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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时间:2013-6-14 8:45:34  作者:刘汉俊  来源:光明日报  查看:715  评论:0
内容摘要: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   

又逢端午,遥祭屈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关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惟此一人。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鏖战的尘埃,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从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渐行渐近。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   

历数古今中华先贤,列在前几位的,当有屈原。更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离骚》之后无《离骚》   

感谢司马迁,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从亘古不息的汨罗江中,打捞起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他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让后世记住了那个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籍贯湖北秭归,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78年。年轻时的屈原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伴随左右,深得器重,参与和执掌楚国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起草宪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国理政才干。这一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时期,确立了他事业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耸立起中国文学风光雄奇的巅峰。《离骚》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天问》以奇特的诘问形式、异常神奇丰富的想象力,一连向上苍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问道、借古喻今,叩问现实,质疑巫术的盛行,充满科学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九歌》,结构精巧,斑斓绚丽,美轮美奂,塑造了或优美妖娆或庄重典雅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神形象,成为传世经典之作。《离骚》之后没有《离骚》,《天问》之后《天问》不再,《九歌》之后难寻《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国文化人都聚集在这座高山之下,刨挖文学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钢筋铁骨的屈原精神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化的源头,都不能不端视屈原的身影,触摸“屈原精神”的钢筋铁骨。   

一是国家至上。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对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并非总是春风得意,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来自外部却深潜楚宫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和纵横家,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胆略过人。他一生有两件最得意的政绩,一是几度破坏楚齐联盟,为秦国成就霸业扫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离间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使楚国驱逐忠良,丧失清醒,丢掉了雄起的基础和机遇,最终为秦所灭。这两件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张仪打败了屈原。张仪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国唯一使他感到威胁的对手,他收买靳尚,设诡郑袖,蒙骗楚王,谗害屈原,可谓用心良苦,心机算尽。屈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为秦所吃。但屈原贵在心系国家,失在忽视了小人的力量。两人较量的最终结果是,正不敌邪,屈原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楚秦之战实质上是屈张之争,屈死而楚灭,张狂而秦胜。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正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让人嗟叹,但车轮总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中国的“大一统”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战国诸侯之间的征战其实都是统一战争,是诸多帝国梦的灰飞烟灭与推倒重来。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的忧虑远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彻得多。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切幻灭之后,他拼将生命全部能量的最后一跃,也是以身许国。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   

二是忠君忧民。屈原身居庙堂而心忧天下,身居荒野却顾盼庙堂。他对楚怀王曾有深厚感情,一度几乎寄予了他所有的政治理想和事业追求;而又怒其不争、怨其不察、恨其不用、哀其不幸,悲叹昏聩之君误国、蛊惑之佞亡国,可谓爱恨交织。即使屡遭离间、屡受谄害而被疏远、流放,他仍然一步三回头,期盼君王的幡然醒悟和召回。在“楚才晋用”的时代,屈原有足够的理由选择离开,像春秋时期的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一边寻找明君,开辟自己的政治试验田,一边传大道,宣扬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主张,但屈原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一步,对国家、君王的忠诚日月可鉴。即使对昏聩的新主顷襄王,屈原也同样抱有过幻想,浪迹荒野之时仍以诗赋寄情,提醒朝廷,但终究是一厢情愿、枉自多情。屈原的忠君情结和爱民情怀并存,对民生有更多的体恤,在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中备受煎熬。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民为本,敬天法祖体恤苍生,为民请命,对百姓充满深深的同情和哀怜。屈原身为宗室重臣,却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反对世卿世禄、限制贵族特权,明知这样必定会触犯贵族垄断集团的利益,但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对民众、对王权的忠诚昭然若揭。两千多年来,屈原这种忧国忧君忧民的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三是坚持真理。真理贵在发现,难在坚持。坚持真理是需要智慧的,屈原负责过许多国计民生大事,对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的倡导法制、鼎新革故、推进民主、选贤用能等改革思想,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楚国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譬如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成才的故事为例,说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性,这一人才兴国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先进性和开拓性的。坚持真理也需要勇气,屈原对“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污秽深恶痛绝,敢于剑挑楚国政治的失误、吏治的腐败、贵族阶层的贪婪,甚至胆敢指责楚怀王、抨击顷襄王,威风凛凛,寒光闪闪,锐气逼人。坚持真理更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屈原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念一旦确定,便坚贞不改、矢志不渝,“虽九死而犹未悔”。即使在遭贬放逐的路上,仍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自励,像一个战士,义无反顾。屈原的耿耿正气,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   

四是情怀高洁。屈原有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高贵节操的坚守。“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些葳蕤芬芳、烁金泛银的精美文字,像镜子一样照映着他那纯净的灵魂与高洁的思想境界;“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他以橘言志,表达了自己表里如一、坚贞不屈的品格;“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与清醒自重的秉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表达了他爱憎分明、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表达了他对“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昏暗时代的猛烈抨击和对黑恶势力决不妥协,纵然招致灾祸也决不苟且偷安的坚定决心。   

伟大的悲剧英雄   

忠烈屈子,千年一叹!   

一声赞叹,一声悲叹。屈原纵身一跃,将自己定格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悲剧英雄。   

楚国社会千疮百孔时弊丛生,政权昏暗腐朽摇摇欲坠,政治生态险恶,官场上毫无清明正气可言,使屈原有生不逢时之感。他的真知灼见被君王视如草芥弃如敝屣,他的才干遭到无能之辈的嫉妒,“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楚怀王授权屈原负责起草国家宪令,屈原草稿未定,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便向楚怀王进谗诬告屈原,使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魑魅魍魉们的“羡慕嫉妒恨”祸害了一代忠臣贤良。   

更可悲的是,屈原遇上了两代昏君。   

强秦兵临城下,弱楚危在旦夕,楚怀王却屡中张仪之计,违背盟约与齐断交,既恼羞成怒又不讲信义,既贪婪自私且鼠目寸光,终于孤立无援,求救无门。被晾在一边的屈原看到了楚齐断交的严重后果,力阻无效,反而被逐出朝廷,流落到汉水之北。后来楚怀王终于被秦国诱捕,客死他乡。被流放的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为故主的罹难而悲愤,更为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新主而悲哀,为新主听任满朝奸佞庸臣祸国殃民而愤怒。顷襄王更是心胸狭窄之人,他一怒之下将屈原驱赶到更偏远、更艰苦的江之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披发行吟,顽强地写下一篇篇政治性的辞赋诗作,执著地诉说他的爱国忧民之情、救国济世之策,坚定地表达他的楚国复兴之梦。无奈顷襄王在媚秦自戗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楚国也就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了。公元前279年,秦国悍将白起攻打楚国,引水灌城,一下子淹死楚国军民几十万人,还攻占了屈原的出生地、楚国的国都郢。第二年的五月初五,一代爱国名臣屈原投江殉志,留下千古奇恨、千古沉冤、千古悲歌。   

臣事明君,将遇良才,这是中国历代仕子所追求的昌明环境。国与国的较量实质上是王与王的对弈和对决,一国之强弱取决于一君之明晦。屈原经历三代君王、事奉两代国君,但他们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素质差。楚怀王胸怀狭隘、目光短浅,朝秦暮齐、言而无信,低劣的政治品格、低下的政治智慧,使楚国的式微成为必然;顷襄王更无理政智慧可言,耳聋目塞,纵容小人弄权,使楚国驶入了加速灭亡的快车道。两朝昏君,一般器量,是楚国的不幸,更是屈原的大不幸。作为一位政治家,屈原从明亮转为黯淡,直至陨落,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一国之觞。   

屈原的悲剧,也在于他自身的不悟。   

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壮志难酬除了有小人的嫉妒和谄害外,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对立,而又缺乏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统治。屈原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与君王之间的矛盾,是改革与守旧、民权与君权、维权与专制、分权与集权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是他的改革思想与君王权力意志之间、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反映。而且这些矛盾在内外交困中迅速发酵激化、不断升级,使社会的分崩离析一触即发。外有强梁虎豹环伺,内有蚁蠹贪噬豪取,风雨飘摇的楚国大厦安有不倾覆的道理?屈原满腔热情地想挽狂澜于既倒,无疑要成为矛盾的一方——这是势单力薄的一个人与一个腐朽势力、利益集团的对峙,文弱书生想螳臂挡车,这是他的幼稚、天真与单纯。面对外腐内朽、苟延残喘的统治系统,屈原没有跳出专制权力的樊篱,没有号召民众摧毁专制统治的意识和力量。他不如70年后的农民陈胜、吴广那么勇敢无畏,不如楚国贵族后裔项羽那么气魄盖世,不如流氓无产者刘邦那么无所顾忌。这三拨人都是楚人后代,是他们前赴后继、共同奋斗,三年而灭秦,应验了屈原同时代先知的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脱离政治系统使他失去了权力,脱离广大民众使他失去了根基,屈原的抗争无异于自己抓起头发往上拔,即使拔光头发也无济于事。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抗,但是,反抗总比不敢反抗好。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他文人式的愚忠。   

怒也好、怨也罢,骂也好、哭也罢,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曾动摇的,他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源自他所受的封建传统的教化和传统文化的熏染,源自他的政治理想对专制统治的倚重和依附、对君王权力的效忠与臣服,源自他的政治品德和人格操守。有人言其为才所困、为情所惑,那实在是看低了屈原。屈原的远见与胸怀是他的同僚们无可企及的,只是他有着书生的意气与弱点,崇文而不尚武,有宏韬而少谋略,没有革命的勇气与能力,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没有敢说敢为、揭竿于阡陌之中的魄力。他把全部理想寄托在一个君王身上,一叶障目,看不到时代的趋势、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规律、民众的力量,他的忠君思想显然具有浓厚的愚忠色彩,是一种文人式的抗争,是那个时代无可铣削的胎记。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换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无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溃君主专制和污秽官场的一枚人体炸弹,有惊世骇俗的一声轰鸣,但也只是一响而已,终究无益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和与消弭,无济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国命运的起死回生,更无力撬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铁板。他以自戗的方式,给一个国家的式微画上了一个富有预兆式的句号,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屈原从政治顶峰坠入人生的窘境,从政治家回归到落魄文人,从理想的贲张走到了惨淡的现实,这种落差使他的思维从博大走向了单一、从宏观走向了微观、从灵变走向固执。他看到了楚国的末日,不愿意接受秦国即将一统天下的趋势,在奋起与隐遁之间,作出了痛苦和尴尬的选择。其实这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大一统前夕的无谓挣扎,在摧枯拉朽的历史车轮面前,一切都会被碾得粉碎。屈原稀里糊涂地充当了一个有节气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怜。为一个不值得的政治系统而殉情,这是屈原的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剧。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滴眼泪。   

中国文化的精神巨雕   

从这个角度讲,屈原应该向比他年长210岁的“至圣先师”孔子学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不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闷过,但他看清了现实的无奈,并不过多怨天尤人,只轻轻地一声叹息后,便一头扎进典籍诗书中,梳理上古时期的经典思想,集成和开创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轮明月,映照人类文明的长河2500多年。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时间之长远、影响力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的思想家,唯孔子为最,他在奠定历史文化高度的同时,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度,后世无以企及。苍天有眼,巨擘如风,总是在重重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为你轻轻推开一叶窗。只是屈原没听到风吹窗启的吱呀声儿罢了。其实,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刚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诗。   

之所以感谢司马迁,是因为他敢于真实客观地评价屈原。像屈原这样一位不得志的贬官,在当朝的史官笔下是很难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对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被始用终弃的文臣武将的评价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司马迁不同,他在屈原愤然投江150年后伫立汩罗江边凭吊先贤,那时的他只有20来岁,一样的满腹经纶,一样的家国情怀,“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他高声诵读屈原的诗辞歌赋,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泪长流,所以他笔下的屈原才那么真实、那么有神采。司马迁的垂泪,是屈原溅起的水珠,是接续古今情感的一脉清流,因为2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触怒汉武帝,出于同样的悲剧、同样的悲情,他发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马迁把屈原的死应该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轻,因为他要著书立说,留住历史,记录包括屈原在内的悲剧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还应该向比他小210岁的司马迁学习。孔子、屈原、司马迁,各有志向,都是中国精神的骨骼。   

挡车螳臂也是英雄,以死抗争也是战斗。水柱擎天,英气断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万年的丰碑。   

仰望是需要载体的。文化的盛宴无须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够,加上驱邪的雄黄酒、奋进的龙舟队,更好。棱角分明,粽叶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是一种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人选择了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祭孔,亦选择了以屈原的忌日为节日,从此,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弥漫了一种淡淡的忧思,以及绵绵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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