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中国青年的“励志文化”去哪儿了？

不久前在一个会上遇到了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中年人，旁边的人告诉我，他就是引发“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窄”讨论的“潘晓”之一。我突然发现时光倒流了二十多年，当年我们大学讨论的这个话题，大家曾经议论的如此热烈，而“潘晓”正是当年我们热议的对象。岁月沧桑，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那些话题已经渐行渐远，但当时的氛围却还记忆犹新。

那是八十年代的最初岁月，过去的计划经济限制使得许多青年面临着严重的成长不足，感觉自己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于是有人投书报刊，发表出来，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讨论进行的非常热烈，许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当然问题没有个确定的结论，却使年轻人形成了克服环境和自身的局限，打开人生新道路的基本共识。今天想来，这些“共识”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所在。每个人发挥自身能量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新的机会。这是一种“励志文化”。我还记得刘心武有一篇堪称“新时期”爱情文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其中写一个卖烧饼的青年苦学阿拉伯语，他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当时“自学成才”形成了一股风气，人们开始了新的奋斗和努力。当时大家对于未来究竟如何并不清晰，但都觉得一个新的社会一定会让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发挥，只要努力就会对社会有所贡献。这种“励志文化”今天看来可能难免有肤浅和幼稚之嫌，但那种努力向上的社会氛围却是让人难忘的。 　　

当时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来中国，在诗里这样形容当时的中国青年：“我不能移山，但是我能够发光。”移山可能太难，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却是可以做到的。安格尔被这些年轻人的努力感动，也为中国的新希望而感动。这种“励志文化’正是八十年代初的青年的文化主潮。正是这种激励人克服困难和努力奋斗的文化给了“改革开放”历史的动力。在我们告别贫困，寻找未来的道路上，这种“励志文化”的意义不能低估。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相信每个人“能够发光”的“励志文化”，网络上已经形成了文化和舆论的年轻“草根”，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中等收入者”后备军，他们在网络跟贴和博客中对社会问题有敏锐观察，但却缺少一种努力向上，发挥个人能力的愿望和决心。比如在发表正当的抱怨和指责的同时，对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缺少信心。这使得一种“抱怨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取代了“励志文化”，一种对于社会的指责和呵斥代替了自己的行动，对社会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取代了对自己努力的要求。 　　

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的里面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他讲到他送女儿上大学，却感到忧郁而不是欣喜。他说自己家里永远还有女儿那张温暖的床，但女儿灿烂的未来却只能依靠她自己的奋斗。一位美国的父亲还会有这样的忧郁，更何况我们这些中国的父母呢。 　　

一方面社会有责任关爱年轻人，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机会，需要以最大热情倾听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但另一方面，任何年轻人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也需要“励志文化”鼓励年轻人依靠自身力量给自己一个灿烂的未来。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父母应该给儿女一张床，社会也该给面临困难的人一张床，这是一种责任。但一个人的灿烂未来却永远依靠自己的努力得来，这也同样是一种责任。 　　

我有点怀念八十年代初的“励志文化”。我也希望今天我们有更强烈的“励志文化”氛围，中国的发展前景仍然巨大，机会仍然属于大家。 　　

让正在“发光”的中国给大家一个“能够发光”的机会。这需要我们付出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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