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第一次研讨会会议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张建刚    彭五堂】

    为了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于2011年5月4日在京举行第一次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央编译局等10余所在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学者共50余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副主任余斌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主任胡乐明教授致开幕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分别发来贺词。程恩富教授对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寄予厚望,鼓励他们坚定信念,勇于探索。他指出,青年学者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工作者群体,众多学者的主要理论创新工作都是在青年时期完成的,青年学者的理论方向和理论水平对当前的理论研究有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理论方向和理论水平。卫兴华教授鼓励青年学者发挥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勇于求真的优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胡乐明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反对西方资本强权、对内协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双重任务,需要青年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改革等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运用数学方法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一直是各个学派所倡导和追求的时代主题之一。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必将带来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近些年来,由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思潮在理论界、教育界的传播,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趋势。如大量使用数学公式、数学模型,使经济研究成为一种模型化、程式化的东西。只有正确合理地使用数学方法才能使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性。
　　程恩富教授在致研讨会的贺词中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成就。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五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一是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二是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三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四是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余斌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具体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现代化。内容上的现代化,一是要参考马克思生前的一些材料,尤其是要参考马克思之后这一百多年来的新材料,努力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研究工作;二是要结合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来的新材料,充实马克思已有的研究成果。形式上的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俗化,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二是数学化,但在数学化的过程中要避免重蹈西方经济学的覆辙,科学地利用数学形式;三是外语化,要积极利用国内外创办的外文杂志,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
　　中央财经大学副研究员林光彬指出,经济学的现代化,仅仅技术化、数理化可能是不够的,需要哲学大思考,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道与器的关系。经济学研究宜吸收多种营养。中国和西方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的差距,语言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必须两边学。器的目的是道。道常新,器无穷。但起码要学到中、西两方面的基本技术和方法;既要了解西方,更要了解东方;既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又要熟悉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具有国际视野,能在东西方两个学术舞台自由转换、自由行走。二是情与理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并且是人的行为和心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扩大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经济生活安全。因此,脱离人文终极关怀的纯客观实证研究与经济学的发展背道而驰。三是古与今、东与西的关系。从经济学研究层面看,工业社会以前的东方和西方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东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主要缘于现代科学的兴起。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没有受到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洗礼,研究方法固有独到之处,相对说又是较狭窄的、贫乏的。但是,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东方还是西方,经济学主流的主旨——对人民过上美好、富足、自由生活的研究路线一直没有动摇。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重视、珍视我们传统中的农本思想、民本思想、人本思想,仁义思想、和而不同思想,富民、理财、轻税、小康、大同等精华和积极部分,这是必然的。如果说东、西方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历史背景是中、西经济比较中的复杂课题,那么,今天东西方世界面对同一个世界经济秩序、同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研究同一事物不同表象的经济规律,研究方法与技术就存在更多的共享空间。我们必须在扬弃历史传统中发展、创新,用现代形式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反映;用现代形式构建新的研究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围绕中国主题,对中国现代经济的运动规律进行解剖,即首先,对中国的个人、家庭、企业、市场和国家行为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这构成中国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部分或经济科学部分;其次,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风险管理等进行设计的经济工程学;最后,对中国经济主体及其行为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进行管理的经济管理学。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

　　与会者认为,这一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泛滥的结果。俄罗斯以及拉美和东欧的很多国家,在体现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进行了改革,但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是不成功的。我们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避免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走弯路。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春敏指出,要从经济人的哲学基础来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其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总体演进过程中,从抽象到具体的环节。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的原理,与其他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不能独立分开。当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丢掉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时期的制度辩护性和21世纪下半叶的实用性,而成为资本主导的全球世界体系的文化传播工具。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应用主要在垄断资本所控制的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过程中,只强调经济学本身的原理,而不涉及其他制度和历史等前提,起到一定的欺骗性作用。这种逻辑,在唯GDP为上等观念中都普遍存在。所以,明确经济人的哲学基础,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制约具有积极意义。张春敏认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即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合理性,它完全忽视了二者在哲学基础上的根本区别。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论,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黄向阳指出,主流经济学以及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法西斯气质。这是他经历了大约10年的困惑和思考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他的专业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算模型,在2004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注意到了智利社保改革中的皮诺切特、芝加哥小子和弗里德曼。此前,主流经济学家的道德形象在他心中还是比较正面的,最不济是好心办坏事的书呆子。但智利改革的历史让他看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一书证实了他的猜测,这让他产生了困惑:这些人为何对社会灾难如此麻木不仁?对历史源流的兴趣将他引到了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这本书揭示了在1832年中产阶级取得政治胜利后,自由放任已经被催化为一种毫不妥协的残暴行为的动力,自由主义具有好战暴力倾向,并证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存在某种关联。进一步印证上述观点的是,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有保留的赞扬,而哈耶克则对希特勒的政治秘书卡尔?斯米特倍加推崇。这表明无论是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还是当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为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具有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式的气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的教学现状和改革趋向

　　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的教学的形势不容乐观,在经济学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趋势仍然存在。教学改革虽有进展,但成效并不明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中,关键是教师,要让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占领教学阵地。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沈尤佳指出,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堪忧,应引起高度重视。从总体上看,近一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边缘化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1) 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相关课程的比例一降再降,个别高校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各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2)编写西方经济学教材或引进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蔚然成风。(3)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包括政治经济学具有传统优势的著名高校在内,理论经济学各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经济学基础》中包含政治经济学,但政治经济学所占比重是1/3或以下,西方经济学所占比重是2/3或以上。(4)师资队伍建设热捧甚至强制规定要求“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极端的表现是部分高校选聘不赞成或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海归院长和学科带头人,甚至违反国际惯例动用紧缺的国家教育经费,超院士标准也超国际标准地高薪聘任。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优势的高校,它们尽管数量不多,仍然牢牢占领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块阵地。它们仍然坚持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其中有部分高校还作出了积极的教学改革的探索。它们为培养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文献、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的后备人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以逐步地解决、至少改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谭晓军认为,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中,要以鲜活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影响学生。她结合自己在高校的《资本论》教学经历以及在日本的留学体验指出,学生并不是真的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局面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身为引导者的教师没有真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没能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认真考虑学生的所思所想,导致学生们的厌学,然后又一味地抱怨,将不良的情绪带到教学当中,引起学生的不满,才形成恶性循环。怎样才能上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呢?一是要教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如要讲《资本论》就一定要讲完三卷才算完整,这样才能使学生全面地了解《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二是要积极引导学生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争论,进而批判。不能只是一味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如何,要敢于面对西方经济学对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引导学生去比较两个经济学理论的不同,相信学生的判断力,让他们在比较中确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而引导他们对西方经济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对有价值的内容予以吸收。三是要联系实际进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经典,我们现今仍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中,诸多矛盾、问题都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解释和说明的。因此联系现实问题的分析、讲解才能使学生更加信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的关键是教师。首先,教师对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却能始终占据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地位,究其原因,她认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注重培养学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缘由。其次,教师的信仰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教给学生一个理论,希望他们接受、相信这个理论,首先身为教师的人自己要确信。从自己的导师及众多学者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对信仰的执著。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郑吉伟指出,斯大林经济思想研究对于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动力来源,一是现实,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二是经典著作的研究的深化,也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结合。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我们党在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关注党的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这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经济学家”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不同,而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经典著作的研究长期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源泉。国外斯大林及其经济思想研究是经典著作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随着苏联档案的公开,西方出现了斯大林及其经济思想研究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英语国家对它的研究的关注度高于恩格斯和列宁。我国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实际上,我国在2000年前并没有一本研究斯大林经济思想的著作。国内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出版了几本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我们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整体研究还很不够。我们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该重视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

　　与会者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它承担着私人企业无法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简单地以盈利能力来评判国有企业的成败。国有资产改革的目标不能是“私有化”,而应是确立国有资产“为民所有”的产权管理模式,实现“为民所用”的预算监督模式,健全“为民所管”的监管体系。
　　余斌研究员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的致命缺陷,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因此,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存在国有企业,这是经济上的进步,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因此,否定国有企业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行不通的。有人说,国有企业只能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可是,哪个领域里市场不是失灵的呢?奶粉领域,市场出现了假奶粉;火腿肠领域,市场出现了掺了瘦肉精的火腿;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大量银行破产,不也说明在银行业同样市场失灵吗?还有人要反国有企业的垄断,但是垄断即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对于一盘散沙的自由竞争也是历史的进步。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中保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要弄清楚三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Why)要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2)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是一个什么样(What)的国有企业? (3)如何(How)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三个问题紧密相关,如果不清楚为什么要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和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的现状,谈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和自我。同样,对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原因认识不同,也就导致提出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的目标、措施也就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对国有企业的所处的现状方位和存在的问题认识不同,也会就导致提出的应对措施迥然相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实现微观经济的劳动平等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合理论证了作为公有制企业的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性。把国有企业如何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所面临和一直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完善全体人民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监督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是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取向。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震指出,“私有化”不是国有资产进一步改革的目标。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各国在金融危机时期采取的国有化或类国有化政策又开始受到质疑和批评,一波私有化的浪潮又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在国内,对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改革建议再次趁势而起。关于国有资产的改革,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并强调我们的观点和主张,私有化绝不是国有资产进一步改革的目标。国有资产改革的目标在于确立国有资产“为民所有”的产权管理模式,实现“为民所用”的预算监督模式,健全“为民所管”的监管体系。国有资产的存在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公有资产体系,实现“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从而有效地解决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问题:第一,调节收入分配,减少贫富差距,从而在总量水平上提高了社会的最终消费率,遏制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第二,通过建立公有资产体系,使得政府能够把一部分社会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来实现需求近似无穷大的公共产品和消费的生产和供给,从而提高边际和最终消费率,真正的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彭五堂指出,国有企业不同于民营企业的关键之处是国有企业承担着民营企业无法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盈利能力来评判国有企业的成败,而应该根据它是否具有它应当具备的社会功能来评价国有企业的作用。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技术进步功能。科研投入大,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研项目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和非盈利性,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企业无力和不愿投入,需要国有企业投资进行研究开发。第二,改善民生的功能。如自来水、铁路客运、博物馆、环保等公共产品和公用事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益,这些行业的规划和发展不能只考虑企业自身的盈利,需要以国有企业形式运作。第三,社会稳定功能。国有企业规模大、经济承受能力强,能够缓冲市场波动造成的风险,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第四,“实验室”功能。很多新技术、新制度首先在国有企业试验,然后推广。第五,改革和社会进步功能。社会变革和进步有相当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带动或推动的。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和数量的确定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不应简单地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立起来。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明生认为,要解决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可兼容性问题,就是要解决企业家的长期激励和经营者选择这两个问题。在拥有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公司业绩的信息(包括公司规模信息、盈利信息、股票价格信息等)是公开而充分的,而根据公司业绩来确定经理报酬的方法也比较成熟。相关制度完善后,我们只要借鉴西方的这些方法来确定企业家的报酬,就可以解决长期激励问题。经营者选择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根据企业家经营企业所获得的收入(流量)来判断其才能,只要经过长期培训、经过优胜劣汰的劳动者才可以成为企业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桁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的历程及得失进行了总结。(1) 80年代的改革,是以促进供给,繁荣市场为主题,以激励市场供给、增加地方自主性为政策导向,以开放沿海,鼓励外包和出口为战略。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股份制,但在改革中出现了承包人行为短期化、出资人不到位等弊端,最后以三角债和通胀收尾。(2) 90年代的改革,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退二进三、重组改制,下岗分流,“国退民进”,实现两个调整、两个根本性转变。这基本上奠定市场的基本格局。(3)2003年,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了国资委,集团化控股为主。(4)目前状况和基本格局是大型国有垄断集团占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大型集团已开始“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但我国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的特点依然明显。

    其他若干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与会者还就所有制结构与收入差距拉大的关系、房地产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跨国公司在华流通领域的发展状况、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等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曹永栋指出,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业职工工资收入差距拉大的制度性原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产品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表现形式。1978—2008年间,中国行业间职工工资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制度性原因是在此期间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此期间就行业所有制结构来看,整体上表现为“国退民进”的变化趋势。“国退民进”速度慢的行业一般是垄断性行业,而快的行业一般是竞争性行业。由于国家所有制企业大多存在所有者虚位、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分配多倾向于内部职工,因此,国有制成分占比大的行业职工工资性个人收入应该高于国有制成分占比小的行业;同时,国有制占比高的行业一般垄断程度较高,而高垄断程度会带来高垄断利润,加上中国行业行政性垄断的特点,行政垄断性企业同样存在委托代理问题,高垄断利润很可能转化为企业内部人收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有制成分占比大的行业职工工资性个人收入也应该高于国有制成分占比小的行业。我们用各行业国有单位职工占比代表各行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用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变化数据代表各行业收入的变化,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计量检验印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清华大学副教授朱安东指出,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原有经济发展方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并导致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等方面都陷于相当尖锐的矛盾当中。因此,“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要落实这条主线,我们必须对市场作用和界限、所有制以及外资等进行理论反思,以形成更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必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打击国内外既得利益集团对“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抵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真正落实胡总书记提出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准指出,马克思的货币和资本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是揭示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实质的锐利武器。她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主要原理,解释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科尔斯所提出的为什么在金融投资失败中会遇到流动性枯竭?问题的答案是:斯科尔斯的投资运作所依赖的流动性,是货币在解决社会劳动交换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赖以解决货币的“对象化”与“流动性”矛盾、并以虚拟资本为理论基础的金融市场上的有价证券在某一段时间自由、顺利的买卖;而表现为金融市场价格暴跌、交易稀疏、投资者损失惨重的流动性枯竭,则是由追求增殖的货币资本所激励和扭曲的社会劳动交换体系,用价值丧失的方式粗暴、强制地恢复自身应有的合理比例的工具。因此,只要人类不能主动掌握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劳动交换关系,不能自觉地保持社会生产所需要的合理的比例关系,而是把社会劳动交换这一重大问题交由货币这个“社会财富的对象化代表”来解决,那么,由货币内在矛盾的发展所推动的金融危机和流动性枯竭问题——其实质是社会劳动交换比例的失衡及其强制性恢复——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佳菲指出,抗日时期革命根据地实施的货币政策对于当代的金融稳定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不同利益集团根据其自身需要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货币之战,我们党在根据地发行的本币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统一,在根据地内最终取代法币,取得了本币对伪币、法币以及其他杂钞土票的胜利,保持了根据地经济健康发展,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党在根据地制定实施的金融稳定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些科学的政策与认识在实践中形成,又反过来对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一时期的经济实践及思想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理论,深入思考世界货币体系格局变动及人民币的发展前景,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各国经济思想以至理论有其民族传统或民族特色,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和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从本土经济思想中汲取科学养分,重视这些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
　　北京理工大学讲师宋宪萍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跨国流通企业在华的迅速发展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形成巨大威胁,这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随着跨国流通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资源整合和加速扩张,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结构的不完全竞争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跨国流通企业在华买方市场势力的非市场化控制行为对本土企业自由竞争形成种种限制,经济缓慢复苏中争夺中国市场的市场势力战争却快速升温,这使中国的产业组织发展面临更大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有限及不确定的条件下,必须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研究跨国流通企业在华买方市场势力,而从马克思主义流通组织理论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按照马克思主义研究流通企业的思路,对跨国流通企业在华买方市场势力的研究必须联系跨国公司主导的以追求更大弹性为目标的全球生产网络重塑的大背景,将其纳入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跨国资本的产业控制体系,采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范式,即“技术、市场规模—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企业垂直分离”视角,从多个维度进行正反馈和自增强路径分析。具体来说,生产力的分工作用引致信息技术的提升和市场规模的拓展,生产方式目前发展为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引致企业垂直分离,通过价值链的整体控制及企业关系重构,实现了买方市场势力的增强,垄断利润得到快速提高,而这又使得反映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垄断利润的当代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系统不断深化。
　　南开大学副教授刘凤义认为,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房地产政策的理论基础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而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造成的后果。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研究问题是以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撇开社会生产关系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他们的工具就是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供求价格论同样适合对土地和住房商品的分析。至于这些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背后包含怎样的社会关系,完全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以商品房为例,只要市场上有人买、买得起,就一定能形成社会需求,至于买房的人是谁,买了商品房是投机还是自己住,在他们看来都是无所谓的。老百姓、大学生、工薪阶层买不起房,那是因为你没本事。这种理论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看,符合供给者(开发商)和需求者(投机资本)的利益。
　　制定房地产政策应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依据。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需要”概念是连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中介概念,这一概念本质上揭示了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市场交换中的“需求”概念则不同,它反映的是市场机制运行层面的交换关系。有购买力,就能形成市场需求,不管你的购买力是来自何种经济关系。就商品房而言,只要有人买,在市场中就形成了“需求”,但这些“需求”可能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需要”,即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购买。他们可能完全是为了投机和炒作,但市场本身的需求状况却无法对此进行甄别。
　　商品房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满足“需要”,而不是市场“需求”。我们的房地产政策不是从“需要”,而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调整,让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是很困难的。我们的住房政策如果不把住房看做是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而是作为一般商品和奢侈品去认识,也会造成发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