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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夏立君谈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

时间:2015-6-20 8:42:05  作者:夏立君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查看:128  评论:0
内容摘要: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一个水汽淋漓的节日,走进民族的情感深处。从长远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并非宣传教育的结果。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一个水汽淋漓的节日,走进民族的情感深处。从长远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并非宣传教育的结果。

他来自浪漫的楚风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开头。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便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南方文化发育在远古迟于北方,荆楚曾长期遭受中原文明的歧视与征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与现实密切关联。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屈原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   

屈子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汽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   

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大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便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之悲剧,真是一个最彻底的悲剧!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先秦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他一再被疏被逐,宫阙日远,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他为祖国而生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主要人格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文化落后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雄踞西北,虎视鹰瞵。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楚国比齐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

可是,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一般认为,此时的屈原绝望,遂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祖国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作为楚国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他又是一个被楚文化浸润透了的士人。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情感的基础。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特别“记仇”?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主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楚国有最鲜明的文化标记。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子重新立为“楚怀王”。秦最终亡于楚人之手。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在天界的快乐便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庄子以《逍遥游》完成想象中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   

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从《橘颂》到《怀沙》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的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穿于疏远流放全过程。“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正当青春的屈原,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放眼天下,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豪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个一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却仍以既有的赤子人格应对,则必会陷入困境、绝境。   

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楚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离骚》开篇即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   

注重修身、以道自任、自高自贤,中国早期士人已形成此共性。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正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   

屈原要救国,但个人并无救国力量。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未必能持久。当某种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状态。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屈原既把自己想象为美人,也把怀王想象成美人,屈原不但是“弃妇”,也是为美人所弃的“弃夫”,两种想象实无不同。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意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真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屈原的“求女”意象每为后代文人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却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离骚》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最后就剩下捍卫人格、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原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葬自己于祖国水土,赤子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屈原人格的彻底性与悲剧的深刻性相一致。   

他是一面镜子   

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即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骚》就像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司马迁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历代文人、非文人围绕屈原,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的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中年后奉诏修史,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对屈原从人格到作品全面否定,在《离骚序》等文中指责屈原“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不合儒家“法度”。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作《楚辞章句》,对后世影响甚大。与班固相反,王逸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他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却“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王观点虽相反,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班固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皆厚爱屈原。他们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蒙冤的屈原对话。“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与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   

竟也有憎恶屈原的诗人。中唐诗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对屈原评价之低令人瞠目:“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这简直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之举。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如此仇视屈原,原因何在?孟郊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眼里只有功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俨然已成“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   

对屈原的解读,至王国维、梁启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对屈原的曲解仍然存在。   

屈原是一面镜子,每个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   

一座文化丰碑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铸伟辞”(刘勰语),自成天籁,《离骚》是也。屈原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屈子精神极大地扩张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情感深度。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参照,有了深度,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楚国郢都“九次”。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原横空出世般的伟大文化创造,与其非同寻常的爱国激情深度关联。现实困境是立体的,人格是立体的。只要有一方不陷入极端状态,就不会有彻底的悲剧。极而言之,如把爱国精神从屈原身上剥离,其作品其文化创造则无法解释。   

读到一当代文化名人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说:“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当年的‘国界’早被诗句打通了,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作者将多种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不成立。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版图都扩大了不少,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速朽。屈赋楚辞的每个字都浸透着爱国血泪。屈原因此才超出了“当时当地”,成了中国的、世界的。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文化创造,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伟大不朽的。深邃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政治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诗句固然可以超越国界,真实的“国界”却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秦国铁蹄横扫六国国界时,完全不会理会屈原的诗句。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在现实中亦未必绝迹。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的文化创造。现实中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降低了屈原的文化意义,这无疑极端荒谬。   

数千年间,屈原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文化营养。这种营养不可或缺。可是,数千年间,朱熹们反复欣赏玩味并企图加以利用的实际是屈原的婢妾心态。婢妾心态,这一定不是屈原与生俱来的,一定不是屈原的主体人格,是屈原人格被压迫被扭曲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但屈子自杀,他该是要把那婢妾心态也杀掉吧?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历史知道,应该把谁立为丰碑。真正的诗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诗人。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作者夏立君为作家、编辑,已出版散文集《心中的风景》《时间之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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