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精神和文化至少已经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第二次以启蒙运动为标志，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本文所说的“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即发生于人类精神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时期。衡量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文化的民族性。文化自觉首先是类文化的自觉，因此，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化，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前提。第二，文化的时代性。文化自觉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站在时代前沿，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自由、民主、科学是近代最为先进的价值理念，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核心内涵和根本要求。第三，文化的实践性。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性质，决定了文化探索与社会政治变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必须经受政治和实践的检验。依此标准，笔者把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戊戌维新时期

与西欧不同，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中国固有之文化与欧洲输入之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觉醒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就必然带来文化的觉醒。自明清之际以迄道咸年间，中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反省仅限于器物层面，对西方文化也并无真切认识。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自觉始于甲午战争。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可以视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与历史上的士人结社往往夹杂着朋党意气和传统伦理不同，公车上书是知识群体对民族前途理性思考后所达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等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改变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由旧式士人变为新派人物，代表了最先醒来的中国人。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了时代前列。维新派文化自觉的关键词是“变”。“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因此他们力图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严复论变以进化论为基础，是较早以世界化的方式自觉反思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指出：“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康有为抛弃华夏中心观念，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探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夫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康有为：《与洪给事良品论中西异学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同样是从世界大势出发，梁启超呼吁：“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他们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探究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的出路，重新评价和定位中国文化，顺应了时代要求。

所谓“变”，其核心是除旧布新，学习西方。康、梁等人不仅从文化上论述了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而且注重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他们向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大力宣传西方近代文化，涤旧开新，振聋发聩。他们的“新学”，大量吸取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以进化论、民主平等、君主立宪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可以视为最初的文化自觉。

辛亥革命前十年

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进一步激起民族觉醒，更多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自觉承担时代使命。学习西方文化，探讨救国真理，成为时代潮流。成千上万的学子负笈海外，主动求学；同时，大量的西学书籍被译介到国内。据统计，清末十年，中国翻译国外著作至少有1599种，大大超过此前90年间中国译书的总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越深入，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就越清醒，文化自觉的程度也就越高，而文化自觉的主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学习西方。

针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政本艺末”等说法，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予以驳斥，并明确提出：西学之本在于科学，“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严复集》第3册）梁启超痛陈国民奴隶性和劣根性，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文集》之五）严、梁的高明之处，在于建设与破坏同步，从本体、公例的高度来论述和宣传科学与自由精神，大大深化了对文化现代性的理解。

强调新文化的民族性。梁启超《新民说》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前者是对待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后者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前者避免了民族虚无，又不落入守旧的窠臼；后者避免了盲目排外，又不会误入“醉心欧化”之途。严复也明确反对尽弃吾旧。他说：“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他主张，不惟新不惟旧，惟善是从，“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这些说法，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辩证思考。

革命派的文化自觉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可行性。他们的文化自觉是对中国传统性和西方现代性予以双重反思后的产物。一方面，他们吸收和继承了人类当时最为进步的思想学说，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就集结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以简单模仿西方文化为满足，而是要求主动规避中西文化的弊端，“防患于未然”。章太炎有感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弊病，作《代议然否论》，就议会制所造成的权力和财富不均提出了尖锐批评。孙中山构想的“五权宪法”，集西方政治文化之长而避其短，在西方的“三权”之外，增加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力图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法制体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设计，以高度的自主意识和强有力的实践性，推动了历史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一座丰碑，是五四知识分子以世界文化的视野，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出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循着借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以《新青年》为核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结成新文化阵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动承担起觉悟国民的使命。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充分认识到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而不是政治才是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出路不在少数人的政治运动，而在全体国民的觉悟；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国民民主自觉意识的基础上。为此，他放声疾呼：“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以时代性为评判文化的最高标准。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深刻地指出，东西民族思想的根本差异，不能视为民族性的不同，而实质上是新旧观念的分野，或者说是现代生活与传统伦理精神的不同；评价文化的标准，不应看其国不国、古不古，而应视其粹不粹、是不是。他们断定，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以民主取代专制，以科学取代愚昧与迷信：“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在他们的号召之下，以西方近代文化为价值目标和参照系，反省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将新文化与旧文化对立起来，尽管有失偏颇，但它以极端而鲜明的反传统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追求文化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则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的思想解放和人的现代化。

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戳穿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使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怀疑。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则给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与帝国主义列强滥施强权不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主动提出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其间的鲜明对比，不能不令中国人有所省悟，先进人士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开始自觉引进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中国文化自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这一体系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的性质、特点、作用和目标，科学论述了文化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与现实政治的辩证关系等，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标志着近代文化在理论与实践双层意义上全面觉醒。

自觉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新民主主义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学说，更加开放地学习一切先进文化。它广泛吸收了外国的进步文化，“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在性质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高于旧民主主义文化。在内容上，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内涵，切实将中国文化推进到一种新境界。

自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还在于它的“民族的形式”。毛泽东指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他强调，外来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同时，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二是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为了更好地体现民族形式，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主张要尊重和科学评判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自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探索中国的出路，思想文化界爆发了长达六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及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又成为困扰和影响中国革命的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道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新民主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圆满完成。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