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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北京地名故事

时间:2013-6-20 9:20:22  作者:佚名  来源:北京日报  查看:575  评论:0
内容摘要:北京地名故事

老北京有两个“大栅栏”

早年间北京不止一条街道有栅栏,后来都拆除了,只存两个比较大的,名称都叫“大栅栏”。一个在前门外,一个在西长安街(今电报大楼旁)。  

两个“大栅栏”字面一样,北京人口语称为“大什腊”(极少有区分,称后者为“大乍腊”的)。  

外地人雇洋车常遇麻烦:因为外地人说“大山兰”(大栅栏),车夫都不知道是哪儿。  

有识字的车夫看了雇车人的“地址”才知道要去“大栅栏”,不得不问:“是前门外的大栅栏,还是西单的大栅栏?”

 

北京为啥有两处三里河

北京历史上有两条三里河,都曾是老北京的泄水河道,周边地域地势较低,至今仍有不少与这两条河有关的地名。这些地名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地理水文、地形地貌等信息,而且,对于历史上这些低洼地区的防洪排水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比如广渠门桥所处的位置,即是北京四九城中的最低处,这里比昆明湖的水平面要低10多米,比正阳门三里河最低处还低。  

北京有两条三里河。一处在阜成门外;一处在正阳门外。阜成门外之三里河,源于玉渊潭。上游是昆明湖以西的旱河。古人开凿这条河的目的是:汇集雨天西山下来的洪水,入旱河,入玉渊潭,待潭水水位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便溢入三里河,向东南方向流去,流入西便门外的护城河,继续向东流,流向大通桥汇于通惠河,过通州潞河入海。旱河、玉渊潭和三里河的水域面积很宽,两岸堤坝高大厚实,能在雨天阻拦西山下来的洪水,而不会使水冲击颐和园、圆明园。同时预防山洪泛滥,使水排入高梁河,以防大水冲进西直门或阜成门,冲垮城垣,水漫京城。到冬春缺雨季节,旱河是干涸的,三里河也是干涸的。后来,西山的山洪不那么凶猛了,永定河流经京西的地区没再决口、泛滥,三里河的河水断流了,特别是开发永定河引渠以后,三里河的使命就完成了。因此,三里河的古河道,改成了暗沟,上面铺成柏油路。不过北京动物园南墙对过的三里河路,北起西直门外大街、南至复兴门外大街,全长约3公里,南北横跨展览路街道办事处、阜外街道办事处、月坛街道办事处等三个办事处管界,在这三个街道办事处管界内,有10多条街巷是以三里河命名的,还有不少老地名也是同古三里河有关,如钓鱼台、南沙滩、二里沟、马尾沟、车道沟、郝家湾等。  

正阳门外之三里河,也是一条泄水河。开凿于明正统年间。据《天府广记》记载:明“正统时因修城壕,作坝蓄水,虑恐雨多水溢,故于正阳桥东南低洼处开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北京历史地图集·明北京城》图上标绘,三里河流经打磨厂、长巷头条西、穿芦草园、北桥湾、南桥湾、金鱼池、红桥,流入左安门护城河。  

明天顺年间和成化年间,曾有大臣上奏皇上,建议修疏三里河,以济漕运。这里距通州张家湾约四十里,而且过大通桥就是通惠河。成化七年(1471),皇帝曾派河臣踏勘三里河至张家湾的河道。归来之后,立即禀报皇上:“三里河水深只有二三尺,浅处一尺余,阔处仅丈余,窄处未及一丈,又有走沙,干旱则淤壅浅涩,雨则漫散矣”。结果,以“三里河河道势不易开”而告终。  

由于既没开通三里河为漕运,也没有对三里河加强疏濬,到了清末,三里河就成了一条臭水沟。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始对三里河进行治理,将臭水沟改为地下暗沟。老舍先生还创作了话剧《龙须沟》,歌颂人民政府为人民整治臭水沟,帮助老百姓改善居住环境,这“龙须沟”就是三里河的一段河道。如今在北京地图上虽然尚标注有打磨厂、长巷头条、芦草园、北桥湾、南桥湾、金鱼池、红桥等古老的街巷名称,但古三里河的河道遗存物已很少见了。  

古人踏堪证明,北京外城的地势比内城的地势低。外城东部比外城西部的地势低。今正阳门古地名中有不少是佐证低洼的地方,如九道湾,通常多以为是胡同走向弯曲较多,实则是古代水湾。薛家湾也是水湾,南芦草园、北芦草园,实际是两个面积很大的生长有许多芦苇和蒲草的蓄水坑。东三里河、西三里河、南深沟、南水道子、南河漕、北河漕等地名也都是由水流渠道形成的低洼处。在外城的寺庙中,有不少龙王庙,是古人祈祷龙王爷治理水患的。广渠门桥是北京四九城中的最低处,这里比昆明湖的水平面要低10多米,比正阳门三里河最低处还低。  

北京的两条三里河,如今都变成了宽敞的街巷,原来跨于河道上的桥梁,也都消失了,有的桥梁已埋于地下。(王铭珍)

 

王府井是谁家的井

老北京名气最大的商业街,非王府井莫属,外地人刚听到这个名字时往往会有些奇怪:哪家王府的井这么有名?  

王府井大街本名“十王府街”,亦称“王府街”,因明代这条街上有10座王府、3座公主府,清依明制,亦在此街上建王府,据朱启钤先生回忆,以豫王多铎府最大,今协和医院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连帅府园箭厂当年也包在其中,乃王府卫队的操练场。多铎战功卓著,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地位特别尊崇,故清代多称此街为“王府街”。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重新厘定地名,因街的南端有一甜水井,故与王府合称,改名为“王府井”。  

据光绪十一年《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1258口井,绝大多数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不干净,洗头发黏手,甜水井是稀缺资源,故名声特别响亮,王府与井并称,这就标明了街道首尾的标志性建筑,根据清代地图,此井为该街唯一的一眼井。  

王府井的繁华,得益于老东安市场,那里原本是明代一座王府,清初封给吴三桂,改称“平西王府”,“三藩之乱”后,王府改成神机营的操场。清初内城为八旗驻扎,不允许汉人居住,一直少有买卖,但末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已成国中之国,清政府禁令事实上已经失效。   1903年,经善耆、那桐奏请,慈禧批准,废弃已久的神机营操场被迫开放给游商,一举打破了老城区原有的宁静,由于顾客密集,距离适宜,各国商号也来此街经营,王府井商业街迅速走向繁荣。  

解放前,老东安曾有两次大失火。  

一是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各方催促他南下就职,他指示手下士兵抢劫商户,四处纵火,表示发生了“兵变”,他不得不留在北京弹压。这一把火几乎将老东安彻底摧毁,为平息商家的愤怒,重建老东安时,向南扩充了不少面积。  

二是1920年,锦益兴玩具店老板文焕章因欠债甚多,自行纵火,制造事端,将东安电影院、中华舞台等全部焚毁,东来顺、稻香春、吉祥戏院等大户联合出资,请来消防队,才控制了火势,此次大火虽小于几年前,损失却也非常惨重。  

有趣的是,王府井大街还有一个英文名,叫“莫理循大街”,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著名记者,1894年来中国,后被《泰晤士报》聘用,1897年起他长住北京,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等, 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政治顾问,曾力荐中国参加“一战”,被段祺瑞采纳,取得了较好的结果,1920年去世。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上住了很多年,由于他在西方知名度很高,当时外国人记不住“王府井”这么复杂的名字,故地图上标为“莫理循大街”。  

街是无数故事的组合,而王府与井组合起来,便成就了老北京的一段传奇。  

(本文资料主要引自《北京志·东城区志》)

 

酒仙桥的传说

在北京人们都知道,东直门外有个有名的地方,叫酒仙桥。那么,酒仙桥的桥在哪儿呢?它就在酒仙桥路中端横跨东坝河的河面上。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路和桥都是现代修的,而古时候,这里有一座大石桥。石砌的桥墩,石板铺的桥面,两边还有雕花石板镶嵌的桥翅,是座敦敦实实的石头桥。可它为什么叫“酒仙桥”呢?这就牵出了一个故事:  

说的是,这座石桥落成的那天,桥两边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可谁也不敢第一个走过这座桥去。这倒不是担心桥不牢靠,你想啊,那么敦实的一座大石桥,别说上去一个人,就是上满了人,桥也不会颤一颤的。主要是谁都觉得自己不够那“身份”,怕冲了大桥落成大典的“喜运”。你看:那时的人都很谦虚。大伙儿在两岸瞧着,单等第一个人过桥以后,大伙会跟着涌上桥去。但等了又等,还是没有人过。太阳已偏西了,忽见老远来了一个推独轮车的老头儿,花白的胡子,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推着小车,车两边一边装着个大酒篓,就直奔这桥来啦。大伙议论着:“这个老头儿劲不小哇,你看这四篓酒少说也有四百斤。”“可不,看来他要上桥。”“这老头也许有这福气。”大伙正说着,只见那独轮车已上了桥,不一会就推到了桥中间。人们不由地叫起好来,话音还没落,只见小车突然向右一歪,两篓酒就咚咚两声,滚过了桥翅儿,掉进了河里。人们都急着喊:“糟了,赶快捞吧!”不想这白胡子老头儿,连瞧都没瞧,飞快地推着小车走到桥那面去了,没走多远,就不见踪影了。大伙琢磨开了:“两篓酒掉进河里,他连瞧都不瞧,真怪!”有人分析道:“一边二百多斤的酒篓空了,也不挪过一篓来,那边还是二百多斤,这得多大的气力?”“可他推着还和原来似的。神啦!是神仙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忽然,一股浓浓的酒香从河里飘出来,人们都赞道:好酒!好酒!这时有人说:这老头儿准是酒仙,咱这桥就叫“酒仙桥”吧。“好!”“好!”人们齐声赞同,从此这桥就叫酒仙桥了。  

酒仙桥,几百年来为沟通坝河南北的交通,为方便百姓生活做出了它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在这里兴建起了一系列的无线电仪器厂、光学仪器厂,以及多家军工厂,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电子城。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酒仙桥路也进行了拓宽和延长。以桥为界,桥北是工业区,桥南建起了生活区。在马路跨河处,新建起了石桥,代替了原已经历数百年风雨、早已破旧不堪的老石桥,新桥仍叫酒仙桥。(董梦知)

 

觉生寺为何被俗称为大钟寺

坐落于北三环西路的大钟寺因永乐大钟驰名中外,如今鼓楼西侧的铸钟厂胡同即是缘于明代永乐年间铸造出这口大钟而得名的。其实,重达46.5吨的大钟曾几经辗转迁移,才最终落户到了觉生寺。那么,觉生寺为什么被称为大钟寺?永乐大钟为何从万寿寺移走?重达46.5吨大钟是如何搬移至大钟寺的?  

觉生寺啥时被叫成的大钟寺?  

觉生寺创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在建成后,真正使其成为重寺的原因,却是悬挂在觉生寺藏经楼之后,铸造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华严钟(现俗称永乐大钟)。永乐大钟铸造于北京鼓楼以西的铸钟厂。大钟铸成后,先是悬挂在明朝内宫掌管百官作佛事的机构汉经厂——专门为皇帝、后妃礼佛的场所。永乐大钟之所以被收藏在汉经厂,主要是因为钟体内、外壁均铸有佛教经文,所以被当作是佛经文献的一种收藏版本。  

明成祖朱棣死后,汉经厂被废。万历年间,明神宗恢复汉经厂,并将永乐大钟移至当时京西新建的万寿寺。因为万寿寺是继承汉经厂的制度而兴建的,汉经厂所收藏的汉文佛经被迁移时,这口大钟也被一起迁至万寿寺。直到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下令将大钟移至觉生寺。寺因钟而显,觉生寺的名字逐渐被叫成了大钟寺。  

永乐大钟为何从万寿寺移走?  

雍正十一年四月,一位大臣向雍正皇帝所上奏折中记载:“觉生寺在京城之乾方,在圆明园之巳方,钟之本体属金,若移安觉生寺后甚为合宜。若在京城之东南安设,位属贪狼木星,有金木之克,未为合宜。看觉生寺殿宇五层,后阁属土,若在阁后另建一层安设此钟,取金土相生之意,甚属妥协。”这个奏折的大意是说,从风水角度来看,原来悬挂永乐大钟的地方不吉利,影响皇家风水,而觉生寺这个地方属金,适合悬挂大钟,所以建议将万寿寺永乐大钟移至觉生寺。  

由此不难看出,觉生寺的建寺之请及移钟之举是缘于“风水。  

敕建觉生寺的工程,自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起,告成于十二年冬,但将钟从万寿寺移过来,一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才完成,历时十年。觉生寺的修建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但大钟的迁移却是在十年后,直到乾隆八年才寺钟合璧,并建成悬挂大钟的钟楼,觉生寺这才得以全面竣工。此移钟盛事,在许多史籍中有详细记载。  

46.5吨大钟如何搬移?  

一口重达46.5吨的大钟历经辗转,终于在几次大的迁移后,最终落户到了觉生寺。相传在移动大钟时,每隔1里挖井1口,将沿途通过的道路挖成浅沟,再往沟里注水,然后在钟体下面垫上滚木利用冬天水结成冰,用畜力拖拽运行。每到一个陈悬之地,便要将钟垫高,悬挂在钟架上,然后再修建钟楼,所以觉生寺里的大钟楼是先有钟再建楼的。  

历史上,觉生寺不仅是佛教徒做佛事的场所,在清代也是京师皇家祈雨的重要场所之一。在清代皇室宗亲非常重视祭祀活动,其中也包括传统的祈雨拜天活动。这项活动有一定的季节性,它与农事活动和自然灾害连在一起。清代初年,遇上久旱无雨,为了祈求上苍降雨,皇帝要亲自前往圜丘、黑龙潭、大高殿等处去祈雨。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乾隆帝曾先后在乾隆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和二十九年、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多次驻跸驾临觉生寺。除四十一年外,乾隆每次都留下了吟咏觉生寺大钟的诗文。其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所作《御制觉生寺祈雨诗》,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被镌刻于御制碑阴:“侵晨奠静安,返跸礼栴檀。结习镇如此,觉生良已难。聊因甘雨足,稍为畅怀宽。调御无忧喜,金刚四句观。”自此以后,觉生寺又成为了京师“甘雨足”的祈雨场所。  

觉生寺虽是皇家寺庙,平时香火亦很旺盛,尤其是每逢正月初一至十五日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庙会,届时游人多慕大钟之名来此游览。庙内香烟缭绕,钟鼓齐鸣,游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根据文献《燕京岁时记》记载觉生寺庙会:“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日。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长安少年多驰骤车马以为乐,超尘逐电,劳瘁不辞。一骑之费,有贵至数百金者。岂犹有金台市骏之遗风欤!”   

链接  

永乐大钟铸有多少铭文?  

大钟寺坐落于北三环西路,是北京现存的一座规模比较完整的寺院。它坐北朝南,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对称。由南向北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藏经楼、东西翼楼等主体建筑,总占地面积约为三万多平方米。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大钟寺为市级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2月建立大钟寺文物保管所。1985年10月5日辟为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大钟寺因永乐大钟享誉世界,永乐大钟钟身遍铸佛教经咒铭文,有汉梵两种文字,共计23万多字。  

钟铃最早出现于何时?  

中国钟铃文化历史悠久,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已有原始钟铃。  

钟、铃是指一端闭合、一端敞口的中空响声器物。钟因钟槌从外部撞击钟体表面而发声,铃因内悬的舌体与铃体碰撞而发声。钟、铃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传递信息的响声器、演奏音乐的乐器、标志统治阶层权力和地位的礼器、佛道信众装点佛国净土和道教仙界的神圣法器,到报时用的器具,中国古代钟铃文化走过了漫长历程,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钟铃体系。  

古代乐钟有哪些种类?  

“乐钟”即奏乐之钟,古代贵族用于庙堂祭祀、婚冠丧葬、军事征战、宴享宾客等各钟活动中,具有乐器和礼器功能。出现于商,兴盛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礼乐制度的产物。西周时期形成了严格的用钟制度,不同等级的统治阶层享有不同规格的钟乐,“钟鸣鼎食”是先秦社会统治阶层生活的真实写照。乐钟包括铙、甬钟、钮钟、鎛钟、钲、铎、勾鑃、錞于等多钟类型。它们具有共同的形制特征;器体为扁圆体,口部呈合瓦形,多数为青铜质地。青铜乐钟在夏代已见雏形,商周开始进入繁盛时间,秦汉以后逐渐衰落,少量的铸造一直延续至清代。青铜乐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乐器之一,在“金、石、丝、匏、土、革、木、竹”八类乐器中位居首位。(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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