方式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只有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否则，如果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甚至采取革命斗争的手段，那就必然会使已经集中起来的工场手工业重新回到个体生产或分散劳动的小生产状态中去，那就不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是推动历史车轮倒转了。
　　在那个阶段，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即将完成的时候，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斯密和马克思分别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的理论观点是根本对立的，但是相对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段而言又都是正确的。他们都不愧为时代的骄子，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相对比较和谐，那时候社会需要斯密创造的理论，斯密果然就出生在了那个时代并创造了相应的理论；到了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阶级矛盾就尖锐化了，那时候社会需要马克思创造的理论，马克思果然就出生在了那个时代并创造了相应的理论。他们各自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客观反映了各自所处社会阶段的本质关系，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由此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公有制之初依靠人们获得解放所释放出来的无比热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曾经显示了明显的优越性。那时候，资本主义正日薄西山（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持续最久破坏最烈的经济危机，从此以后美国和西方世界就陷入了长期萧条之中），而社会主义则蒸蒸日上（前苏联从1929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3年就超额完成了各项指标），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态势。但是，后来的世界形势却完全出乎了人们的预料。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也有它的局限性。在单一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生产资料的经营状况缺乏紧密的联系，与自身的劳动创造也缺乏紧密的联系，结果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就未能充分地发展生产力。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却逐步缓解了危机，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两种体制长期对峙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相对落后了，和资本主义的差距拉大了，结果都不得不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失败了，我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都是各有原因的。但是，这些都是后话，我们暂时就不说它了。
　　（二）剩余价值论不适应今天的需要了
　　那么，为什么东风压倒西风的态势不仅没有保持下去，反倒发生了逆转？日薄西山的资本主义又重获生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却遭遇了困境（所以都不得不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其原因又在哪里？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形势变化都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1946年，也就是“二战”刚刚结束，美国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ENIAC）。电子计算机一经发明就应用到社会生产中去了。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宣告了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并掀起了一场世界性的技术革命。电子计算机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它不仅代替了人的体力，而且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的脑力。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使产品日益丰富了，也日益人性化了；尤其重要的是它的广泛运用大量地取代了一、二产业（农业和工业）中劳动者的职能（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无人工厂”），促使劳动者迅速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去了，使第三产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三产业的生产特点是规模较小，经营分散。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生产规模小型化、生产资料分散化了，这和大工业时期蒸汽机的广泛运用促成的生产的规模化和集中化趋势恰好相反。当然，某些传统产业仍然保持着规模化和集中化的发展势头，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生产的规模则越来越小型化，生产资料则越来越分散化了。在这个社会阶段，物质财富还没有达到充分涌流的程度，人们参与生产活动主要还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一般来说，个人利益越加和个人劳动相关，越加和生产资料的经营状况相关，就越能激发个人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而在小型化、分散化生产的条件下，生产资料越加和个人直接结合就越能充分体现个人的利益，就越能激发个人的积极性。这就表明，新的生产力要求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参见拙作：《论社会所有制》，《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4期）不过，这时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不是要回到个体生产或自然经济中去，再次实行个人占有、个人使用的所有制，而是使之回归社会化生产过程中，作为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很显然，社会所有制与私有制不同，与公有制也有所不同，它是具有自身特点的一种崭新的所有制。同时，生产资料还有一个经营效率的问题。经验表明，几乎所有公有的生产资料都因为产权不清、出资人缺位而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相反，所有直接为个人所有或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生产资料的经营效率都比较高；所有公有的生产资料都有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相反，所有个人的生产资料的管理几乎都不费分文。所以，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也应当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个人直接结合，实行社会所有制。
　　在电子计算机的运用过程中，创造性劳动在生产中显示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之间的体力差别是相当有限的，而脑力差别则几乎是无限的，人们之间的脑力差别比他们的体力差别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脑力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创造能力的差别，在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人们的脑力差别充分地显现出来了，那些优秀的科技、管理人员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这种生产技术本身对人们劳动的创造性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也为人们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反过来，社会也要求客观地评价个人的劳动贡献，对于创造性劳动给予充分的回报，充分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相互间的差别，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而且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生产资料本来就是直接和个人结合的，市场自然能够客观评价劳动，对科技、管理人员的劳动给予了充分的回报，充分体现了劳动差别，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宏观调节手段大大地缓解了经济危机，大体上实现了产需平衡，尤其在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建立起信息高速公路之后基本上实现了产需对接，实现了生产的计划化）。可以说，西方国家天然适应了这次技术革命的需要，因而比较成功地吸收了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
　　在当代社会，新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物质财富相对充裕了，尤其在发达国家资本过剩，游资充斥，资本在生产中已经不再作为绝对的约束条件了；相反，劳动、科技、管理等要素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经营管理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成了企业成长发展的绝对约束条件。这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广阔无边，产品没有销售的问题，只要占有了资本，只要能够组织生产就能占有他人的劳动，就能获得剩余价值，就能不断发展，资本成了生产发展的绝对约束条件，资本成了社会的统治力量。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经营管理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成了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成了关乎企业成长发展的绝对约束条件。今天的市场已经被充分开发，供应相当充分，每项投资决策都包含了巨大风险。这时候，资本已经不成问题（只要有了好的项目，获得投资是不难的），相反经营管理能力成了企业成败的关键，如果经营有方就可以轰轰烈烈，不断发展，但是一旦经营不善就会满盘皆输，淘汰出局。在后工业阶段崛起的新秀们手里并非握有巨资，而是具有超人的经营能力，他们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通过努力经营就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那些经营不善的，纵有万贯家财也会顷刻化为乌有。同时，科技创新能力也成了关乎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能否通过科技创新，创造自己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这成了决定企业成长发展的绝对约束条件。因此，科技人员成了企业成长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通过创造突出的业绩就能成为企业的大股东。现在就是这样，科技、经营等创新能力成了最为关键的要素，劳动因素也越来越重要了，而资本的作用则降到了次要地位，而且还在进一步下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大工业时期的资本相当集中，基本上都为少数资本家所有了，而现代社会的股权都分散化了，很多都为劳动者所有了。在大工业时代，物质生产条件相对短缺，资本成为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资本支配了劳动。但是，现在看来资本支配劳动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资本只能作为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劳动（经营、科技等创新性劳动）在生产中则占据了支配地位，劳动支配资本的时代已经开始。
　　在这里，应当说明一下现代社会资本积累的特点及其变化规律。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资料基本上都是为业主所有的，但是雇工也有自己的工具，那时的生产资料都非常简单，有些甚至还是自己制作的，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然而，大工业阶段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大工业阶段，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基本上都是通过剥削和掠夺的手段而得到的，是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不断聚集而来的，有的是经过几代人的盘剥、滚动而积累起来的，它们都属于个人或家族的财产。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比如建设铁路、开发矿山所需资金就不是单个人或一个家族所能承担的了，这时就需要募集社会资金，于是股份制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到了后工业阶段，股份制就成了资本存在的普遍形式。不过，这时募集资金又有了这时的特殊原因。在后工业阶段，企业的生命周期大大地缩短了，技术更新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因而基本建设的周期短，投资的回报快，这里的收益相当高，但是风险也特别大，于是风险投资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些社会贤达和有识之士都能慷慨解囊，对于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然，财富的相对充裕是产生风险投资的物质基础，这是近代以来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创办高新技术企业需要聚集大量资金，这就超出了个人或家族的承担能力，它就需要募集社会资金。就这一点而言，它与传统的股份制似乎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是，它的实现过程还是有自己的特殊性。传统产业所需的资本可以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逐步积累而成，它是从个人、家族逐步扩展而来的，但它们仍然属于少数资本家的所有制，而现代社会高新技术企业几天之内就产生出来了，它需要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的社会资金，这时候参与投资的就不只是少数资本家，广大劳动者也参与其中了。于是，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所需的资金快速聚集起来了，所谓的风险投资就应运而生了，其风险都是由社会公众承担的，这就是现代股份制的特点。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已经成了现代社会普遍的投资形式，美国纽约纳斯达克是聚集风险投资的典型形式。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行动起来了，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西方发达社会正在发生着这样一个转变，即从大工业阶段少数资本家的所有制转变成了后工业阶段（或知识经济社会）众多劳动者的所有制。这样，生产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劳动不再作为单纯的被雇佣对象，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被巅覆了，劳动者日益成为生产的主体，日益成为生产的支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很大调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实行的那些野蛮制度基本上都被废弃了；资本主义国家又调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行了高额遗产税制度和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制度，建立健全了现代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很显然，前两项制度是分配和再分配富人财产的制度，后面的几项制度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遗产税制度否定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知识产权制度实质是保护劳动者尤其是保护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制度）。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经营者只有努力经营、科学管理才能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否则，稍有疏忽或经营失误，就会面临风险，甚至会破产倒闭。这时候，谁想单纯依靠占有财产而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已经不再可能了；劳动者也不必为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出卖劳动力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日益充裕了，人们的财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相对于人们的创造而言，个人的消费是有限的，个人的所得已不再限于维持生存，它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能力、价值或对社会的贡献。据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积累了580多亿美元个人财产，然而他早已立下遗嘱，决定死后将其中的98%捐献给基金会；财富排名第二的沃伦·巴菲特也决定死后将300多亿美元个人财产的99%捐献给基金会（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捐献活动）。很显然，富人们的捐献行为绝不能用“性本善”的观念来解释，它们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在一系列现代法律制度的约束之下这样的做法已经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通过这些制度的综合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因而全部社会关系的性质也都发生了改变。它们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了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现在还在推动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产业，比如钢铁、汽车、石油、煤炭等行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据着支配地位，那些巨头们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投机劫掠，他们的财产往往都是经过几代人的剥削和掠夺而积累下来的，往往都带着血腥和肮脏的东西，他们的先辈都带有西班牙海盗或大英帝国的印记。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剥夺他们的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代新富们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提供了能够满足全社会乃至全人类需要的产品，他们善于创造，善于经营，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比尔·盖茨领导创造的windous全世界都在享用，他确实积累了很多财产，但他早已立下遗嘱，到时候就捐献给社会了。他的财产现在还在运用于社会生产中，死后自然就成为社会财产了。那么，对于他们的财产还有必要采取剥夺措施吗，或有必要实行公有制吗？另外，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在私有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概括出来的，剥夺剥夺者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吗，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之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吗？
　　现在，很多学者还是认为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就是私有制。（参见卫兴华：《雇八个人是划分剥削的界限吗？——澄清对马克思一个论述的误解》，《北京日报》2002年3月18日；周新城：《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若干理论思考》，《经济经纬》2006年第2期，等文）这是不正确的。应当指出，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并非都是资本，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也并非就是私有制。把物当作资本是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肤浅见解，（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18页）马克思的看法则恰好相反，他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马克思曾经说道，“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资本主义私有制指的是一些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凭着独自占有生产资料这种关系就能够占有另一些人的剩余劳动，私有制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否则，我占有生产资料，你也占有生产资料，我无法占有你的剩余劳动，这叫什么私有制？或者，你没有生产资料，但是社会制定了最低工资法，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我即使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可能占有你的剩余劳动，这也不是私有制。
　　中外很多学者都把上个世纪英国撒切尔政府出卖国有资产的做法叫做“私有化”了，这样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远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我们以为，那是财产的社会化，而非私有化。西方学者也会犯错误，这和我们的学者犯错误是一样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而且又有前苏联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但是直到前不久才发现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西方学者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他们还以为那是私有化过程呢，却不知晓私有制本身已经逐步被扬弃了。当然，西方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他们认识到了后工业社会阶段的某些特征，并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比如《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预测尝试》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的描述，《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的描述，《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的描述，等等。但是，他们仅仅说明了现象，认识是比较肤浅的，他们因为没有科学的历史观，所以就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当代社会的本质关系，更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应当肯定，公有制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公有制优于私有制，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和说明是符合逻辑的，而且也被社会主义国家早期阶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所证明。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只有在历史的纵向比较中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才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而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则仅仅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当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失误的时候，尤其当发生失误而又长期不能纠正的时候这种相对的优越性也就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经验表明，单一公有制并不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尤其发明和应用了电子计算机以后，单一公有制就更加暴露了它的局限性，所以和资本主义的差距就逐渐拉大了。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就要求实行私有制，而发展到大工业阶段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要求实行公有制，但是在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的基础上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要求实行社会所有制了。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破除了单一公有制，采取了社会所有制，这样才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很遗憾，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学者们普遍都认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太高，远远地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进行改革开放就是调整过高的所有制形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作为补充。从现实性上看，这一点似乎并没有错，但是它在逻辑上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将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还要实行单一公有制。（参见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7期）现在我敢肯定，即使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实行单一公有制也必然会重蹈覆辙，还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今日世界的发展前景，更没有看清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所以就难免会有盲目性，就难免会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一旦公有制偏好论者提出消灭非公有制经济，重建单一公有制的主张就有重蹈覆辙的可能，这是令人担忧的。
　　今天，中国要和谐，世界也要和谐，这是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的。当然，西方社会也有他们的问题，比如吸毒问题，女权问题，环保问题，恐怖问题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因为阶级对立的原因造成的，因而也就不能用剩余价值论解决问题，剩余价值论也解决不了这类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社会所有制，它是因为适应后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现在仍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推动着生产力快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你使用剩余价值论能说明现实吗，能得到广大人民的响应吗，会引出怎样的后果呢？我估计，如果有人试图用剩余价值论唤起无产阶级革命的话是不会有人积极响应的，它倒是有可能会引发无谓的社会动乱。
　　（三）简短的结论
　　在大工业阶段，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种种问题，马克思证明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唤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后工业阶段了，被电子计算机这种新型生产力所决定生产资料采取了社会所有制的形式，这种所有制适应了后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现在还在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剩余价值论就不能运用于社会现实了。所以，把剩余价值论运用于我国的现实是不恰当的，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也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