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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张卓元亲历重大决策的出台

时间:2012-3-24 22:02:58  作者:  来源:经济学家周报官网  查看:95  评论:0
内容摘要: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同他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和秉持独立的学术及勇于探索、积极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否则……    清瘦高挑,温文尔雅,一如他的“稳健”风格。如果他走在大街上,或许...
    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同他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和秉持独立的学术及勇于探索、积极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否则……

    清瘦高挑,温文尔雅,一如他的“稳健”风格。如果他走在大街上,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眼前这位朴素的老者,竟有着近10年来多次参与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的改革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出台背景。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卓元。走近张卓元,我们好像是在解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的某一个环节。

    解密中央文件起草内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25年的跨度,浓缩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2003年10月14日下午,海内外关注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的起草,始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重点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体制问题提出改革目标和任务,做出决策和部署。”
  早在1993年,张卓元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党的十五大及十六大的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中央充分发扬民主,在历次文件的起草中广泛听取意见。我们也提了许多意见,中央都是非常尊重的。起草时,我们尽量把经济学家的许多改革理论吸收进来,尽量把大家的研究成果在文件中反映出来,指导中国的深化改革,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温家宝同志已多次担任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组长。他非常发扬民主,很严谨,在起草小组会上听到有些‘离谱’的意见时再三叮嘱‘到此为止’、‘没达成一致的说法不要到外面去讲’。虽然温家宝同志是学地质的,但我很佩服他,许多理论思想他很熟。”
  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温家宝先后8次主持起草组全体会议。《决定》的起草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反复锤炼、不断升华的过程。6个月的时间里,起草组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反复讨论、广纳善言。在中央和地方、党内和党外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支持,一条条意见建议、一份份调研报告,如涓涓清流,为《决定》注入鲜活的生机。起草组经反复修改,形成了《决定(讨论稿)》。
  10月11日,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安排3个半天,对《决定(讨论稿)》进行讨论。几上几下、经过数十次修改的《决定(草案)》,是对历史和实践的科学概括,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结晶,获得全会的一致通过。这一刻,张卓元等起草小组成员都激动不已。
  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公布,和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文的发表,立即在海内外产生强烈的反响。舆论普遍认为,《决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是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解读中国战略白皮书 

    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又处在新的起点上:经过25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引人注目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份“锐意改革”而又非常“务实”的纲领性文件,将引导中国走向一个更有效率、更加协调发展的市场经济。“《决定》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论,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张卓元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的五个方面,现在看来,这五个方面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或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谈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和新提出的改革任务,张卓元强调:“‘三农’问题的突出,需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和机制;缓解就业压力,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改变所有制歧视;协调经济发展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政府就要相应的转换职能,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以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仍将是今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金融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国企改革的进展和深化。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仍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既要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又要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5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每一次跃升,都缘于改革理论的突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在体制内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体制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从而使经济日趋活跃、市场逐步繁荣、人民群众不断受益,做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和统一。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达到消灭个体经济的程度,我国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具有多层次性,个体经济更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个体经济也从配角升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目前要做的工作,就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有新的大手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新的思路和可行的路径。10年前有一个大手笔,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今要有一个续笔,规范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古老的东方大国激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参与整理经济改革理论先驱最后的名篇

  在社科院经济所办公楼里有一座经济所原所长孙冶方的半身铜像。今天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可以说就是孙冶方当年的得意弟子。
  1957年,孙冶方出任经济所所长。这位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的到来,给所里带来了清新的学术研究风气。孙冶方标新立异的理论思想观点,包括他做学问的态度,深深感染着张卓元等当时年轻的业务骨干。在孙冶方的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张卓元渐渐了解孙冶方经济理论观点发展的脉络,也开始产生后来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思想萌芽。
  张卓元步入经济学界纯属偶然引发的一个兴趣所致。在广东梅州中学读高中时,张卓元无意中读到一本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诺夫的《政治经济学》,书中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描绘使他入了迷,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继续深造。系主任林伦彦教授对《资本论》研究颇深,为人坦诚朴实,张卓元在他的教诲下受益匪浅,林教授的修养品质也深受他的敬佩。1953年,在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张卓元被调整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理论班,在这里继续完成未竟的学业。
  毕业后,张卓元凭借自己的过硬学识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归口于不久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组工作。这里可谓中国经济学神圣的殿堂,有国内一流的经济学研究专家,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张卓元自然如虎添翼,才干增长突飞猛进。
   50年代后期,张卓元曾几度作为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老一辈著名学者的助手,大师们的思想观点给了他许多启迪与熏陶,学到了不少东西,大大促进了他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成熟。
  然而,1964年,张卓元与何建章合著的系统论述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定价主张的文章发表以后,引来批判。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批判会上,孙冶方上台讲话说:“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此后,批判的矛头直指孙冶方……
  粉碎“四人帮”以后,孙冶方的冤案得到平反,上级领导也注意到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价值。1979年,社科院经济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帮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书稿。张卓元和吴敬琏当时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孙冶方的许多文章、著作都是由他们帮助整理出来的。
  对这段历史,张卓元回忆说:1979年4月,孙冶方带领着写作小组去了无锡,并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8月,孙冶方在与写作小组的同志去秦皇岛写作时突然发烧,被送回北京医院。“他在医院做了剖腹检查手术,发现得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所的领导决定加强写作组的工作,集中精力抢救孙冶方的学术。我们积极地工作,在病房听孙冶方的口授、录音,然后进行整理,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约20余章的初稿写作。”1982年9月,孙冶方在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病情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写一篇关于实现20世纪战略目标问题和批评‘基数大、速度低’消极论调的文章,但是他实在力不从心了。他向我口授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主题,请我代笔。我认真领会孙冶方的理论思想及文章意图,起草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的初稿。”当时,张卓元拿着草稿来到医院,在病床前一句句地给孙冶方念,孙冶方一句句地改。然后,张卓元再带回去誊抄整理,再来听取孙冶方的意见。如此反复,孙冶方生命中最后的一篇著名文章就这样产生了,并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孙冶方的这篇文章为人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诞生也包含着他的弟子张卓元的一份智慧和辛劳。
  而今的张卓元,已把经济所所长这一重任传给了年轻的同志,他自慰的是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辜负孙冶方老师和理论界的厚望。

    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都要稳中求进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论著称张卓元等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我一直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同时应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和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尽管这些见解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非议,但他至今不悔,并打算作出进一步的充分论证,最后让实践进一步来检验而作结论。”
  1983年,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当时,正是中国改革蓬勃向前推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主线,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争鸣和探讨。张卓元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一项深层次的改革。在1987年的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和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标志着“稳健改革派”诞生: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
  “根据中国国情,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8%的经济增长率和5%左右的物价上涨率是较佳的结合点,年货币供应量一般不宜超过GDP增长率的一倍,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这些观点与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比较接近,也可以说这些观点被采纳的稍微多一些吧。” 张卓元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价格思想以中国价格改革实践为依托而逐步展开,直接影响和促进着中国的价格改革实践。可以说,他的价格思想是反映价格改革实践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价格改革的曲折历程。
  以稳健著称的张卓元主张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但他又非常重视政府对于价格的宏观管理。因此,他主张价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这样可以减少价格改革的风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
  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即“十五”计划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在对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大思路上,起草小组成员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以往注重数量和速度,转变到注重质量和效益。因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十五’计划建议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五”计划的制定,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同时,首次听取了国际专家学者的意见。开放时代开放的中国,在制定一个开放型的计划时,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意识。而今,“十五”计划的稳健实施使张卓元无比欣慰。
  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同他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和秉持独立的学术及勇于探索、积极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否则就没有出路;经济理论研究,离开了中国经济的土壤将一事无成。正因为他始终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遵循改革的发展趋势,按照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展开着理论研究,从而取得了骄人的累累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仅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材料,也要求经济学家解答一系列新问题。张卓元和他的同行们还在继续探索着、耕耘着……

(摘自《大地》     作者吴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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