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应该去养猪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李后强】

　　近几个月特别是进入六月份以来,国内市场猪肉价格高居不下,甚至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景象。猪肉价格大起大落已经成为这些年的一种常态,不但让生猪养殖户吃了不少苦头,消费者买肉时也时常有被“割肉”的感觉。
　　生猪养殖户如何把握市场命脉?政府如何稳定猪价?我希望国有企业能有所担当,投身养猪事业和产业,举办大型养猪场和开办猪肉专卖店,为平抑猪肉涨价做出贡献。对于目前的猪肉涨价,我们不要过于紧张,更不要恐慌,但要高度关注。物价的变化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价格是供求信号,反映的是供求关系的波动,任何物价都有波动的时候,只是对有些商品人们不太敏感,如对房子、汽车、家具、电器、衣服、首饰等价格变化的关注相对迟钝。
猪肉是一种大众食品,人们几乎每天都在食用,所以大家对猪肉的关注度相对较高。正是因为猪肉具有涉及面宽、使用频率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所以就决定了猪肉价格在社会生活中表出敏感性、大众性和时效性。
　　目前猪肉价格过高的原因主要是供不应求的结果。而导致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是“四多四少”。
　　一是分散养殖多,规模化养殖少。目前四川散户养殖所占比重在60%至70%,散户养殖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市场反应迟钝,不能及时掌握市场供需信息,往往存在“跟风”和“从众”现象。而一些对市场信息把握及时和准确的大型生猪养殖企业较少。很多生猪散养户往往会跟风养殖,养涨不养跌,市场上猪肉贵的时候就买进猪苗,而等生猪出栏时正好赶上大量生猪出栏、猪肉价跌。跟风养殖正是农户对市场反应迟钝的表现。
　　二是放弃养殖的农户多,专心养猪的农户少。散户养殖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固定,由于这些散户养殖规模小,感觉市场好点时就多养几头,不景气时就少养,甚至放弃养殖。与散户相比,那些专注于养猪的人少。以新津为例,前几年,仅仅靠养殖户余忠带动起来的规模生猪养殖就有三四十家,但是今年已经所剩已经不足四家。像余忠这样坚持下来的较少。
    三是中间环节得利多,农户盈利少。生猪与猪肉价格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在猪行业链条上,农户得利很少,中间环节拿走了大部分利润。涨价消费者会受损,跌价农户会受损,中间环节则“旱涝保收”。
　　四是传统养殖多,科技含量少。目前国内生猪养殖散户多、集约化程度低,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生猪养殖科技含量底,产量低、效率低和防疫能力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出现 “四多四少”,主要是因为“比较效益”与“边际效应”。首先,就“比较效益”而言,养殖户会将生猪养殖与其他职业的收益进行一个比较。除去饲料成本,散户出售一头猪的收益大概在200元左右,时间需要半年,这还没有除去人工费、场地费、水电费、草食费和折旧费等。而外出打工,每人每个月收入至少也有1000元,且风险小。农户在比较两者的收益和风险后,放弃生猪养殖外出打工就成了他们大多数的选择。其次,就“边际效应”而言,养殖户在经历几年的尝试后,必然会对这种“利薄”行业产生厌倦,逃离也成为一种必然。吃猪肉的主体人群没有减少,而生猪产量下降了,涨价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凡是大面积、反复出现的现象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律支配。猪肉价格波动其实质是一个科学问题、一个经济学问题,应该理性地去对待。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猪价上涨应该是必然的,但幅度不会太大,因为受“猪周期”支配,有时涨价有时跌价,总体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猪的生长有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供与求两种力量博弈表现出来的“猪力量”产生“猪周期”, “猪周期”产生“猪效应”。这在物理学上是动力系统问题,表现出“极限环”和“多重极限环”,破环可以产生混沌和分岔。周期是完成一次振动所需的时间。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其连续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间叫“周期”。一个“猪周期”是指相邻的两个市场价格峰值之间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到两年半。用“控制论”原理来具体分析,就是一个信息反馈过程。生猪养殖户得到正反馈(涨价信息)决定养猪需要的时间为半年左右,接下来,从母猪受精怀孕到产仔、哺乳,这段时间大概为174天,然后是育肥至200斤左右的成猪,这段时间大概为半年时间。生猪储圈和出栏农户得到负反馈(降价的信息),这个过程需要半年的时间。再到农户决定不再养猪又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就是“猪力量”作用下的一个“猪周期”,整个过程算下来大概是两年半左右,有时是三年、四年时间,因为其他外在市场信息对此周期有很大影响,包括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自然灾害和牲畜疾病等因素。
　　如何稳定生猪生产,保护养殖户的积极性?
　　一是政府进行补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猪肉是一种“半公益性”食品,养猪既是产业也是事业,政府应进行适当地补贴,以保证生猪养殖户在市场价格波动和疾病威胁下不亏本,这样才能调动养殖户的积极性。
　　二是国有企业要敢于担当。国有企业应该为国家和政府分忧,特别是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上,应该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少干一些只赚钱的事,多干一些非公企业和个体户不愿干的事情,把养猪当成公益性的事业来做。而不应该投身于房地产等行业,与民企争利,以逐利为目的,因为这有悖于国有企业的职责定位。国企应该去举办大型养猪场,建设大型猪肉储备库,开办大型猪肉专卖店,为平抑猪肉价格做出贡献。
　　三是鼓励集团化、规模化养猪。应大力鼓励养猪协会、专业养殖户、海内外资金投身于规模化生猪养殖,应培养一批养猪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品牌企业,给予他们税收、规费等政策方面的优惠,让他们有利可图。此外,国家还应加大对养猪产业的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服务,增强防疫能力,解决养殖户的后顾之忧。
　　四是鼓励国民调整食品结构。吃猪肉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一种饮食习惯,带有浓厚的短缺经济时代的特色。但随着食品的多样化,国民应该相应地逐步改变之前的食品结构,用鸡、鸭、牛、羊、兔等肉品来分担猪肉的压力,这更有利于国民健康。
　　四川作为一个养猪大省,担负着平抑猪肉价格的重要任务,学术界和政府都应该高度重视,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长远,深入调查研究生猪养殖产业规律,尽快建立猪肉价格的管控系统,认真践行执政为民的理念,让群众吃得起肉,能吃上放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