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对郭沫若的影响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又名鼎堂。1921年出版新诗集《女神》，为其成名之作而登上文坛。1924年6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之后自谓“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8月翻译屠格涅夫《新时代》之后进一步表示“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1926年3月出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文科学长，在广州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见面。7月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升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1927年3月被蒋介石秘密委任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不久发现蒋的政治企图，随即离蒋而去，赶赴南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郭沫若遭蒋介石南京政府通缉，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生活。

离沪赴日之前，读完《资本论》第1卷，逐渐转向对唯物史观的考察。1928年7月底、8月初写成《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的论述，认识《周易》思想。8月写成《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引马克思“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的论述，形成自己关于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最初认识。1929年9月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作为“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写成《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开始阅读王国维《观堂集林》，并在两个月内读完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和金文著作。通过对一批已识和未识的甲骨文字的考释，阐述了殷代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1929年9月写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为了让“青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11月写成《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后改《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上述5篇论文1930年3月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自诩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名著，开辟了认识中国“古代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

其间，郭沫若译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节译本——《经济学方法论》，载1930年6月《社会科学讲座》第1卷，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全书定稿，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1941年周恩来称郭沫若海外十年“正确的走了他应该的走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学术文化界普遍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或“五老”）。1978年邓小平在郭沫若追悼大会悼词中作这样的评语：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家”。董作宾先生于1951年在台湾发表论文《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称“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同样认为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个方面：殷周研究、司马迁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辽金元研究、汉晋简牍研究、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1925年新印讲义《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为其思想方法的理论总结，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著名“二重证据法”。

郭沫若最早接触王国维的著作在1921年5月，为泰东书局编印《西厢》，参考过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认为“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好书”。郭沫若“真正认识了王国维”是在王国维去世一年多以后，即1928年8—9月间读完王国维《观堂集林》之后。《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序说》肯定王国维与罗振玉对甲骨文的蒐集、保存、传播、考释之功是“对于卜辞作综合比较研究之始”，并做出这样的评论：“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辞一新纪元，决非过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关于“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论断，是此间郭沫若以“殷周之际当即所谓‘突变’之时期”的重要依据之一。

1929年12月29日郭沫若致函容庚，表示“欲读”王国维《古史新证》。1930年2月初连连致函容庚，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直至2月5日夜收到。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古史新证》最早提出“二重证据法”，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早系统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上引董作宾的论述，第一次点明郭沫若对于王国维学术方法的继承：“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其他形形色色“史观派”史学的一大重要区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人物的历史研究，既有唯物史观作指导，又有翔实的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为基础，并将其“熔冶于一炉”，而只有史观的“史观派”如“生物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等，既无翔实的史料，更不会将其史观与史料“熔冶于一炉”，不论讲方法还是史料运用，都不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日而语！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被视为“史料派”代表人物，恰恰是他以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三部著述力推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表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研究绝非仅有史观而无史料！董作宾肯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样认为书中“所用的旧史料与新史料，材料都是极可信任的”。

1944年郭沫若作《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关于卜辞的处理”，对于王国维卜辞研究的历史功绩仍然给予极高评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先前只是从甲骨学的角度评价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此时则提升到史学的高度来认识。在总结古代研究之后不几年，1946年郭沫若将王国维与鲁迅相提并论，发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对二人的学术作总评之后，称“王先生的力量自然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王国维遗书全集》（商务版，其中包括《观堂集林》）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史上的金字塔呵！”对王国维的死表现出“至今感觉着惋惜”的心情，认为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

1971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一节，有“中亚碎叶，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译作‘素叶’。……可见中亚碎叶实为当时之一重镇”一段论述，有人误以为“资料是从冯家昇等人那里得来的”。其实，这正是郭沫若在逆境中不忘王国维的一个见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4《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有三则涉及中亚碎叶的论述，受王国维此文启发，郭沫若查看了《大唐西域记》、《大清一统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弄清“素叶水”译作“吹河”，知道贞观三年玄奘在此处见西突厥叶护可汗，引用了王国维没有引用的文字：“（自凌山）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原注：‘或名热海，又谓咸海。’案即今之伊塞克湖）……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这是1928年第一次读完《观堂集林》40多年后又一次查阅《观堂集林》，足以印证郭沫若1946年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所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王国维“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

总归一句话，郭沫若构筑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初的体系，是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学说的同时，继承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史科学方法而确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