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基础看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      张春敏】

    摘要: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其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主义。经济人假设是机械唯物主义总体演进过程中，从抽象到具体的环节。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的原理，与其他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不能独立分开。明确经济人的哲学基础，对于理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制约具有积极意义。
    西方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系统,均衡价格论是这个系统的核心部分。经济人假设是均衡价格论的推论前提,早期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主义又是经济人假设的逻辑前提。在逻辑上就出现了这样的顺序:机械唯物主义——经济人——均衡价格论——西方经济学体系。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西方经济学体系与其哲学基础和假设前提是一个整体,其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必然与其哲学基础相关。但问题是中国人在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单纯的谈经济理论而不去考察其背后的哲学基础,造成了“只取其叶而忘其根”的结果。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贸易体制改革、农村改革等诸多环节中,直接演绎西方经济学中的结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不去追溯其理论前提和理论本质,使得这些理论指导下的改革不断出现失误。当然,特定时期特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存在故意“上当”的因素。
　　在方法上只关注结果不去考察前提,在实际内容上,一是表现为只关注数量结果不去考虑制度的更新;二是考虑制度革新也不以本国矛盾为基础而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说法当做“圣经”。这种方法的存在既是特殊利益的要求,也是哲学思潮的反映。作为“经济人”假设前提的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主义,依然是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哲学观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具体化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刘永佶：《劳动哲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第39页)。在经济学上,这几个主义体现的都比较充分。以技术主义为例。技术主义是处理社会生物现象的一种非主体化的,强调技术的理论形式或思想,它反映在经济学上,就是只探讨经济指标尤其是以利润、产值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去探讨这些产值和技术背后的制度、文化以及哲学基础,进而不去研究社会变革,认为既定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要改变的只有量而不是质。这种思潮对于已经进入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英美等国有其合理性,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制度构建和文化积累,作为统治者的资本,其核心任务就是自身的增殖。早期资产阶级的任务还担负制度变革的任务,技术主义并不普遍。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任务已经不是制度变革,而是在已成型的制度形态下追求更大的财富,技术主义也就随之泛滥【不研究历史性是技术主义的一个特点。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31页提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恰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但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依然处于变革之中,其前途绝不是完全按照西方资本的逻辑,将社会主义改革为资本主义。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说,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从全世界范围内看,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占统治地位,以美国经济学为主导的美国文化,也就成了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美国文化像潮水一般迅速进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迅速影响中国,官方规定的大学英语教育、漫天弥漫的西方经济学、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的显赫都证明了这一点。
　　针对一部分人利用技术主义来使用经济学进而实现其目的的情况,我们必须要突破他们的逻辑,认识、分析并揭示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哲学基础。从源头来说,理解并分析“经济人”背后的哲学基础,有利于我们理解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其产生时的特征,进而可从中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任务,更明确今天这个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
　　公认的“经济人”假设思想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系统提出的。即使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已经将经济人的思想基本明确,但应注意的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未对“经济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他只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相对模糊的思想。他的后来者对这一假定也有一定的分析。其中,穆勒明确了“经济人”的概念,对经济人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以文本方式存在下来。
　　在亚当·斯密之前,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已经有了萌芽发展,因而为“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做出了铺垫。从总体来说,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主义是斯密“经济人”思想的基础。资产阶级在生产方式上的确立,首先遇到的阻碍是占统治地位一千多年的神权,在哲学上就是上帝主义。 反对上帝主义,确立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早期的主要任务。上帝主义认为从自然到人的秩序,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要突破这一点,就要确立这样的观念:世界不是上帝安排好的,世界本源是自然的物质,人也是自然物,每个人的地位和权利从自然而论都是平等的。其不平等取决于个体的构造及其主观努力,而不是来自血统。 在机械唯物主义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几个关键环节,“经济人”不过是这个环节链上的重要一环。
　　第一个环节:世界→物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形成的。系统提出这一思想的是霍布斯。“物体一词在其最普遍的意义下,指的是充满或占据某个空间或假想地方的东西;它不取决于构想,而是我们所谓的宇宙中真实的一部分。因为宇宙是所有物体的集合,所以其中任何真实的部分都不可能不同时是物体,而任何正式的物体页不可能不是宇宙(全部物体的集合)的一部分。”(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08页）洛克从感觉论和经验主义角度承认了世界是物质的观点。“宇宙中一定有一种无始以来就存在的东西——宇宙中一定从无始以来就有某种东西,而且这种说法乃是明显不过的一种真理。”（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618页）到了霍尔巴赫,他明确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宇宙,这个一切存在物的总汇,到处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物质和运动。”（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9页）
　　第二个环节:人→物质。“人也是物质”的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逻辑直接延伸。既然世界本原是自然的物质,那么人也就是自然物,是自然物质的一部分。从这个逻辑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从自然来论都是平等的,不平等来自于个体的构造(还是从物质层面来讲的)和主观努力,而不是上帝的安排。其中,霍布斯提出,人与动物一样,都是类似机器的物质存在。“由于生命只是肢体的一种运动,它的起源在于内部的某些主要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一切像钟表一样用发条和齿轮运行的‘自然机械结构’也具有人造的生命呢?是否可以说它们的‘心脏’无非就是‘发条’,‘神经’只是一些‘游丝’,而‘关节’不过是一些齿轮。”（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第1页）当然,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物理学的发展对哲学的影响。霍布斯这个说法被梅特里系统发挥,形成了“人是机器”的著名论断,他所出版的著作的名字就叫《人是机器》。他认为,“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梅特里：《人是机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20—21页）
　　第三个环节:作为物质的人的特殊功能→意识。从人是物质,进而人是机器的逻辑出发,唯物主义者提出意识来源于物质。霍布斯认为,每一种思想都是我们对身外物体的“某一性质或另一种偶性的表象或现象”,这些身外物体就是对象,这些对象对作为机器的人的眼、耳以及其他器官发生作用,由于作用各有不同,所以产生的现象也各自相异。“一切所谓可感知的性质都存在于造成他们的对象之中,他们不过是对象借以对我们的感官施加不同的压力的许多各自不同的物质运动。”（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4-5页）洛克认为,“他在理性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一句话答复说,它们都是从经验来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68页）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中进而指出,“但是,正如脑子这个器官的构造是这样的,只要视觉结构健全的眼睛一接收到事物的形色,脑子便不能不呈现出事物的影像和相互间的区别,同样情形,只要脑子里一刻画出这些区别的符号,心灵也就自然检别出这些区别之间的种种关系了;”（梅特里：《人是机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32-33页）霍尔巴赫对意识是人的特殊机能进行了总结。“在活的人里面,我们看见的第一种机能——其他一切机能都是从它产生出来的,就是感觉。”（霍尔巴赫：《自然地体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第86页）
　　第四个环节:人的感觉的具体化→痛苦和快乐。霍布斯认为,欲望引起的运动,从其表象说就是高兴或愉快,它是生命运动的一种加强和辅助,嫌恶的事物由于阻挠和干扰生命运动而被称为烦恼。（刘永佶：《劳动哲学》，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95页）洛克认为,在由感觉和反省得来的观念中,痛苦和快乐是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善、恶是什么——事物所以有善恶之分,只是由于我们有苦乐之感。所谓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要不然它亦能使我们得到其他的善,或消灭其他的恶。在反面看来,所谓恶就是能产生或增加痛苦或能减少快乐的东西;要不然,就是它剥夺了我们的快乐,或给我们带来痛苦。”（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199页）
　　第五个环节:从感觉出发论证利己主义→经济人。爱尔维修从其感觉论出发,系统论证了利己主义。他认为,寻求快乐和逃避痛苦是因感觉而形成的人类共同本性,也是人生的自然法则。肉体的感受性是人生和意识的基础,因此,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自然从我们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惟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这种以肉体感受性为基础的爱,是人人共有的。不管人们的教育多么不同,这种情感在他们身上永远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选自《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501页)他进而从自爱来论证利益,认为“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 同上，第460页) “如果说自然界是服从运动规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的。”(同上)“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的惟一而且普遍的鉴定者;因此,与一个人相联系的正直,按照我的定义来说,无非就是对这个人有利行为习惯。”(同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集合,是对个人利益的维护。这些思想已经与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关于人的利己进而要利他的思想趋于一致。
　　第六个环节:个人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权利。霍尔巴赫对自然权利进行了论证。“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的自由。”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办法来源于权势,一是自然的权势,来自个人身心官能优越性;二是获得的权势,来自个人身心官能优越性的发挥及幸运所取得的财富、名誉和朋友。洛克对自然权利进行详细论证,他认为,自然权利首先是生存的权利,进而是自由、平等和财产所有权。(刘永佶：《劳动哲学》，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05页）
　　第七个环节:自然权利的转让→契约。霍布斯认为,每个人运用权势获取利益,而自然权势差异不大,获得的权势差异较大,为此造成虽能力平等下的目的和希望不平等,所以争斗在所难免。每个人的相互制约导致“任何人不论如何强悍或聪明,都不可能获得保障,完全活完大自然通常允许人们生活的时间。”(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98页）个人的冲突使人们认识到一个法则:“每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同上)为达到和平,就必须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也就意味着接受约束,“不得妨碍他所捐弃或允诺让出的权利的人享有该项权益。”(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99页)“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契约。”(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00页）
　　第八个环节:由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认为,国家的建立有战争和契约两种方式。前者的方式是专制的,是违背社会契约的。洛克对社会契约和国家的论证在欧洲引发了思想大变革,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论证。
这样,从世界→物质→作为物质的人→意识→感觉→利益→经济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国家,资产阶级早期的思想体系就这样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经济人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类似于这个理论体系之树上的一段树干,斯密以此树干为逻辑起点构建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马歇尔在经济人假设的逻辑基础上,通过形式逻辑,进行推演,提出了均衡价格论,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可以说,均衡价格论不过是对经济人这个前提的具体展开,是其抽象到具体的环节:经济人具体化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两者的行为构成了市场行为,两者依据自己的最大利益诉求,实现了利益均衡,得出市场经济是最美好制度的结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经济人哲学基础的推演中,我们能够看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可“新”之处。新自由主义基本思想中的私有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制度前提,这可从哲学演绎环节中的自然权利中就能推论出来。均衡价格论不过是理想的市场化模型表述。而自由化不过是前两者的直接演绎结果罢了。
　　新自由主义之“新”,是所处时代之“新”。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滞涨的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势微,新自由主义获得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新的时代,赋予新自由主义新的任务。任务之“新”,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重构致力于转换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斥责通过政府开支和税收来调节商业周期的波动的方法;认为应当在国内外市场上放松乃至取消政府对公司行为的调控;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要求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美〉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王泰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8期）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任务之“新”,主要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部,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教化。在穿上一层时髦的语词如制度创新和数学公式之后,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横冲直撞,成为这些国家经济改革和政策的主导思想,最终使得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顺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思路进行。新自由主义也就成为美国资本全球化的最强大武器。(张春敏，《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危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3）突出表现就是华盛顿共识。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说法,该共识概括说来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私有化,私有化使垄断资本能够进入到资本流入国重要的、利润高的产业部门,进而有机会控制该国的国民经济;共识通过向拉美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观念,促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由经济制度变革再促使国家的上层建筑发生相应地变革。市场化主旨是削弱政府对经济控制的力量,削弱国家主权的作用,使垄断资本能控制全球的经济运行的政治力量;自由化为垄断资本扩张活动提供了广泛的自由。结果是,按照共识制定本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必然实行利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允许外资进入等一系列措施,相应地,国际金融资本就会进入这些国家各个产业。“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效率最终获得了胜利。”（〈日〉伊藤诚：《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通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的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基础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的原理与其他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不能独立分开。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这一点,没有理解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哲学和制度基础,在初期学习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是具体表象环节,但当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按照他们的逻辑,或者继续学习其哲学或制度,结果是改变了原来的初衷;或者是单纯的“嫁接”,结果是水土不服。
　　当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丢掉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时期的制度辩护性和21世纪下半叶的实用性,而成为资本主导的全球世界体系的文化传播工具。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应用主要在垄断资本所控制的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过程中,只强调经济学本身的原理,而不涉及其他制度和历史等前提,起到一定的欺骗性作用。这种逻辑,在全球化、产业结构理论、国企改革、市场化等观念中都普遍存在。所以,明确经济人的哲学基础,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制约具有积极意义。

    张春敏  男，满族，1972年3月17日生，河北青龙人，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学校第十一届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