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礼的最高标准：和谐

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一月，高宗李治去泰山封禅途中路过寿张县，听说当地有个名叫张公艺的老人，一家九世同居，北齐、隋、唐朝廷都给予过表彰。李治觉得稀罕，就专程到张公艺家视察，问他一家能够九世同居的奥秘，张公艺书写百余“忍”字而献，李治观赏良久，大加赞叹。

东汉，汝南有个叫薛包的贤人，父母去世后，侄儿要求分家，他难以制止，于是把家产一分为二：奴婢自己用老弱的，说“他们与我共事久，你不能使唤啊”；田地房产自己选择瘠薄破旧的，说“这是我年轻时置办的，感情难以割舍啊”；器皿家具自己取朽败的，说“我使用惯了，吃饭睡觉觉得舒服啊”。结果侄儿不成器，败家破产，薛包经常用财物接济，使他免于挨饿受冻。汉安帝听说后，于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四月征召薛包至洛阳，拜为侍中，礼敬有加，但他以死乞归，安帝只好“赐告归”。 　　

《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两则故事，讲的是和谐礼让的道理。 　　

礼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孔子所倡导的礼，是规范人们言行举止的礼仪制度，最高标准是和谐。他所说的“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其实质就是和谐。他的学生有子进一步说明：“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应该讲究一切恰到好处，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最可贵的是和谐。而要做到和谐，就必须讲礼让，“君君臣臣”也好，“父父子子”也罢，只强调一方的道理而忽视另一方的感受，缺乏礼让，争强好胜甚至以势压人，就有失偏颇，难以做到和谐了。 　　

在实际生活中，这种道理至少存在于三种关系中。 　　

其一，治家。《北史》记载了两例礼让治家、和谐共处的史实。北魏大司徒豆卢宁无子，以侄儿豆卢公式为子，后来又生了个儿子，名豆卢赞。于是亲戚都劝他另立豆卢赞为嗣，侄子不如儿子亲。豆卢宁却说：“兄弟之子亦子也，我何必重新选择呢！”遂以豆卢公式为嗣。豆卢宁死后，豆卢公式袭爵，全家和睦，时人赞叹。北魏有一奇女子李发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做了尼姑。她的异母兄弟李宗侃与族人李孝衡争地诉讼，她把二人叫到道观劝解：“我有地，两家想要地，就到我这儿任意取，何必为几亩地不顾亲情伤和气呢？”二人惭愧，互相礼让，所争之地遂成“闲田”。 　　

其二，交友。友情的真谛是礼让，只有礼让才能让友谊长久，否则将反目成仇。《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了柳宗元礼让交友的懿行：唐宪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位朝臣因与朝廷政见不和，全部被外放州郡为司马，史称“八司马”。整整十年后他们才返回京城，旋即又全部被外放州郡为刺史，虽官升一级，但外放地更偏远，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柳宗元虽处境窘迫，但仍为刘禹锡担忧：“播州太荒凉，不适宜居住，而梦得(刘禹锡字)有老母在堂，要靠梦得赡养，万万没有母子同去播州的道理。”于是上书朝廷，请自己去播州，而换刘禹锡携老母前往柳州。宪宗被柳宗元的礼让友情感动，于是仍任柳宗元为柳州刺史，而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其三，理政。理政的最好局面是国泰民安，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引导百姓遵行礼让美德。《资治通鉴·汉纪》载：汉宣帝神爵年间，左冯翊(朝官名)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推行礼仪教化，尤其重视教导百姓礼让互敬，减少争讼，和谐共处。一日，韩延寿巡行至高陵县，遇两亲兄弟争田诉讼，各执一词。韩延寿伤心不已道：“我不能宣明教化，致令百姓骨肉争讼，既伤风化，又使官吏们蒙受羞耻，我难辞其咎啊！”于是闭门思过，卧床不出，全县官吏皆自系于狱，惶恐待罪。争讼兄弟的族人深以为耻，两兄弟后悔不已，二人剃光头发，脱掉上衣，待罪家中，表示让出诉讼之田，终死不敢复争。这件事迅速传遍了东郡二十四县，百姓莫敢争讼，至诚相处，不以相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