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电话通知毛森：“飞行堡垒”全部归解放军

装甲车在解放战争时期可算是比较先进的重武器，特别是在城市中执行防卫任务，很具有威慑力。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对付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中，便常常使用这一铁甲怪物，上海人时多称此物为“飞行堡垒”，与“国民党特务”划归为一类，可属同义语。所以，“飞行堡垒”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绝对不是一个善良的形象，而是与魔鬼联系在一起的。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大队，即是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武装，在上海市拥有最多“飞行堡垒”的军警部队。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驻无锡的一个装甲兵营， 1947年调来上海改编为警察局机动车大队，下设4个中队，原装甲兵营营长钟敏任大队长，副营长喻飞任第一中队长。

1948年底，毛森在接替宣铁吾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后，他一上任就认识到了这 “飞行堡垒”的特殊作用，特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钟敏、喻飞则明升暗降，调任总局保安警察处科长，机动车大队也在其管辖之下。全大队在临解放时有300多人，配备有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枝，电台4部，在维持上海市治安方面要算是一支铁杆力量。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目光也盯上了这支在上海解放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武装。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何以端，遵照上级的指示，派出肖大成、戴宗义利用各种关系，开始了对钟敏、喻飞的策反工作。肖大成通过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的关系，与钟敏取得了秘密联系，经过多次接触，钟敏表示愿意尽力，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戴宗义和喻飞都是湖南平江县人，早在抗战前就有来往，是同乡和好友，当戴宗义向喻飞正式提出一旦时机成熟就率部起义的要求时，喻飞当即表示愿意投向人民，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

1949年5月24日， 解放军攻占了上海市郊。这天上午，毛森从毛人凤家中回到警察局后， 下令在警察局大院里枪杀了9名所谓“政治犯”，而后任命陆大公为警察局副局长。接着，他在五楼力、公室里指挥亲信，秘密谋划退守苏州河北岸，命令机动车大队的全部装甲车开往河北岸，一部分用于在河北岸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一部分交给杜长城，用于携带炸药搞爆破用。

上午10时，肖大成、戴宗义分别接到吴克坚、何以端的指示：立即策动机动大队起义，不让毛森调动装甲车驶往苏州河北岸的阴谋得逞。

肖大成立即在胸前佩戴一枚由陆大公事先提供的义务警察证章，只身混入戒备森严的警察局。他在北部三楼走廊遇见了钟敏，两人正在握手时，毛森的亲信、保安警察处处长黄炳炎突然走来，钟敏顿时被吓得面如土色，两眼发愣。肖大成感到钟敏的态度似有动摇，便没有向他布置起义任务，两人寒喧几句后，即上楼到副局长办公室，找到了陆大公。

正在这时，毛森腰间插着一枝手枪，跑进陆大公的办公室，催促道：“陆副局长，快！快！立即下令调遣机动车大队开到总局待命。”

“刚才不是说开到苏州河北岸吗？”陆大公问。

“毛老板的杜队长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如催命，快给他，先把他打发走再说。守是守不住了，还管他什么苏州河！”毛森以执行其老板毛人凤的指令为先，焦急地说道。

说话间，毛森以怀疑的态度，盯了肖大成一眼，形势十分紧张。

肖大成等毛森走出办公室后，立即告诉陆大公：“钟敏很可能动摇告密，你要赶快找到喻飞，你们两个人一同去江宁分局机动车大队部。”

陆大公面有难色，表示说：“事已至此，我只好在总局顶下去了。”

接着，陆大公迅速把喻飞找来，让肖大成和喻飞同乘一辆摩托车去了江宁路机动车大队驻地。

肖大成来到机动车大队部不久，戴宗义也随后赶到。这时，机动车大队长缪琅已不知去向。喻飞立即通知中队长丛林、汤声溢等人开会。喻飞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戴宗义的中共党员身份，然后对大家说：“现在，国民党军队已纷纷向吴淞口方向逃跑，而毛森却一再下令调机动车大队到苏州河北岸布防。我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这是一条死路，因此决定与戴宗义同志合作，决不把装甲车开往苏州河北岸。我们要调转枪口，投向人民，立即起义。”

喻飞和几个中队长都是湖南老乡，平时关系也都很好，因此他的讲话立刻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并推举他为代理大队长，一切行动听从他的指挥。

然后，戴宗义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向大家进一步阐述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欢迎大家选择光明之路。

戴宗义的话进一步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有个中队长当即提出：“有3辆装甲车已被毛森调去， 现在福州路总局门口警戒。我建议把这3辆装甲车调回大队部，共同参加起义的行列。”

喻飞和戴宗义商量后，决定采纳这一意见，喻飞以代理大队长的名义，命令分队长连成辉前去调回那3辆装甲车。

下午2时半，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起义工作准备就绪后，正式宣布起义。

喻飞下令各中队按预定方案，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其余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

正当肖大成、戴宗义在机动车大队部紧张部署起义时，毛森多次打电话催促将全部装甲车开往苏州河以北地区：“怎么回事！快，快把装甲车开来。总局门口的装甲车是什么人调走的？”

喻飞寻找理由，搪塞道：“我怎么知道是谁调走的。装甲车都在外面执勤，无法通知集中。”

“你去找，能找几辆就开几辆来，我这里有急用。”毛森在杜长城焦灼的等待中，想把杜长城赶快打发出办公室，也好办自己的事：准备外逃。

喻飞不慌不忙地对着电话筒回答毛森：“局长，现在这里一辆车也没有，我到哪里去找？上海这么大，我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

当毛森第三次打电话训斥并强令装甲车立即开到警察局时，肖大成接过了电话，大声告诉毛森：“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已经起义了，飞行堡垒全部归我们共产党，不会再跟你走了，你快滚吧！”

“你是谁？你是谁？谁敢这样与我讲话！混蛋！”毛森破口大骂。

电话中是一阵舌战。

“啪！”毛森摔下电话筒，对着同是一脸惊色的杜长城，摊开双手，“我也没有办法，已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呸！你的人投了共，坏了我的大事。我要到委员长那里告发你！”杜长城骂着，奔出警察局，去想另外的办法。

毛森呆立在办公室门口，望着杜长城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呸！你还配骂我。操你祖宗，出门挨枪子！”他返过身来，又匆忙忙自己的事，转眼间把杜长城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国民党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在中共地下党的控制下布防、警戒，直至上海解放， 40多辆装甲车和全部武器弹药，都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