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名”与“正名”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孔子忧虑的根源在于其“名不称”。要“称名”有三种途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孔子感叹自己“道不行矣”，认为自己治世立功的理想和抱负终究没能够得到实现，担心“何以自见于后世”，所以选择了“立言”——作《春秋》。

孔子作《春秋》以“称名”，不是单纯文字的记载和流传，而是用历史经验的总结给后人提供现实指导。“称名”的目的在于“正名”，“正名”则是对“称名”的完成。《春秋》经孔子之手，以完全客观的方式给后人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此意义上，《春秋》能够“绳当世”，其“贬损之义”，被“王者举而开之”，“天下乱臣贼子惧”成为了必然。至此，“正名”得到了实现。

中国文人不甘于沉默。“兼济天下”自然在追求被史书记载以流芳万世，希望能够留下通过“正名”实现“平天下”之大道的丰功伟业；“独善其身”却又不甘于被历史忘却而永陷沉默，总以“立言”的方式做到“称名”以期为后世“正名”提供准则或者启示，进而实现自我生命永恒的内心诉求。“称名”和“正名”原本是文人同一种情怀的关联层次，却因为个人现实经历和遭遇的差异呈现出表现形式的不同。

纵观中国历史，数典中国文化，流传至今并为后世始终称颂的文人和文章，有着如下特点：那些能够“称名”后世的文人，不仅博学多才、擅长明鉴是非，而且往往经得起磨难、顶得住压力，能够做到秉笔直书，孔子和司马迁是其明证；而那些能够用来“正名”当下的文章，则不仅字字珠玑、蕴含道德气质，而且往往反照历史、警醒后世，能够流传千古，正如《春秋》和《史记》。

司马迁著成《史记》，离不开他的渊博学问和广泛游历，而被处以极刑的人生至痛更使他与此前先贤有了超越历史的对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些人无不受大难、蒙大辱，不能够驰骋疆场、指点江山，不能通其道，不能得其志。但这些人却无不“称名”于后世，得万世敬仰。

文人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实现了“称名”，其生命因此在历史中成为了永恒的存在。但在“称名”的诉求之后，却有另外一种关切现实的情怀存在于文人留下的文字或彪炳的道德之中，这就是“正名”。

《春秋》作为一本史书，能使“乱成贼子惧”的绝不仅仅局限于其中记录的真实史料，而更多则依仗于其中贯通的“正名”之义。“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可见，一部《春秋》，不仅记载了“十二公”的政事兴衰，而且彰显了“平天下”的价值准则。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孔子致力于阐扬维持社会公正道义的行为规范和精神取向，并希望国家君主能够深明此理、善行此道，这种“正名”可谓用心良苦。孔子“正名”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将吴楚之君的“王”的称谓记载为“子”。在西周，只有周天子能称为“王”，但楚国和吴国却不理会此君臣之礼，擅自称“王”。孔子在《春秋》中如实记载他们在周武王分封时的称谓，即“子”。如宣三年云“楚子（庄王）伐陆浑之戎”；定四年云“蔡侯以吴子（阖庐）及楚人战于柏举”。在孔子那里，吴楚之君称“王”还是称“子”显然不单纯是一个语言文字表达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的礼法秩序和君臣道德准则，给“王”“正名”的真正意义在于维持社会的太平稳定，给民众安全、和谐的生活保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