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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时间:2012-6-18 13:42:21  作者:  来源:  查看:59  评论:0
内容摘要:——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2)讲稿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2)讲稿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3)和董卓(4)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5)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6)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7),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

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8)。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9)。——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10)。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11)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

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12)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13)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14),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15)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16),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17),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18),还有明帝曹叡(19),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20)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21)(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22);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23),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24),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25)。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26)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27)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

(28)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

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29),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30)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

(31)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32)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33)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34),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35)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36)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髪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37)——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39)。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40)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41)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42),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43)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

(44)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45)。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48)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50)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51)。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

(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53)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55)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56),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58)。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

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59),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60),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

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61),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62)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

(63)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64)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65)——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

(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注释: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濬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黄巾 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董卓(?—192) 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5)党锢 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6)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7)《三国志演义》 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8)严可均(1762—1843) 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1808)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9)丁福保(1874—1952) 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10)刘师培(1884—1919) 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1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12)《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13)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14)“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 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按郑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15)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16)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17)曹丕(187—226) 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18)曹植(192—232) 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19)曹叡(204—239) 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20)《文选》 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21)“为艺术而艺术”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T.Gautier)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22)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23)文章小道 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24)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廙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

(25)“建安七子” 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按孔融(153—208),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太中大夫。陈琳(?—217),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王粲(177—217),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军谋祭酒、侍中。徐干(171—217),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曹丕)文学。阮瑀(?—212),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应瑒(?—217),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刘桢(?—217),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丞相掾属。

(26)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说: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按“建安七子”中,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龄上,他比其余六人约长十余岁而又最先逝世,年辈也不相同。他没有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还常常讽刺曹操。《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不私纳袁熙(按为袁绍子)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语。

(27)“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见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代人,善造酒。

(28)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搆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

‘……(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

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29)祢衡(173—198) 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时年二十六。

(30)何晏(?—249) 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31)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32)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

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33)巢元方 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34)“扪虱而谈” 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35)葛洪(约283—363) 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

《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36)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

‘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37)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

‘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哭泣起来。

(38)王弼(226—249) 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

王粲的族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

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39)“正始名士” 《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240—249),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40)《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41)司马懿(179—251) 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

人。初为曹操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谋篡位。咸熙二年(265),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42)“解散方” 《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43)皇甫谧(215—282) 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

人。晋朝初年屡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

《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弊,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瀍,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

(44)关于拔剑逐蝇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按清代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卷三一五《褊急》门载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剑逐蝇”的话,但未注明引用书名。按王思,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正始中为大司农。

(45)“竹林七贤”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参看本篇注(39)。

(46)嵇康(223—262) 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人,诗人。《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47)阮籍(210—263) 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著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48)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

著有《酒德颂》,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则操巵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在他的面前“陈说礼法”,而他“方捧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麦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49)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的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50)“口不臧否人物” 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51)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辅之正酣饮,谦之(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

又《王蒙传》:“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52)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53)《大人先生传》 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这里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54)关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55)颜延之(384—456) 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56)《难自然好学论》 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57)管叔蔡叔 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58)《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205—283),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59)裴頠(267—300) 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60)孙盛 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

(61)何曾(197—278) 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

“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

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

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驀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62)“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

(63)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

“(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64)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262)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

(65)《家诫》 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66)刘勰(?—约520) 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67)陶潜(约372—427) 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

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68)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

……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69)墨子(约前468—前376) 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现存《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70)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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