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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言高论

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

时间:2015-1-7 9:53:30  作者:陈振明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查看:76  评论:0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作者认为,打造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的关系,并从指导思想(价值维度)、实践维度、传统维度和世界视野等方面着眼来推进。

[摘要]本文探讨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作者认为,打造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的关系,并从指导思想(价值维度)、实践维度、传统维度和世界视野等方面着眼来推进。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政策文化传统,树立起全球视野或世界眼光,突显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形成中国政策科学的术语、词汇、命题、原理、定理、推导、媒介和话语规则,逐步建立起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策科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政策科学在世界学术界上的话语权。   

立足中国实践,提升中国经验,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这既是党和国家向学界提出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分析)是当代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软科学)的一个新学科领域。如何突显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本土化的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政策科学学科在世界学术界上的话语权,这是中国政策科学下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政策科学是二战后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个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研究领域,是管理科学或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当作公共管理或政治学的一个新分支(在新修订的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上,公共政策暂时被列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它的出现甚至被说成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次“科学革命”。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当代科学中政策相关知识的增长、政府决策能力的不足、智库或思想库的成熟是促使政策科学兴起的几个主要因素。  

政策科学以政策领域或政策实践为研究对象,研究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或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其目的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质量。政策科学研究的范围涉及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公共决策的体制与机制,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以及政策思维、政策价值观、未来研究、政策战略、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或项目)评估,从大政方针到各层次、各部门、各领域的具体政策研究等。政策科学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软科学)的一个重要而又充满活力的新学科领域。  

“软科学”本身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和政界广泛使用这一术语,用来表征一个交叉学科或学科群——指的是那些以阐明现代社会复杂性、系统性课题为目的,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包括人和社会在内的广泛对象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并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的知识领域。在国外,人们更多的是用“管理科学”的术语来指称这一类知识。二战后,国外涌现了一系列新兴软科学学科,包括人工智能、战略研究、系统分析、未来研究、科学学、决策学、领导科学等。政策科学已成为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当代软科学的核心。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软科学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它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具有不同的重点。有学者认为,软科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重点是科学学尤其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60年代的重点是运筹学;70年代的重点是未来学及预测学;到了80年代,其重点已经转向政策科学了。政策科学实际上是由智库(思想库)与学界一起建立起来的学科,是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智库成长的最直接的和主要的支撑学科之一。该学科在解决当代复杂政策问题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已被人们所广泛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行政学等学科在我国的恢复,西方政策科学便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以及实际部门政策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着手进行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这个新领域的介绍、引进和研究工作。经过学界与政界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政策科学由无到有,逐步发展,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学界关于政策科学的本土化研究与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意识已经觉醒,立足于中国政策实践及经验的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与话语体系的构建开始起步。政策科学业已成为我社会科学以及管理学科(软科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还不成熟,还没有真正摆脱对西方政策科学的模仿以及对其话语体系的套用,学术界对西方政策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批判的分析、消化和吸收不够深入,基于我国政策实践、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的研究以及中国公共政策的历史传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对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政策科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有学者曾经指出,由于理论和方法主要是照搬其他学科和西方的体系,缺乏学科自身理论的建树和创新,这种理论上的困境导致学科整体发展缓慢,使我国政策科学学科长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1]。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政策科学的学术语言和理论体系的西方味道比较浓,中国味道不足。总而言之,中国政策科学的本土化发展及其话语体系建设仍需下大功夫。  

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推进,对政策科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2]。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重要批示,将智库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要求和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迫切需要政策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及政策相关知识更广泛的应用。这为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改革与发展的大量政策问题需要系统研究,政策实践及其经验需要及时总结。新形势要求我们迅速改变政策科学发展滞后于政策实践的局面,推动中国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与话语体系建设,以适应迅速变化着的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需要。  

  

作为社会科学和软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政策科学当然关心事实、理解和预言,追求研究的客观性,但其所涉及的是政治系统、政治生活以及选择或决策行为,必须关心价值和行动,重视价值评价和推荐行动过程,因而它带有政治性、主观性和意识形态性。因此,在政策科学那里,学术与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等这样一些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打造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首先需要了解政策科学的学科属性,思考、把握和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一)学术与政治以及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政策科学具有学术与政治的两重属性。一方面,政策科学是社会科学或软科学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所有政策问题都可以在政策科学及其分析框架中加以研究和分析,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大量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为基础,它的许多概念、理论原理尤其是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来自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科学方法论。其实,二战后政策科学诞生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以及智库专家,运筹学、系统分析和管理科学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特别是政策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政策科学研究必须服从于科学的传统,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并具有科学的精神气质。它强调尽可能使用科学的方法及理性分析,追求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可检验性,并为更好的政策选择和政策结果而努力。  

另一方面,作为政策科学研究的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府体制尤其是公共决策的体制、活动者、过程及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政策系统是政治系统,政策过程也是一种政治过程。政策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不同的政治制度、决策体制和政治文化会影响或制约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督和终结等一系列环节。这就使得政策科学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及意识形态色彩。  

如何看待政策科学中学术与政治或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政策科学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如果是,又是什么意义上的“科学”?这实际上是政策科学界内外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曾有过激烈的辩论。在这场争论中,有学者坚持“科学的政策分析”的立场,而批评者则称政策分析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不是真正的科学(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的政策科学并非“纯科学”,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色彩)。  

(二)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事实与价值以及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的关系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关系,由之决定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分野。经验科学注重对事实或问题的实证分析,而且往往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政策科学在学科性质上既是实证的,又是规范的。它将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并列,作为自己的两大方法论基础。政策科学可以说是关于一般选择理论或(公共)决策的研究,而选择或决策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或决策则以价值(观)作为基础。因而政策科学不仅关心事实,要求对事实或问题做实证分析,而且更关心价值和行动,重视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创造和批评有关的公共政策价值的知识主张,或推荐应该采取的行动过程。政策选择往往需要在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自由、健康、幸福、财富、安全、和平一类的价值中做出取舍。选择哪一种价值,并不仅是一个事实分析的问题,而且更需要以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需要伦理推导与价值评价。  

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贯穿于政策过程或政策行为研究的始终,包括从问题发现、问题分析到问题解决的全过程,涉及从议程设置、问题界定、方案规划、后果预测、方案的比较择优到政策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活动环节。注重价值分析与价值评价,这正是政策科学区别于一般的经验科学的重要之点。  

(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政策科学是一门以行动为取向的学科。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法,提倡一门能把科学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及提高政策质量的新学科。政策科学既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可以说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它要为执政党、国家或政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服务,它以发现、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而政策实践则为政策科学提供研究的场域以及政策实验基地,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提供实践经验,检验政策科学理论并推动其发展。政策科学的目的不仅是了解和解释政策系统及其运行,而且要更好地影响和改造现实世界。  

中国政策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要以中国的政策实践以及政策问题的解决作为立足点,在回应实践的关切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构建。必须善于用中国政策话语讲述中国的政策故事,用中国政策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的政策实践;并在政策实践中,加强政策相关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应用,发挥政策科学理论在政策实践中的指导作用,突显中国政策科学的问题导向以及应用性、现实性和生命力。  

(四)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政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样古老。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公共政策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统治阶级或集团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因此,不论是那个历史时代和哪个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他们首要关心的事务;而政策研究的经验和思想也随政策实践的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化。伴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经验研究的成长,政策研究或政策相关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它自己的特殊程序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最终在20世纪中后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领域。  

政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策文化及其话语传统。现代政策科学产生之后,其学科范式、话语及话语体系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国外政策科学出现了由实证主义(或现代主义)向后实证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后实证主义者强调公共政策的政治内涵与价值冲突”[3]。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许多新的话语,如公共治理、政策网络、政策共同体、建构主义、性别、解构与批判、话语分析、公共能量场、制度理性选择、多源流、倡导联盟、中断-平衡、政策扩散、政策悖论、政策对话、政策论证、批判性评估等。  

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建构不仅要关注当下现实的政策实践,而且要有历史分析的视角,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历史传统及思想遗产加以审视,促进中国公共政策历史传统及思想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五)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话语及话语系统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及语言系统之中,各国或地区(区域)的话语系统的不同或差别是非常自然的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的政策实践、政策制定系统及运行过程的内容和方式有别。因此,各国的政策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以及现实的政策实践和政策传统。  

从政策科学的科学性角度看,政策科学反映了人类政策过程与政策行为的某些共性,揭示政策系统及其运行的规律性,因而它的某些概念范畴、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具有普遍适应性。然而,由于现代政策科学是先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特定的政策背景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及特征,带有非科学的、消极的成分,必须加以批判分析与辨别。  

因此,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话语体系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过程中,既不能割裂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联系,用世界问题来裁剪中国;也不能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性,陷入“自言自语”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个说法适应于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构。  

  

那么,应该如何突出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推进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呢?基于上述几大关系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思考。  

(一)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  

世界观和价值观是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和策略理论为指导。首先,作为我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准则;其次,政策和策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深入学习、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和策略理论就成为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构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政策和策略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重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许多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地阐述了政策和策略的含义,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的基本思想,将政策和策略视为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的准则;他们论述了无产阶级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依据,并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原则。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内容。毛泽东同志的名言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的许多著作(如《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可以说是专门讨论了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毛泽东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涉及党和国家政策研究的原则和依据,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总路线、总政策与具体政策的关系,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等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政策与策略思想丰富多彩。邓小平理论中的政策与策略思想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的战略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选择,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事实求是,解放思想原则,重视政策试验(先试验后推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政策的成龙配套,形成有机体系,政策检验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满意标准等等。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第三代历届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策与策略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新思路与新风格。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包含着丰富的战略、政策和策略创新思想[4,5]。例如,关于战略和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方面,习近平同志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指出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又如,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智库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视之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要求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要求加强智库自身建设,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从价值维度看,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还必须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6],由24字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追求。  

(二)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维度  

中国政策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必须着眼于当代中国政策实践的发展,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立足政策实践、表达政策实践,并推动政策实践发展。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策实践,切实研究当代中国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强化问题意识或问题导向,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提出的重大政策问题;把握当代公共政策发展趋势,分析总结中国公共政策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鲜活经验,发现、寻找、概括和提炼中国政策科学的本土化话语表达以及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理论、新方法及新技术。在研究和解决现实政策问题中推进政策科学话语建构与理论创新,用新的话语和理论成果和引领新的政策实践。具体来说,包括下列三个方面的内容:  

——立足于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政策系统涉及政策主体(政策活动者)、决策体制机制、政策客体(政策对象)、政策环境等因素;政策系统的运行体现为政策过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制度选择、文化传统基因等的差别,各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情况不同。例如,中西方的政策主体或政策活动者的构成因素、它们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公共决策的体制机制(决策权力运行,决策程序与决策方式等),政策运行的具体过程环节等各不相同(我们在《政策科学》等论著中曾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比较分析)。近年来学界有不少对中国的政策系统及体制机制和政策过程及其基本环节研究的论著(如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绍光、樊鹏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胡鞍钢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等)。这是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构建的源头活水,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突出对当代中国政策问题的研究。中国政策科学必须以问题导向,并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顾海良认为,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特色。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既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政策领域,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与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行政审批制度,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及招生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卫生、科学技术、计划生育、生态文明、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发展的政策问题。  

与此同时,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创造出大量鲜活的政策实践经验。例如,近期国务院开展政策督查工作,全面检查政策落实情况。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打通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推动政策措施尽快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并要求这次政策督察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7]。这是政策过程尤其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创新举措以及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这些现实的政策实践给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丰富的理论源泉和经验材料。“政策督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环节,“政策督察”是中国政策科学独有的话语。  

——注重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经验和政策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高度重视政策和策略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把决策及政策的正确与否提高到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高度来认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地探索并积累适应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基础。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形成了许多政策研究的基本原则、理论和方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经验的最高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政策经验、政策理论和方法。  

(三)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维度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公共政策的实践经验与思想遗产,形成了独特的政策研究文化及传统。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他说对历史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8]优秀的政策文化传统是建立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政策研究的成就辉煌,中华民族为全人类留下大量的优秀政策研究遗产。中国古代典藉不仅记载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或政策,记载了各种实际运用的谋略和谋术,而且也记载了政治家、圣哲贤人、谋士军师们对政策经验的总结及关于政策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涌现了一大批与政策和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的著作。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大量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孙子兵法》不仅是兵书,而且还是国策(虽然主要是军事谋略的研究,但也有大量的一般政策思想);《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不朽名著记载了许多政策研究的真知灼见;明朝冯梦龙的笔记文学作品《智囊补》记录了从先秦到明代惊心动魄的政策案例凡1238例。  

中国古代的谋略谋术可以说是现代政策研究的先导,而谋士、智囊则是古代的政策研究者。在我国,辅助统治者审时度势、选择时机,进行政策咨询的智囊出现很早。上可追溯到夏商之家臣,西周之命士;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据一方。诸侯们为独揽天下,纷纷招贤纳士,养聘食客。有识之士则挟术怀策周游列国。《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这些食客中有不少杰出智囊人物,他们为诸侯争霸立下汗马功劳。《战国策》专门记述了这些策士们的言论和行动,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政策研究及咨询的著作。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与政策相关的至理名言及成语,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等。  

因此,中国政策科学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发掘、整理、研究和提炼祖先遣留下来的这些政策文化遗产以及话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实现中国政策研究学术传统的现代转换。  

(四)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世界视野  

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与话语体系构建需要突出本土化及其传统,采取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发出中国声音;与此同时也需要具有全球视野,面向世界,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如习平近总书记在2014年2月1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他强调“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与话语体系构建既要研究中国的政策实践和政策问题,也要研究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策实践和政策问题,并将两者联系起来,从全球的视野审视本国的实践;同样,对政策遗产及政策传统批判、继承和发扬,既要凸显本土的,也要关切全球的。  

中国政策科学发展及话语体系构建应该学习研究和批判借鉴世界各国的政策经验和政策思想遗产成果。现代政策科学毕竟是先从西方先兴起的,西方的话语具有先发优势,而且迄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政策科学中既包含了科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话语以及反映了人类政策过程的共性或规律性的话语,也包含反映西方政治制度及体现其意识形态的话语。因此,必须加以认真的分析、批判与鉴别。在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既要具备世界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继续紧密跟踪研究国外政策科学的发展动态与学术前沿,注意借鉴和吸收全人类包括西方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成果,又要防止盲目地照搬照抄其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框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及现实的政策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批判、改造、消化和吸收其中的科学成分以及话语体系中的合理因素。  

总之,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探索的勇气与创新的精神,大力推进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政策文化传统,树立起全球视野或世界眼光,突显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形成中国政策科学的术语、词汇(或语汇)、命题、原理、定理、推导、媒介和话语规则等,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政策科学在世界学术界上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徐湘林,中国政策科学的理论困境及其本土化出路[J]公共管理学报,2004,(1)。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人民出版社,2013-11。  

[3] 陈庆云,鄞益奋,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4)。  

[4]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习近平改革战略思想[J]人民论坛,2013,(37)。  

[5]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习近平经济战略思想[J]人民论坛,2013,(35)。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基本内容公布[N]人民日报,2014-02-12(第1版)。  

[7] 国务院全面督查政策落实情况:力破“中梗阻”[EB/OL]“确保令行禁止”[N],新华网2014-06-07。  

[8] 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06。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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