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强国如何由衰及兴

在世界历史上，文艺复兴(1350-1650)是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完成这一转折的重要前提是文化转型和提倡创新。正因为抓住了“文化强国”这一重要的战略性调整，欧洲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快速期。反思文化强国的欧洲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对欧洲危机的深刻认识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是再生的意思。这关系到欧洲的危机与拯救，很有必要从危机角度来重新研究这场运动。危机来自于两个方面：自然灾害和封建制度崩溃时导致的社会秩序紊乱。爆发于1348年的黑死病是欧洲最大的一次鼠疫，以后又连续发生过很多次。它造成的后果是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二甚至更多，导致了土地抛荒、物价动荡、劳动力不足、社会紊乱、情绪悲观等一系列问题。黑死病过后，封建主义也衰退了，饥饿、战争、贫穷、腐败、愚昧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危机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等人开始分析危机的深层原因。

他们发现，中世纪文化并不完善，存在着知识不确定、不实用、不够用的缺陷。由于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主要由职业人士和神职人员构成，因此，他们运用的是经验而不是实验，研究的是彼岸的学问而不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知识相当零碎，不足以承担起关键时刻驯服危机的使命。如何建立起科学、实用的知识体系，并且根据社会的需要把知识转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经济方面，在中世纪经济体制下，存在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三者分离的缺陷。此外，农奴制度限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提倡改变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改变欧洲积贫积弱的局面。

文化方面，他们注意到了文化整合的重要性，尤其是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瑰宝——政治、文学、修辞、自然科学、艺术和美学中汲取营养。在此基础上他们努力创新，实现了从人文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神学意识形态瓦解了，新式的近代教育兴起，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被发现了。

在政治危机的背后，他们看到了知识的缺陷和道德的沦落。落后的封建制度根本无法担负救助社会的行政职责;无知、愚昧使人道德沦丧，而贪婪、嫉妒、自私又导致了社会分离。社会秩序紊乱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封建贵族的巧取豪夺更是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

欧洲文化兴国战略的重点：科学、道德、亲民

面对欧洲的衰弱和普遍危机，唯有建立适应时事的经世致用的文化，才是欧洲复兴的有效途径。这样，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秩序，不要紊乱；要丰裕，不要饥饿；要文化，不要愚昧；要美德，不要腐败，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和振兴欧洲的纲领。表现在：

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细致的学科分类，使知识变得可靠、有用、前沿。知识的可靠性就是建立起知识的科学体系，用科学实验对知识进行验证。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产生了细致的学科分类，并且用实验手段来替代经验手段。前一种努力导致了学科的分类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后一种努力则导致了众多的科学发现，并且把研究彼岸的学问转变成研究社会需要的学问。

建立具有优秀文化精神内涵的道德体系。在但丁的《神曲》中，列举出了人类所犯下的众多罪行。《神曲·地狱》篇中，但丁把人的罪行分为不能节制的罪、强暴罪、欺诈罪、叛逆罪四种。与此同时，但丁提出了仁爱和德治的原则。仁爱可以化为各种美德，不仅包括个人品行上的美德，如智慧、谦逊、俭约等，还包括一种公共的美德，即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和平、公正、奉献和自由。在但丁那里，这种关系是以仁爱和善心为特征的。他指出，只要善的品质传到人间，世界就会发生变化。

关注民生问题，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表现在彼特拉克对于美德的重新解释上。在致帕多瓦统治者卡法兰西斯科的信(常被今人冠名为《论统治者应当如何来统治》)中，他表达了自己关于美德的理念：第一，维护社会的安宁，不仅需要有统治方面的能干、成熟，还要有应付剧变的机制；第二，富足的经济实力，要让国库从巨额赤字变成巨额盈余；第三，亲民，不骄傲轻慢。统治者从不让自己骄奢淫逸，也不享受闲散之乐，只是兢兢业业地统治，而所有人都认为他平和而不软弱，威严而不傲慢;第四，不随便发动战争，让人流血；第五，统治者需要政治智慧；第六，解决穷人的吃饭问题是真正的政治美德：“一个民族之所以濒临绝望，常常是因为食物匮乏，而非缺乏美德。因此，每个国家的幸福更多地是由身体而不是精神的康乐所组成的。”

对欧洲文化兴国的几点反思

欧洲自文艺复兴，走上了一条文化强国的道路。文化不仅成为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成为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文化发展是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真正杠杆。为此，不仅需要我们在理念上明确文化实力的重要内涵，而且还需要剖析欧洲的经验和策略，使文化强国朝着更大规模和更深改革的方面进行。

第一，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为主。中国学者徐梵澄在《希腊古典重温》中言：十三、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是，“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徐先生的观念中有两种必须加以重视的倾向：一种是文艺复兴蕴含着的非凡的创造力，表现在诗歌、绘画、雕刻、建筑、政治、戏剧、舞蹈方面无可比拟的创造性，绝非只是对古典作品一本正经地拘礼模仿;一种是它自身新鲜的自由替换能力，即一种富于变化的手段，让300余年的文化运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换言之，正是这种“富于包孕的变化”，使文艺复兴的文化得以不断提升，以至于它的传奇常常特起奇峰，不断诞生“有意味的新东西”。

第二，摆正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两者互动，促成文化强国的力量。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文化要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各个领域中发挥作用，但也要藉此来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我们国家，文化研究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基础研究和决策研究。这两种研究都很有成绩，但都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不能脱离实际;而决策研究，一定要与基础研究相结合，以期进一步深入。这里，关键要素就是要建立一个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机构，从而把决策研究同基础研究结合起来，提升基础研究和决策研究的质量。例如：国民性研究就既是一种基础研究也是一种决策研究。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应该考虑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民性，要设立研究国民性的专门机构。 如果不注重，就会出现一把钥匙开很多把锁的现象，而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第三，批判与创造相结合，更加重视创造。文化的发展，依靠对旧文化的扬弃和新文化的创造。欧洲的经验在于更加注重创新，视其为淘汰旧文化中的糟粕的手段。新与旧、美与丑、好与坏，其实都是通过比较来确立的。人文主义者一手举着复兴古典优秀文化的大旗，一手则大力创造新的优秀文化。两者相结合，在优秀的文化产品面前，那些粗鄙的、粗糙的事物当然就原形毕露，趋于淘汰。相反，如果把注意力的重点仅仅放在批判旧事物上而不注重创新，则不能获得如此效果。

应当说，文化强国正是顺应了人追求文化、追求美的天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正是从人的天性出发来改变人、改变社会的。天性是人向往美好事物的一种心理活动。朱光潜先生有言：“世间事物有真善美三种不同的价值，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种不同的活动。这三种心理活动恰和三种事物价值相当：真关于知，善关于意，美关于情……人生来就有真善美的需要，真善美具备，人生才完美。”这段话，也许正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优秀知识分子企图通过文化改造社会的寄托遥深的愿望。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