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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评:向现代作家学习“底层写作”

时间:2013-12-31 9:25:37  作者:侯桂新  来源:光明日报  查看:166  评论:0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底层写作”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发关注,而评论界对它的大规模阐释则始于2004年《天涯》杂志刊发的一组专文讨论。自此“底层写作”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文学思潮。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底层写作”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发关注,而评论界对它的大规模阐释则始于2004年《天涯》杂志刊发的一组专文讨论。自此“底层写作”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文学思潮。如今又是近十年过去,批评家眼中的一些常见症结,如审美脱身术、苦难焦虑症、主体精神弱化、现实主义激情匮乏等并未得到有效克服。这种局面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写作”的众多作者意识不清,包括对身处时代的基本认识模糊游移,对真实、具体、复杂的底层经验缺乏深度感知,在创作的情感立场、道德正义与艺术创新、审美价值之间难以取得平衡。

而从创作的渊源关系来看,当下的“底层写作”普遍缺乏对中外既有底层书写经验的自觉借鉴和继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   

事实上,远的不说,单是中国现代文学,就为如何表达底层、表现人性与透视时代真相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乃至范式。部分批评家曾试图引导作家对现代文学传统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开出了各自的药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底层写作”应坚持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与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从左翼文学获取思想资源及艺术经验,以形成一种“新左翼文学”为目标。何言宏、李云雷等均对这种“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有过论证与呼唤。   

如果把眼光放宽一些,现代文学能够为“底层写作”提供丰富营养的,远不止左翼文学这一脉。整个现代文学,对底层的多样化书写占据了半壁江山。今天重新审视这一份文学遗产,我惊讶于现代作家面对底层,具有如此多样化的视点、眼光与艺术呈现方式。   

在鲁迅的眼中,人物的底层身份可以是乡村无产者(阿Q)、勤苦农妇(祥林嫂)、不合时宜的普通读书人(孔乙己)。他们都处在某种可悲甚至“可笑”的境地,生存价值渺小得可怜,正如未庄人眼中的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除了发挥这两种功能,阿Q对于他们而言毫无意义。祥林嫂也是如此,初到鲁镇,她的价值主要是“帮忙”,在遭遇丧夫丧子之痛后,因为意识恍惚行动迟缓,便被鲁四老爷家辞退,从而只剩下了被“玩笑”的价值。孔乙己由于四体不勤,不能给人“帮忙”,从始至终活在周围人的“玩笑”中。而当阿Q们失去这两重功能、这两种存在的价值后,他们便无一例外地被取消了生存的权利。“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这十个字,以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对身处底层人的卑下境遇刻画得入木三分,远远胜过当下许多大部头小说对底层人苦难长篇累牍的展览。   

与鲁迅大致同期的郁达夫,也留下了《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书写底层的佳作,借描写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烟厂女工等的交往,或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或弘扬下层人的美好品性。叶圣陶、台静农、蹇先艾、许杰、柔石等,留下的一大批经典短篇小说,如《多收了三五斗》《拜堂》《水葬》《赌徒吉顺》《为奴隶的母亲》,对不幸的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作品中弥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至今令人动容。到了上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走向成熟途中,许多文学大家都对底层有着深刻的表现:老舍的《骆驼祥子》通过刻画进城民工的走投无路表达对城市文明病的犀利批判,曹禺的《原野》写一个青年农民复仇过程中的灵魂挣扎,沈从文的《边城》则以田园牧歌般的笔触讴歌底层人未被现代文明侵蚀的人性之美。延至上世纪 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底层(主要是农民)得到更大规模、更大面积的表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福贵》等着力塑造新时代的新农民形象,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借描绘农民的改天换地传达出一个时代深刻的历史哲学命题。通观整个现代文学,对底层的书写是从未中断的一条主流。作家们尽管流派不一,思想各异,艺术个性大相径庭,但在凝练笔墨的途中几乎都能如鲁迅所言,“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笔下的人物颇具典型性。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都是有灵魂的,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使得其作品能够成为超越时空的经典。   

回顾现代文学的底层书写传统,向现代作家学习,是当下“底层写作”突破瓶颈的重要途径。在这过程中,作家们应注意正视苦难,反对“奇观化”与“美化”等不良倾向,在苦难面前保持应有的悲悯与达观。苦难不应使人绝望,或者说,如果苦难令人绝望,也必须是具有某种内在逻辑的绝望,并且作家应反抗这种绝望的逻辑。同时要重塑价值,发扬作家的主体精神与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通过写作挖掘生命的价值与人性的光辉。作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哪怕写的是一地鸡毛的形而下生活,也不能放弃对形而上的追求与精神层面的飞升。而且还有必要多方取法,激活传统,为我所用,拓展“底层写作”的表现空间和表现方式,并形成自身的创作个性。就批评家而言,当下对“底层写作”的批评应有一个转向,从整体上过于重视社会学、政治学等层面的泛意识形态批评,转向注重文本细读的审美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底层写作”这一概念,可能无形中会对作家形成束缚与压抑。从现代文学的经验来看,作家们所写的底层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居于社会底层的人,这样有利于写出人性的普遍与永恒,达到文学应有的深度。现代作家很多在写“底层”,但并无“底层写作”的概念,这反而令他们对底层的表现丰富多彩,充满了想象力。可以想见,有一天当我们不必再借助“底层写作”的概念来讨论当下这一文学现象与某些作家作品时,当代作家对底层的表现或许已经走向了成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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