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第19—2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晚清官员信札抄件汇编。书中所录信札多按时间顺序排列(部分信札次序颠倒),始于咸丰三年五月,止于咸丰七年七月。全书以楷体抄写,收录各类奏折、公牍、信函、诗文,共计数百件,涉及湖北的战事、财政、社会状况等方面,与晚清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皆密切相关。
此书作者署名为庄受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似无异议。庄受祺,字卫生,江苏阳湖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咸丰二年到湖北,历任宜昌知府、荆宜施道等职,九年升任湖北布政使。庄受祺曾长期主管湖北盐务,因政绩卓著,颇受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赏识。细检庄受祺的著述(《枫南山馆遗集》)、家传(《先考卫生府君行述》,出自《毘陵庄氏族谱》)以及官文、胡林翼的相关奏折,与书中内容却有诸多不符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作者的族属为旗人。众所周知,直至咸丰朝,满汉之间仍不能通婚。参与选秀女、与皇族联姻仍是旗人的特权,庄氏为江南汉族世家,自然无缘参与。但《随时录》作者却在咸丰五年致京中友人的信中提及:“二月小女挑选,深蒙隆情,格外感佩莫名,”(《随时录》一,569页)可见其女参与了秀女挑选。不惟如此,作者还在信札中多次自称“满洲世仆”、“身隶旗籍”(《随时录》三,824页),可知其族属绝非汉人,应为旗人。
其二,书中大量致庄受祺的信件与同日其他发件内容相同。书信集中含有收件与发件本不足为奇,但同一时间的收件与发件如内容相似,则令人感到蹊跷。如咸丰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一通致庄受祺的信中提及当时战事:“月之二十日分军攻克蔡甸,……李光荣将所掳贼物并抄抢民财乘夜拔营,……以致贼知虚实,民怀怨恨、助逆而来。”同日,另一通致潜江县知县龚某的信中称:“月之二十日攻克蔡甸……乃李光荣搜掠民财、乘夜潜行,以致贼知虚实。”(《随时录》二,338页)此两通书信不仅所述内容一致,甚至语气都完全相同,可知两信作者实为同一人,《随时录》中大量致庄受祺的书信并非收件,而是普通发件。
其三,作者经历与庄受祺不符。据《随时录》所载,作者于咸丰四年春“起服”,四月补授湖北盐道,九月十九日方抵武昌就任;实际上,早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庄受祺即赴湖北任官,其初任官职为署理安襄郧荆道,并非实授湖北盐道(《先考卫生府君行述》)。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军攻克武昌,《随时录》作者赴荆州办理捐输,其后一年多,则受官文委任,率领兵勇在天门、潜江、蔡甸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同一时期内,庄受祺却一直以荆宜施道驻宜昌管理川盐抽课事务,并为胡林翼委任“司后路粮台”。咸丰七年正月,因与襄阳一带民军作战不利,《随时录》作者被胡林翼参劾,“摘去顶戴”,随即又遭革职,陷入到“进退无路,出入无门,日坐愁城”的困境;庄受祺此时仕途却颇为顺利,于戊午(咸丰八年)秋“奉旨补授湖北按察使”,其后出任湖北布政使(《先考卫生府君行述》)。
依据以上情况,《随时录》作者并非庄受祺,而是另有其人。参照同期湖北历任督、抚奏折,作者身份可见端倪:咸丰五年二月初九日,湖北巡抚陶恩培在奏折中提到,盐道常恩率部与太平军在武昌作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103页);《随时录》作者称,此时其在武昌西南城外白沙洲督带兵勇迎战太平军(《随时录》一,228页)。武昌城破后,陶恩培自杀身死,二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杨霈上奏清廷,称陶恩培在城破前派参将文斌将巡抚关防带出城外,交常恩收藏(《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165页);《随时录》作者在书信中亦称“参将文斌带同抚辕家人陈升,禀称缴抚部院银关防一颗前来”(《随时录》一,231页)。六月十七日,《随时录》作者向官文禀报德安府太平军情报:“(德安)前系伪正丞相、副丞相二人踞守,现正丞相撤回南京,仅存伪副丞相陆姓在彼,共贼三千余名。”(《随时录》一,330页)六月二十三日,官文在奏折中提及此情报,并称“兹据兼署司常恩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418页)。八月二十一日,在蔡甸一带的战斗中,《随时录》作者“左腿被矛伤”(《随时录》二,第202页);九月初七日,官文在奏折中则称:“常恩驰往督队,被贼矛伤左腿。”(《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557页)十月初七日,官文奏称:“盐道常恩收集兵勇只有五百余名,奴才已调来德安留办善后事宜。”(《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620页)同日,《随时录》作者则称奉官文命,赴德安“办理安抚事宜”(《随时录》二,第394页)。咸丰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胡林翼以作战不利为由,奏请将盐道常恩、松藩镇总兵德恩“摘去顶戴,以示惩戒”(《胡林翼集》一,230页);二月十四日,《随时录》作者在致德恩的信中称:“昨奉中丞行知,以兄与阁下剿捕不利,择去顶戴。”(《随时录》三,第552页)通过以上诸多严丝合缝的印证,似可推断,《随时录》作者实为常恩。
以笔者所见,除《随时录》外,与常恩相关的史料极少,仅知其道光间曾仕宦贵州,先后担任安顺府、黎平府知府,与胡林翼有过前后任的经历。从咸丰五年初赴荆州筹饷始,由于同为旗人,且具备一定地方行政经验,常恩很快获得官文信任。其后二人关系日趋亲近。作为官文的亲信,常恩为何会被参劾革职?如前所述,咸丰七年初,清军在襄阳一带与民军作战失利,以致宜昌、保康、兴山等地接连失守,胡林翼随即上疏参劾,称失利原因在于常恩“纵贼入山”。但在常恩看来,此役失利是因湘军唐训方部“乃以不服水土为辞,停车老河口,彩觞作寿”,胡林翼“竟不究其贻误,转复多方回护,而将众过均归于恩”,(《随时录》三,811页)。事实上,唐训方在湘军中一向以取巧避战著称,咸丰六年二月,胡林翼即在书信中指斥其“今年已颓唐,昨日又不肯出(战),……甘告奋勇乃饰词耳”(《胡林翼集》二,137页),可见常恩称唐训方作寿避战并非无根之谈。另一方面,早在贵州为官时,常恩即因“刻薄交代”与胡林翼结下夙怨。常恩被革除官职,唐训方反而加功受赏,胡林翼对于常、唐两人截然不同的处理,似有维护湘系本位利益、挟私报复之嫌。
那么,官文对此事又持什么立场呢?据《随时录》所载,官文虽极为同情常恩的遭遇:“(常恩)遭此屈抑,令人万分焦急”,但却不愿与胡林翼公开激化矛盾,“须先与中丞(胡林翼)在皇上前打官司,方能救其万一,成何事体,招天下人笑柄”(《随时录》三,809页)。其后官文与胡林翼几经磋商,希望将常恩“开复原官,仍以臬司记名简放”,但胡林翼态度强硬,“不肯会奏”,官文只得退让,直至咸丰七年六月,常恩奉旨:“赏给四品顶带回京”,未能开复原官(《随时录》三,830页)。
在诸多官私史料中,胡林翼皆以顾全大局、维护统治阶层内部团结的形象著称。在与湘系集团关系密切的文人笔下,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被描述成胡林翼单方面委曲求全,而官文则贪鄙无能,不断制造事端。但是,从常恩被参劾革职的全过程看,与那些记述出入很大,这也体现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来自湘系方面的史料,难以得出客观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看,《随时录》无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助于认识历史的全貌。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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