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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刘诗白:不做书斋的学者

时间:2012-3-24 22:02:02  作者:  来源:经济学家周报官网  查看:150  评论:0
内容摘要: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新中国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经坎坷,政治斗争风风雨雨,“十年浩劫”狂潮急浪,使理论研究成为政策的解说和注释。更为可怕的是,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唯书”、“唯上”不良学风阴...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新中国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经坎坷,政治斗争风风雨雨,“十年浩劫”狂潮急浪,使理论研究成为政策的解说和注释。更为可怕的是,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唯书”、“唯上”不良学风阴魂不散,凡事先问姓“社”姓“资”,缺乏科学研究所需的求实创新精神。对此,即使是刻苦钻研、呕心沥血甘坐“冷板凳”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也难有作为。刘诗白尽管自嘲“在50年代就写了不少这样的只能放在抽屉内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作品”(见《刘诗白文集》第一卷“作者序言”)。但他的许多作品,包括“文革”前的作品,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如早在50年代,刘诗白就倡导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他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一文中提出,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研究范围总是大于对象范围。他在肯定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的同时,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应该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而不能像传统研究方法那样只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此后,刘诗白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研究的范围拓宽,把生产力发展运动的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纳入其研究范围,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具体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以指导经济活动的实践,而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内容只限于几条抽象的“规律”。这篇发表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10期上的文章,在当时即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
  又如1962年刘诗白在《江汉学刊》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一文,从理论上较完整地阐述了讲求经济效果的重要意义,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理论体系的先驱之作。由于他是当时学术论坛上活跃分子,他被邀请参加了196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扩大会议,成为与会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来自西南的刘诗白得以与孙冶方、王亚南等经济学先辈同组讨论,深受他们的启发。
  刘诗白一贯主张,经济学是致用之学。把理论研究立足实际,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鲜明特色。他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致力于民富国强,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应是人民财富学。1992年出版,由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把“人民财富”的研究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这一构架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把人民财富的最大增值、合理分配与优化使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把人民财富上升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归纳和科学概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因而,刘诗白提出人民财富的最大增值、合理分配、优化使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问题,无疑为革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条重要思路。

    所有制“三性”论

  所有制问题过去一直是我国理论研究的“禁区”,而刘诗白是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早在1979年以前,他就一直在思索,如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以取代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他发表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二期上的《试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完善》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应该是“不完全的”的新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把统收统支、吃国家大锅饭的国营企业改造为实行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具有相当超前性的。
  1981年,在成都召开的首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刘诗白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上述“三性”观点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纯公有制论”、“单一公有制”,以及“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观点而提出的。他认为,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将长期并存;其具体形式,除全民和集体外,还有“全民+集体”、“全民+集体+个体”、“集体+集体”等多种联合所有制形式。公有制是多层次性的,如全民所有制在经营形式上,将会出现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体租赁等;在资金结构与分配结构,将出现吸收部分职工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还可以吸收集体资金、社会个人资金以及向其他企业投资等按股分红形式。当时他明确提出的上述论点,可以说是对20年后我国所有制形式发展作出了理论预言。
  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诗白的专著《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该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一般理论和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结合我国改革实际,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重新进行了理论论证。《学术月刊》曾载文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运动的规律,并对一系列问题作了分析和回答。”
  刘诗白的上述认识并非仅仅来源于理论推导,更多的是基于对改革实践的思考。始于1979年的四川省国营工业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给他以有益的启示,即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的微观经济基础,必须在全民所有制组织结构与模式的改革上下功夫。
  刘诗白是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先驱理论研究者。早在50年代末期,他就曾经著文论证过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价值规律作用讨论会上,刘诗白曾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带有市场经济性质”,是“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无论是个人副业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全民所有制消费品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都具有市场经济的性质。这些领域不仅离不开市场交换,而且不同程度上要从属于市场上价值规律的调节。”在当时,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是牢不可破的信条。即使是一些人认识到传统体制的弊端,但顶多也只提到社会主义实行商品经济。而刘诗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命题,这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此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刘诗白这一理论创新的预见性。

    产权主体论

  1986年以来,刘诗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论文,对过去理论界认为“离经叛道”的产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他认为,传统国有制企业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以来,引入了市场机制,采取了扩权让利等多种措施,力图把企业推向市场。但种种改革措施,并未使企业真正活起来,其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刘诗白很早就提出企业应该是独立的产权主体这一命题。他的许多阐述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都是以构建产权主体立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其行为特征是围绕着市场团团转,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但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它必须是产权主体,即必须拥有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并能享有“产益”和承担“产责”。而我国传统的国家所有制企业,其产权模式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缺乏法人财产机制,企业没有真正面向市场所必需的责、权、利,当然就不可能真正自负盈亏和拥有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因此,构建市场机制,必须着眼于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重点是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即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探索和构建确保国家所有权,强化企业经营权的法人财产制度并由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构建起一种能有效地实现国家所有权和保证企业经营权的新产权制度,必须深化企业改革,把单一国有产权制度改造为多元产权制度;把高度集中的国有国营的产权制度,改造为两权相分离的产权制度;把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改造为明晰化的产权关系。因而,他主张构建新的产权制度,是搞活我国国有企业的突破口。刘诗白是公有产权论的倡导者,他提出构建和明晰企业产权不等于实行企业所有制。构建起企业产权或法人产权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国有资产性质的改变,国家仍然将通过经营者选择权,重大决策权以及利润和税金上缴等形式实现所有者权益。企业拥有法人产权并不等于实行所有权企业化和放弃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
  在我国,产权问题一直是个理论禁区,直到1995年理论界仍然有人认为产权改革就是私有化。这种错误认识,延误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而刘诗白研究产权理论,不是为了赶时髦,标新立异,而是改革的需要。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产权问题,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和途径。事实证明,刘诗白的探索是超前性的。

    倾心改革献良策

  刘诗白一贯主张理论研究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他的许多对策建议也屡屡为政府决策部门所采纳。1985年他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业已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1988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他与蒋一苇等43名人大代表联合提出提案,建议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权力,建立货币委员会。当初这一提案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开拓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而且有利于强化和改善宏观调控。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有关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条款,采纳了当时提案的建议。1988年,为了平抑物价上涨,中央实行治理整顿,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急刹车方式的全面紧缩带来负效应,1989年春出现市场销售疲软,9月以后更出现严重的生产滑坡与效益滑坡。情况的变化,需要调整“紧缩”力度,实行松动银根的政策。刘诗白在1990年全国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缓解市场疲软十策”的建议。这十策是:①用活资金来启动市场带动市场; ②强化商业功能以疏通市场; ③用开发新产品来开拓市场;④用好价格机制来促进销售; ⑤用消费来激励市场; ⑥减少对一些商品的不必要限制以活跃销售; ⑦限制不必要进口,提倡国货以扩大销售; ⑧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 ⑨采取有效措施清理“三角债”;⑩用好投资来启动市场。实践表明,这些政策建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缓解市场疲软起到了一定作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发言。
  刘诗白始终十分关注国有企业的改革。他提出,要大力抓好关键性的少数,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骨干性国有大企业的“三改一加强”,切实搞好“抓大”;对于小企业要采取联合、承包、租赁、股份合作、出售给职工等多种方式,放开搞活。要实行“扶优”,通过联合、兼并、破产等形式,促使那些低效、无效运行的资产,向优势“龙头”企业集中,从而盘活资产存量。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参加了四川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及1993年国有企业改革33条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谈及国有企业改革,刘诗白对此充满信心。他认为,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是退是进,在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中,都应该借助资本市场,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来完成。搞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是靠制度创新,其核心是产权问题,要以公司制为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二是企业组织结构优化; 三是技术进步; 四是加强管理。一句话,要形成一个好机制,有一个好产品,有一个好领导。他认为体制是先决条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有了制度作保证,再有了好的领导班子,选准了好产品,企业自然也就活了。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而这些观点,刘诗白能够较早地提出,充分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在体制大变革中求真的思维轨迹。

    步入经济学殿堂

  理论探索和改革之路从来不是平坦笔直的长安大街。在刘诗白从事学术探讨的半个世纪中,正是我国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产品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与国家的命运一样,刘诗白的学术生涯也有着不平常的经历。
  1925年,刘诗白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父亲当时系成都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在抗战时期曾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老先生是一位崇尚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哲学、文史研究,博览群书,从中国的诸子百家,到西方的启蒙学者,甚至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均有涉猎。而母亲则工于诗词歌赋,其造诣不俗,与当时有名的女词人沈祖芬是好友。书香门第浓郁的文化熏陶,使刘诗白从小就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他的学生时代,正值旧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内遭新旧军阀和专制政府横征暴敛,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灾难境地的时期。1937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刘诗白一家从上海逃亡到重庆。一路上,刘诗白耳闻目睹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生出救国兴邦的最初愿望。在重庆读中学时,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统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传播,对刘诗白影响极大。他从高尔基、托尔斯泰等《母亲》、《战争与和平》以及新俄文学家著作中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     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星空》,以及茅盾、夏衍等革命作家的大批文艺作品,刘诗白爱不释手;当时的重庆地处抗战后方,但却并非世外桃源。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狂轰乱炸,山城弹痕累累,人们天天跑警报。尽管如此,刘诗白仍然坚持学习,他如饥饿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如由郭大力、王亚南译,三联书店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以及国内进步学者艾思奇、钱俊瑞等写的许多启蒙读物。《资本论》成为刘诗白步入经济学研究神圣殿堂的向导,其中关于商品二重性、商品拜物教,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引起刘诗白极大的兴趣,激发了他最初的革命思想。
  1942年,刘诗白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王星拱担任武大校长,这位崇尚科学的爱国知识分子,广揽饱学之士,实行民主办学,使武大名流荟萃,学术风气甚浓。如经济系的陶因主任、资深学者杨端六、刘秉麟;英国文学教授朱光潜、哲学教授张颐、俄文教授缪朗山等。名师出高徒,在他们的指导下,刘诗白系统阅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大批西方经济学原著。但他并非闭门只读圣贤书,而是关心国家兴亡,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武大,刘诗白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学生,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文谈社”。武汉大学在抗战时期迁到四川乐山,彭迪先、杨东莼等一大批进步教授在讲坛和各种论坛上宣传革命理论,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与刘诗白以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有着直接的关系。刘诗白因学习《资本论》中遇到许多疑难问题,经常向彭迪先请教。彭迪先知识渊博、诲人不倦,刘诗白从良师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益。
  1946年,刘诗白武汉大学毕业,应彭迪先教授之邀,受聘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开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1947年,他翻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M·Dobb)所著《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多布曾亲自为之作序。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是四川大学进步团体“文学笔会”活动的参与者。1948年,他参加了革命群众反对成都军阀王陵基镇压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1949年春,成都一片白色恐怖,刘诗白发起和参加了地下进步青年组织“职业青年联合会”,并亲自为该会起草了宗旨: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新民主主义,迎接解放军。这一年5月,刘诗白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进行争取民主和迎接解放的革命活动。1946年至1949年底,刘诗白在成都的住所—奎星楼街10号一直是川西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秘密聚会点。川西地下党负责人刘世杰等经常在此秘密集会,策划成都迎接解放的各种活动。

    科研行政双肩挑

  1949年,新中国诞生。1951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刘诗白由四川大学调到成华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等课程。1958年以前,他主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以后,研究重心则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如论证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农村家庭副业;并积极参与国内经济理论界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等问题的讨论。这些最初的探索,为刘诗白日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中,我国遭受了空前未有的厄运,刘诗白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年来从事教学科研的讲稿、笔记,花费了许多心血写成的近20万字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书稿及书籍被洗劫一空。虽历经折磨,但他并未气馁。1977年,刘诗白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参加许涤新主编的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写工作。此后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资本论〉辞典》等的编写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奏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我国迎来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理论创新的新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诗白承担了大量学校行政工作和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他曾先后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在担任学校副校长和校长的近10年中,他严格治校,着力经济学基础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使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大大提高,在全国财经院校中名列前茅。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并未使刘诗白放松科学研究。由于亲身经历过5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对历史的冷静思考使他深信中国社会主义的振兴,关键在于搞好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则是按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近20年来,刘诗白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与产权等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上述领域的理论经济研究中,他提出了不少在经济学界有影响的、独创性的见解。刘诗白还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1984年,他赴美国考察,访问了美国10多所大学;1987年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并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堪培拉大学和新西兰的维卡托大学讲学;1988年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西北大学、田纳西大学、玛里塔学院及加拿大圣玛利学院等校讲学;1996年和1997年赴德国高等财经学院访问。他在这些大学所作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学术讲演,受到国外经济学界的好评。

    每年有新作问世

  学而不思则罔,这是刘诗白信守的格言。在经济学这个园地里,他辛勤耕耘了50余年,不仅著述宏丰,而且取得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家,刘诗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强调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学究式的书斋学者,而是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寻找思维源泉和勇于思维创新的经济学家。几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重大时期,他都提出过具有时代气息的新观点。实践证明,许多观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并对实际工作发挥了积极影响。
  80年代以来,刘诗白亲身参与实践,从实际出发,赴江浙、广东等地考察,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广东模式进行总结和推广,充分肯定乡镇企业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刘诗白虽然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和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的顾问及多个全国性学术研究会会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刘诗白心系改革,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充当“智囊”,为中央及地方经济建设和改革献计献策上面。1996年,他不辞辛劳,带领一帮人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大成都经济圈的四川经济发展战略的建议,受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刘诗白的科学研究并未中止,且成果日丰。1998年12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刘诗白主笔的《主体产权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社会主义产权经济学的空白。
  1999年5月,八卷本的《刘诗白文集》隆重面世,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出版界的盛事。
  2000年他的《我国经济转轨期经济过剩运行研究》出版。
  尤其是2001年以来,刘诗白先后在《求是》、《经济学家》、《宏观经济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论科技创新劳动”、“论服务劳动”等有关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文章。他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系统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和劳动价值的形成及变化。尤其是关于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在创造价值中的功能,以及有关科技创新劳动报酬等问题的研究,对于深化改革、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劳动积极性,促进新时期科技进步和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这充分说明,刘诗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超前的。

(摘自《生产力研究》,作者蒋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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