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基础？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言论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很多人将此视为真理。按照西方主流媒体的标准，言论自由一般是指批评政府的自由，甚至专指非美国盟国居民批评其政府的自由。但事实上，科技创新似乎跟言论自由没有多大关系。

比如俄罗斯，苏联时期科技创新层出不穷，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不但在火箭发动机、钛合金等与军事有关的技术上领先，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与加工、眼科医疗等民用技术上力压西方，而且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研究上也毫不逊色。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发明占全世界发明的46%，直到1987年，即苏联解体前4年，其专利登记数量仍为83659件，约为日本的1.5倍，美国的2倍，西德的5倍。 　　

当然有人会说这些发明创造大多不是特别重要，或者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仅仅是数量可观，并不能说明对全人类科技进步有多大意义。那么，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诺贝尔奖。 　　

衡量科技创新对人类科技进步的贡献大小有很多标准，但绝大部分人都承认，诺贝尔奖中的科学类奖项能够作为重要的证明。虽然在冷战时期，整个西方对苏联敌意很深，标榜中立的瑞典也难免有其思想局限，这一指标不能说完全公正，但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并且，鉴于言论自由只体现在一国之内，我们应该用居民而非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其做出的科技创新相比较，因为有些科学家虽然有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血统，但并不生活在这个国家，该国的言论自由与否也无法影响到他们的创新能力。 　　

俄罗斯居民共获得诺贝尔奖22次，扣除和平奖1次，文学奖5次，其余均为科技奖，共16次。其中沙俄时期俄国居民获奖3次，苏联时期11次，后苏联时期2次。有一些俄罗斯科学家虽然获得诺贝尔奖，但早就移民其他国家，是在外国研究机构获得的主要成果，不是该国居民，因此不计入。沙俄、苏联时期按现在主流观点都是非常专制的，言论非常不自由，但获得诺贝尔奖最鼎盛的时期恰恰是那时候。而苏联解体后，居民获得了言论自由，但遗憾的是并没有迸发出科技创新的热潮，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反而只有两个。苏联时期平均6年多获得一次科学类诺贝尔奖，而苏联解体后平均11年以上才获得一次，其中阿尔费罗夫还是被西方认为言论思想最不自由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和热衷于支持以色列的金茨堡后来都投身政治，他们俩的学术成果主要创立于苏联时期。 　　

如果说俄罗斯是孤证，那么德国的情况也可以作为辅证，同样否定了“言论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基础”这种说法。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1870-1919）高达18名（诺贝尔奖从1901年才开始颁发），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也有14名，而希特勒时期（1933-1945）仅有7名。言论自由的魏玛共和国，获奖频率虽然高于希特勒时期，但仍逊于言论不自由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况且其余两者主要为战争时期，大部分资源被军事占用，社会环境动荡，对科学发展本就不利。但是，言论最为自由的战后约70年内，德国居民共获得约28次科学类诺贝尔奖，频率不但低过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甚至低过希特勒时期——虽然有很多德意志血统的科学家获奖，不过他们都不是德国居民。 　　

如果有人觉得仅这两个国家还是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从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来看言论自由与科技创新到底有没有关系。 　　

近现代世界科学中心经历过5次转移。首先是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各城邦实行贵族寡头统治，经常实施政治暗杀，实在说不上有言论自由。17世纪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英国，代表人物是牛顿。资产阶级革命结束时牛顿已经45岁，整个17世纪英国也没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牛顿本人作为皇家制币厂厂长和爵士，一生都在为皇家做贡献，几乎找不到他对皇家的批评。18世纪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法国，代表人物是创立了化学的拉瓦锡。他是君主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不但不批评国王，还陪着路易十六一起被砍头。18世纪的法国不论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都热衷于铁腕统治，并没有创造言论自由的环境。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世界科学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即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也谈不上什么言论自由。20世纪20年代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科学发展的环境算是有了现在西方宣扬的“言论自由”，但却没有出现牛顿、拉瓦锡这样的大宗师，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说大半研究成果也是在德国皇帝的警察统治下获得。可见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跟科学创新并没有多大关系。 　　

把当前世界各国的情况做一下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言论自由跟科技创新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最近的世界各国获得国际专利的排名，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官网上获得的数据来看，君权神权统治的沙特被认为言论自由程度很低，但排名34位，高过葡萄牙（39名）、希腊（42名）。排名越往后就越是小国穷国，有的是被西方认为的“民主国家”，有的是被西方认为的“专制国家”，并没有明显差异，基本给人印象是科技创新跟财力和教育水平有直接关系，跟其他的因素关系不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科学的发展早已进入系统性创新阶段，以前靠天才人物的奇思妙想得到创新的情况几乎已经没有了，靠的是团队研发，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现代科学发展需要能够相互协作、充分发挥整体潜能的创新机制，其中要有组织者、科研主管和负责各种具体业务的人员，人数分配要有合理的比例，还需要完善的协调机制。创新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要先有大量资料信息，很多还需要大量实地调研，要有大量科研经费。只有上述条件都具备，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奋斗，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创新观念。 　　

通常是在基础学科取得突破后，再由专门的应用研究和技术研发队伍先通过实验获得初步工艺，然后在小规模生产中不断改进，逐步推广到生产环节中去，经过反复改进，才能走向市场。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一个由很多要素构成的系统性工程，这些要素要按照精密的结构和层次构成一个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才能正常运转。可以看出这样的创新系统工程必须有强大的财力和人力以及管理才能获得重大突破性的成果，只有政府和一些巨型企业才能支撑起这样的创新系统。前苏联政府可以集中全国力量进行研发，容易在某些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但只靠政府的力量会后劲不足，而且官僚主义容易导致效率低下。目前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政府和企业并重，共同进行创新研发。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资源的调动能力更强，而且有后发优势，可以少走弯路，所以创新速度要比美国等西方国家快。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清理网络上的谣言，打击造谣传谣。很多公知和西方媒体就声称这种正当行动妨害了“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宣扬打击造谣传谣会导致科技落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上述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言论自由也跟科技创新没有直接联系。笔者无意反对言论自由，完全赞同舆论监督，但一反对神话言论自由，二反对有目的的“定向”言论自由。如果不能实事求是，一味追求过度的言论自由，为反对而反对，与国何益？与民何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行业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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