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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精神

时间:2012-9-21 9:11:25  作者:  来源:光明日报  查看:398  评论:0
内容摘要:老子哲学的历史贡献

老子哲学的历史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第一,老子的本体论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一元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基础。

在老子之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论及世界本原时,尚处于多元本体论阶段。其中包括“八卦”说、“五行”说、“阴阳”说等。而老子创造出以“道”为万物本原的本体论哲学体系。这就用哲学一元本体论代替了以往种种形式的多元本体论。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两种互相对立的哲学路线的发展方向。老子之后,一些哲学家把“道”理解为“无”或“无有”,建构起中国哲学史上精神本体论的哲学路线。后来的宋明理学家所建构的理本体论,正属于此类;再后来又有一些哲学家把老子的“道”理解为“精气”、“元气”,由此而演生出中国哲学史上气一元论的哲学路线。从稷下道家的精气说,到黄老学者的元气说,再到宋明时期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所倡导的“气本论”学说,都属于此类。

第二,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学说,对中国和世界建立辩证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朴素辩证法大师,有着无比丰富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三个命题上:一是强调“有无相生”,二是强调“反者道之动”,三是强调“大小多少”(即大生于小,多起于少)。这三个命题的关键,是分别体现了“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等表达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这更是一个伟大创造,不仅中国历代许多著名哲学家的辩证法成果同老子保存着渊源关系,而且世界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同老子的辩证法颇有相似性。老子关于辩证法的三大理论创造,比黑格尔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论述,早问世两千三百余年。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哲学文明的重大贡献。

第三,老子以“知常”为标志的认知理论,对后世确立追求真理的价值取向影响至深。

老子所谓“知常”,即把握常道,用今天的话说,即认识客观规律,或曰把握真理。强调遵循规律,这正表现了老子对真理的追求。它启迪着后来者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进行有效的理论探索。无论是荀子的“天行有常”论,还是韩非的“缘道理”论,乃至唐代刘禹锡关于“推数”、“乘势”、“揆理”之论,都表达了遵循客观规律的思想倾向,因而同“老子”关于“知常”思想,一脉相通。

第四,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对完善传统治道观贡献巨大。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老子的政治谋略自成一家,其中心内容,就是倡导“无为而治”。作为政治谋略,不仅有利于提醒统治者在治民实践中,避免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注重给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有利于弥补儒、墨、法诸家实施“有为之治”的某些缺陥,并矫正其失误。強调无为之治,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统治者清虛自守,卑弱自持。这表现了“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李世民语)的特色,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关于《道德经》的精神,前人曾经有很多概括。如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所谓本指无和无为,末是有和有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作为道家的核心,老子的思想当然适用这一描述。其实王弼和司马谈所说大体上是一致的,都突出了老子思想中虚无的特点,在政治上则落实为无为和因循的原则。我想从当代学者不大重视的四十九章出发,来谈谈《道德经》这种虚无和因循的精神,以及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节制和宽容。四十九章的文字比较多,为了讨论的方便,先把它写在这里: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是这一章的纲领,也是虚无和因循精神的最明白的呈现。圣人体虚无,故无心,无心则能以百姓心为心,此便是因循。圣人为什么要无心?盖有心则未免于借助权力之位之势,以己心为百姓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和世界,从而以有为、粗暴的方式占有和主宰世界。这正是人世间人主的常态,老子称之为“强梁者”。此有心之心或恶或善,恶不必提,即便是善,如仁如义如礼,其结果或仍为恶,所谓“善复为妖”。如追求“和”的礼却可能成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所以必无心方能避免此问题,无心则能以虚受人,顺应百姓之心,道法自然。这正是老子与儒家分歧的关键处。儒家以为圣人先知先觉,百姓后知后觉,所以主张教化以新民。老子则以前识为“道之华而愚之始”,主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比较起来,儒家对人对知识都比较乐观,进而采取信任的态度,老子则谨慎得多,更强调无知的一面。对于他而言,与其信任一个人,还不如信任百姓;与其相信一个人的知识和意志,还不如顺应百姓的意愿。从此出发,老子主张君主必须要节制自己的权力,节制主宰的冲动,给百姓更大的空间。这不仅是为了百姓,也是为了权力自身。为政者应该意识到,在给百姓更多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就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八十一章“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的说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段话是虚无和因循原则的具体化,充满着宽容的精神。从《道德经》来看,老子是承认有善人和不善人的区别的。如二十七章“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以及七十九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面对这个区分,老子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采取了“混同”的态度。他主张对于善者和不善者,都善之;对于信者和不信者,都信之。通过这种混同,善与不善、信与不信的区别逐渐消失,此即“德善”和“德信”。可以看出,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不善者”和“不信者”,而如何面对又取决于如何理解。善和不善、信和不信的区分,以及“不善者”和“不信者”的命名,是不是为政者“以己心为百姓心”的人为操作?换句话说,这种区分和命名或许并不客观,不过是出于权力的私意。一旦从“恒无心”的虚无出发,善和不善等的区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这种理解,“善之”“信之”的态度就是自然的结果。这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谓的宽容精神,在汉语中,“宽容”一词最早正是出自该篇叙述老子思想时所说的“常宽容于物,而不削于人”句中。与法家和儒家相比,老子的思想对百姓的确最为宽容。

在宽容的态度之下,理想的政治就不是昭昭、察察的清楚,而是昏昏和闷闷的混沌。执政者不是用各种各样的名来命名和分裂社会,而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昭昭和察察只能强化这个世界的区分,并激化社会的矛盾。昏昏和闷闷才会带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太平景象。所谓“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指的就是混沌的政治。对于圣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浑其心”,也就是“无心”,在顺应和宽容百姓之中保持权力的长久稳固。

《道德经》倡导的虚无、节制和宽容在中国思想中独树一帜,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价值。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上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价值迷惘和心灵污染三大危机。面对这些社会危机,西方人开始从东方道学中寻求哲学智慧,以解决现实问题。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评述老子《道德经》时指出:“这本书虽然不到六千字,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肯定道学“对西方文化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能使西方文化得以更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认为《道德经》“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德国人尤利斯噶尔指出:“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认为《道德经》“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老子的《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美国学者蒲克明预言未来“《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它之所以受到世人如此重视、如此高的评价,因为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最系统的第一部“大成智慧学”。

在政治上,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指出,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必须善于从老子《道德经》中去寻找政治智慧。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大声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美国前总统里根援引《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名言,以寻求其治国理念和方略。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建议全世界“遵循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极力推崇老子的《道德经》,援引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努力将这种不朽的哲学智慧应用到联合国工作中。

在经济上,要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从《道德经》中寻找发展经济的哲学智慧。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认为“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在世界范围内,已悄然地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群体“道商”。所谓“道商”,就是以道学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商人。法国阿尔斯通总裁安南·博格先生声称:“在中国做生意,要懂《老子》。”曾担任财富五百强公司高级执行官的詹姆斯把《道德经》尊为新世纪的商业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观点,就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的经典表述。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根据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美国GE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依据老子的“为道日损”的思想,提倡“无为式”的“简单的管理”。

在科技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汲取灵感。英国科学家霍金在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启示下,提出了“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的“质朴性原理”,与老子所谓“道”的质朴性是不谋而合的。美籍华人李政道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与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也有吻合之处。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提出“自然农法”,并称自己“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这一伟大命题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在人生哲学上,很多学者认为,要想把现代“疲惫的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善于从中国道学中寻求快乐哲学。德国诗人柯拉邦德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生活,争做“欧洲的中国人”。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认为西方人应按照老子的“上善若水”理念塑造现代人的理想人格,并学会以“方圆之道”处世待人。不管是《道德经》中的“为道日损”、“身重于物”、“少私寡欲”、“上德若谷”和“知足常乐”理念,还是《庄子》中的“以死为乐”、“坐忘”之道和“逍遥游”的理想境界,都是构建潇洒人生的精神资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老子提出了“贵身”的观念,他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就是认为,“贵身”与“爱身”的态度是寄托天下的基本资格。这句话对于熟悉如“杀身成仁”或“克己复礼”,以高高挂在远处的理念为善,并强调应该加以集中和统一思想的人们也许会很刺耳。在主导社会的礼乐价值体系中,个人总是带有被管理的、不足的、被支配的性格。因为,礼乐体系或理念被理解为普遍的、客观的,而戴上真理的帽子。然而,老子与此相反,主张作为掌握“天下”的条件,在于“爱身”或“贵身”;在“身”与“天下”的对比中,主导权或出发点反而在“身”。

老子不仅不接受由“名”构成的理念或价值体系本身,而且将其视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或人心不安的要素。由“名”构成的理念或价值体系的最基本的否定性作用就是因为“区分”。与之相反,老子放弃高高挂在远处而控制具体的生命活动空间的“理念”,试图确立以日常的、身体的、具体的、个别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以“去彼取此”来表现,并利用有趣的比喻加以说明。老子说:“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即是说应去除的“彼”是与以“名”结构化的理念的价值体系有关的,应提取的“此”是与理念的价值毫无关系的直接的身体性。老子还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的意思就是以“名”结构化的普遍的、统一的理念对个别存在分布多样的具体的世界不加以控制。因而,老子首先设定“名”的极限,批判以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标准加以区分而产生的暴力性。那么,在老子那里剩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相比“名”,留住“实”,相比普遍的理念,留住具体的个别者的身体性。老子号召我们从此出发,并不是“理念”的支配,而是强调具有身体性的个别存在自行自定的文明结构。因而,《道德经》中“自正”、“自定”、“自化”、“自然”、“自富”、“自朴”及“自均”等都表现为较积极的结果。而在强调向普遍理念集中的《论语》或《孟子》中则几乎找不到这些概念。这样,我们可以得出老子所说的“贵身”概念在广义上可理解为“为我主义”,也可以把握其在老子哲学中的意义所在。

杨朱主张“一毫”比“天下”还要贵重的意思就是贵己,他的“不损一毫”或“贵身”并不是单纯的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而是使自己成熟为自律的主体或能动的主体的另一种表现。因此,不管是杨朱的观点,还是老子的主张,都包含不少对“天下”的担忧与顾虑以及关于统治术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把杨朱的“为我”或老子的“贵身”理解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是值得商榷的。

“名”的世界是观念的世界,并非是“实”的世界。正如“理念”并非是“现实”一样。然而,在西欧的近代世界观或儒家的世界观中,以真理包装的“名的结构”即“理念”支配、评价实际的世界。只要是以“理念”作为基准,就无法停止“区分”、“排除”、“压抑”的暴力倾向。基准即暴力。这就是“具有存在性的东西”被“不具存在性的东西”所控制的畸形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中,个别的存在与日常的人生、身体的感觉等被普遍的存在或理念、观念的理性约束。个别者无法确认或享受自我存在性。杨朱或老子的“为我主义”向我们提示了其解决方案,使我们进行个别者的解放、主体的自律性与能动性的恢复、对具体的日常赋予价值。被关在“我们”中的“我”才可以作为解放的存在生活,便成为独立的主体。并且,为己的人才能对自己的尊严时刻具有洞彻的自觉,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杨朱的“为我”或老子的“贵身”理解作为可以创造经得住天下的伟大的“超人”的根本根据,成为伦理行为的基础与创造性活动的出发点,为自己而生存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便具有了担负世界的能力。

(作者系韩国西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竹林七贤的思想蔚成“竹林玄学”,有关其思想元素,学界认定其为儒道兼综且系道体儒用的结合方式,从七贤中阮籍、嵇康和山涛三人留给后人的文献中可见七贤对老子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才华横溢的阮籍性格中蕴含着老子的精神特质,包括淡泊恬静,淡定无执的心境和爱好自然,亲近山水的生活情趣,“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的感悟足以说明他能如老子所言“去甚、去奢、去泰”,不受制于形体感官的七情六欲,在“恬淡为上”的生命情调中,享受“知足之足、常足矣”的快乐。阮籍强调人应明了“自然”是“道”的性质,推天道以明人事。以道化民大而化之的根本原理在于究明道所分別赋予人和万物內在的自然本性,顺应客观事物的自然本性之律则,因循万物自然之性分。阮籍深明此中深意,指出“完太素之朴”才是尊道贵德的玄德,若能达到百姓祥和、圆成万物之自然性命的实现和整体和谐,才是老子无为而治的至高智慧。

嵇康富有道家生命情调的个性和生命气质,他的思想体现了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玄妙境界,在其《释私论》、《养生论》及《太师箴》三文中到处可见其在儒道双摄的政治思想中,崇尚以法“道”为本的老子智慧。他觉悟出不受世俗价值诱惑所羁,人若能自发性地看破世局,在心境上超尘脱俗、归真返璞于美好单纯的原始心灵,肯定自己自然的生命情才,追求个性、才性的自我实现,才是人生的常道。人若能洞察这一归根复命的形上常律常道,才能获得与道相通的道智,才能如“道”般地包容万物而无偏私。这种廓然大公、周遍无斥的美德,是天道自然的玄德,是人与天道渗透无间、浑然一体的接合体,也是天人合一的永恒相。他深刻体会出这一玄德玄理,从而将心灵升华到与物无隔、情景交融的真朴道境。他在实存性的体验中,感受到他全然自得地与道浑化为一体,亦即“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真堪谓为老子书中得道的“上士”了。

山涛深得老子政治智慧,在讲究出身家世、社会门第的魏晋时期,他一直到40岁才步入政坛,处世上不但活用了老子“曲则全”的明哲保身之道,在知人论世应变智慧方面也落实了《老子》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山涛至老都一贯坚持老子清静无为、道化天下的政治智慧,堪谓真切实践了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这一形上智慧的老子精神追随者。

(作者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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