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论”的观念与境界

近几十年来流行的“窄而深”的问题取向式的专题研究，囿于缺乏大理论以及整体全面的历史文化把握，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当代文化价值观重建中，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如何对百余年中国文学研究经验进行有效的学术反思，如何寻找中国文论研究的新路径，业已成为困扰一个世纪以来学者的重大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论的当代进程与未来走向。作为有益的理论尝试，党圣元新近出版的论文集《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河南大学出版社），剖析了20世纪以来各种性质复杂的学术实践，厘清了百余年来诸多知识话语的源流统绪，除去了许多知人论世结论的遮蔽，经过极为艰苦的理论整合以期重返整体性的意义世界，特别是有关“大文论”理论构想的提出及其初步展开，对于陷入“创新焦虑”的当下文艺学，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大文论”既是对待文论与文化的学术姿态与价值取向，也是著者研究文化诗学的思维方式。“大文论”的提出，所针对的正是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小文论”话语。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文论是以“天—地—人”、“道—圣—经”为轴心层层展开的，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源共生、相互依存，因而具有独特的开放性和生命力。因此，“大文论”的命名，能够更为贴切地呈现出传统文论固有的学术品格及其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

在研究视野上，“大文论”强调返本与开新结合，兼容中、西、马三大文论的精髓与优良品质。何谓返本？百余年的学术实践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回到原始的文、史、哲合一的先秦文化传统中去。在《论中国传统文论经典诠释中的视野融合问题》、《断裂与融合：兼谈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过度阐释问题》中，作者重视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关注的问题，提出“语境融合”、“双重历史循环”等命题，主张文本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融合，吁求古代文论研究回到其文化原点，从而破除西方文论具有普世性与元理论特质的认识遮蔽。所谓开新，在作者看来，是基于本土文论的深厚资源，开放吸纳西方哲学的解析之法。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大文论”体系，是一种开放、综合的文化创新，既不同于“以西释中”、“援西入中”，也不同于“荣今虐古”、“荣古虐今”、全盘西化或本位复古等路径。在有关中国文论体系特征的研究中，作者写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与体系》、《如何阐释和表述传统文论范畴》、《学科、体系与书写体例：古代文论研究中诸问题的思考》等系列文章，呈现出一个体系完善、层次分明的古代文论思想系谱，这是对文艺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以西释中”倾向的一种有力的反正。

在研究方法上，“大文论”强调“顺着说”而不是“倒着说”。作者认为，我们用以考察的视野和立场不可能纯然是某种“中立性”或普遍客观性的，而只能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我们将从建构中国式的现代文论价值观念体系或观念形态的文化视角和价值立场出发，来检视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论体系的建立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文学思想自身的资料和本然的历史脉络“顺着说”文论史，而非从现代西方思想的后设价值立场“倒着说”古代思想的意义。在《钱锺书的文化通观与学术方法论》、《主导多元，综融创新》中，作者以钱锺书、敏泽等学术前辈为例，充分证实百余年学术创新实践中，惟有秉持比勘会通的文化通观立场，以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固有之传统，方能融会贯通、成就一家之说。在《对话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等文中，作者主张通过理论及其要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搭建古与今、中与西、心与物、主与客、史与论、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现实、文学和文化的动态阐释体系，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理解和对话中，立足传统，回应当下，面向未来，从而呈现出中国“大文论”所具有的“当代性”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