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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言高论

人格精神与治理模式

时间:2016-1-4 9:40:15  作者:知常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173  评论:0
内容摘要:获得认可的欲望是此书的一个基础论点,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承认,就是“获得被认可的欲望”,并认为其发自于精神,作者认为它构成一种我们最熟知的人格。由此引出第一个组概念:欲望、理性、精神。

“大战略读书汇”文选

人格精神与治理模式


 

人格精神与治理模式

——读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有感》

 

前言:2015年8月2日晚,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代表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达成一致,这份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文件,标志着人类社会第一次就发展的概念达成了共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红波说,从内容上看,这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我认为,此议程的启示是:从“人、社会、自然”三个维度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正成为当代主流趋势。福山所著书结论则认为,“自由民主社会”是历史的终结,“自由之人”即最后之人。由“理性欲望和理性认可” 两大支柱构成的自我保存(实现)的人格精神是其理论基石。本文尝试从“人、社会、自然”维度下,以人格是否应基于“自我”为主线,对《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略作探讨。

一、关于“最后之人”

获得认可的欲望是此书的一个基础论点,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承认,就是“获得被认可的欲望”,并认为其发自于精神,作者认为它构成一种我们最熟知的人格。由此引出第一个组概念:欲望、理性、精神。

关于欲望,作者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和动物一样,对食物、饮料、住所以及所有超出自我保存所必需的但自己没有的东西有自然的需要和欲望”。并引用柏拉图在《理想国》对的描述“欲望唆使人们去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

关于精神,作者引用柏拉图《理想国》所言:“人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渴望自己的价值或者他用价值投资的人民、事物或原则获得认可。这种以某种价值来武装自己,并渴望这种价值获得认可的倾向,用当今流行的语言表述即为‘自尊’。感受自尊的倾向发自于灵魂中称为精神的那一部分。”

关于理性,按柏拉图、黑格尔相关描述:“而理性或盘算则告诉他们获得这些东西的最佳方法”。“有欲望的人、经济人、真正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成本/利润分析’,时时刻刻给他们提供一个循规蹈矩的理性。” 作者在这里试图建立起一个立足于“获得被认可的欲望”人格模型(图1)。 

人格精神与治理模式 

福山人格模型定义欲望会使人追求三类东西:自我保存所、自己没有的东西、价值与尊严认可。人们对资本贪婪本性的批判恰来自第二点,即对物质的无限索求。为此,书中集合黑格尔、柏拉图等大师的观点,从哲学层论证出欲望追逐是人性必然,同时把经济(实质是利益)作为驾驭欲望的手段导入,以说明由欲望导致的物质追求、有其理性思维(可控),最后通过把欲望提升到人类价值与尊严被认可的精神层面,得出欲望的超越物质的人格精神驱动。藉此塑造出本书的底层模型一:福山人格模型。

应看到,“自我、经济利益、价值认可”才是福山模型的本相。相对于当前“人、社会、自然”三个维度主流趋势,福山模型显然缺失了“自然”这个维度,其视角仍局限在“人”的单一维度。且其理论是立足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世界,其主张的本质是基于“保存自我、经济利益、价值认可”。所以纵观全书,其“最终之人”是以“经济人”为自我定位,处事应物首选经济思维与利益手段,把“价值被认可”视为终极。

“自由民主国家最典型的公民是‘最后之人’,一种由现代自由主义缔造者塑造的人,他把自己的优越感无偿献给舒适的自我保存。自由民主创造了由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这种人经过对长远利益的算计,很巧妙地以一种新的方法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最后之人”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因此就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由于完全沉湎于他的幸福而对不能超越这些愿望不会感受到任何羞愧,所以,‘最后之人’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这就是书中“最后之人”的定义。最后之人没有使命感,没有远大的理想、愿景和抱负,因为书中认为这些会使人有差距、从而无法实现自由和不平等。人只需以价值为最高追求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即可。这里有一悖论:被认可虽实现了自我价值,但价值又以物质财富和人格尊严为载体。难免会有贫富差和优越感,则必然还是有差距,有等级,就必然产生阶级,说到底还是不平等。

为此,作者引用“舒适的自我保存”这一词,替换掉物质财富说法。而“长远利益的算计”完全可以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而自然科学技术催生的创新产品又可以满足其不断提升的舒适需求。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优越感无偿献给舒适的自我保存”,而人只需保留这种幸福感愿望,其它杰出感和成就感已经不重要了。

“最后之人”已经不再是人类,这是作者结论。其本意可理解为:通过这种人生设计,人能掌握自己命运,就不再是自然诞生的人,超越了自然。究其逻辑体现的是人的“物性”发展路径,换句话说被“舒适的自我保存”这一说法所掩盖的“物质财富”,才是被其推到最高位的“价值被认可”的基石,“权利、文艺、道德”等被作为某种有必要保留的一种精神渠道、并通过政治、艺术、宗教等组织或职业释放,简言之属于价值的附属层。

那么,问题就来了:作者笔下的最终之人,最终是超越了自然,还是降格为物质?

我们有必要把“福山模型”与“马斯洛5层次需求理论”做个横向对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解释人格的重要理论,也是解释动机的重要理论。其提出个体成长的内在动力是动机(Motivation) 。 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需求(Need)所组成的,而各种需求间有高低层次与顺序之分,每个层次的需求与满足的程度,将决定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我们可从下图“马斯洛需求理论模型”进行说明: 

人格精神与治理模式 

马斯洛先是将需要区分为缺失性的和成长性的,前四种是缺失性的,缺失性需要起源于实际的或感知到的环境或自我的缺乏。个体会努力从环境中寻求能使其需要得以满足的东西,无论是物质上的、人际关系的还是社会地位的。这些需要的满足,完全依赖于外界。而第五种自我实现则是成长性的,成长是导致自我实现的种种过程。成长性动机就是被自我实现的趋向所激发的动机。

可见,在“人”的维度上,福山模型还是建立在依赖外界满足自身需求,成长性动机被阉割,以“舒适的自我保存”取而代之。福山模型仅处于马斯洛“尊重需求”的第四层,始于欲望终结于物质满足,处于物质层。境界不同导出作者的终结论,而马斯洛则认为人格是有境界、可成长、可发展的。

对“人性”的论述,中国先哲张载的人性二元论则给我们以另外一种智慧。张载认为:人有先天之性、气质之性。天地之性诚明至善,是善的来源。但人生下来之后,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些外在因素与人与生俱来,先天秉赋的天地之性结合,交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后天之性,就是“气质之性”。人的欲望来自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中有善有恶,有清有浊,从而决定了人性具有千差万别。

所以中国文化不以终结论定义“最后之人”,是站在“天、地、人”的维度,而是建立了基于“人性、道德、使命”的人格治理模式。其要点应以圣贤君子为榜样,途径是接受教育,学习礼义道德,养气集义,应达到如《礼记‧大学》里所讲“止于至善”的至高境界。这是超出福山仅仅“自我”的角度、基于“(自我)欲望、理性(经济利益)、精神(价值认可)”的最后之人设定。

具体而言,在人性上如老子所言“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先哲指出人应变化气质之性,就是说要合理观控后天欲望、回归和彰显天地之性。道德上、在已知“至善大美”是人“本我天性”的前提下,中国的人格治理实际是有的放矢的,诸子百家各有路径,如道家“穷理尽性”,或儒家的“格物致知”等。福山所谓经济利益的理性,仅是老子语“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之下,甚至孔子续以“仁义礼智信”之后手段,且还需“义合利”而非唯利。

人秉“天地精神、宇宙气质”而生,先天无二别。若其精神与其说源自福山所言“被认可的欲望”,莫如讲来自“天行健”之“追求”精神和“地势坤”的“承担”精神。因此在使命上,中国文化不同于福山仅以价值论英雄,更主张立命知命,譬如现代企业如果没立使命则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人亦同其理,不单是福山的满足于“舒适的自我保存”,而是明了自身使命,确立远大理想和事业抱负,并为之奋斗终生,如此才为人生之最大价值。

 

二、关于“历史的终结”

关于历史的终结,本书给出的结论是“自由民主社会”。书中有句话:“黑格尔把人理解成一种精神的载体,他的特有尊严与其内心挣脱受到生理或自然限定的自由的程度紧紧地连在一起。”可以揭示“自由民主社会”与“福山人格模型”间的关系:人格独立程度与其生理和社会上的自由程度成正比。其逻辑是“舒适的自我保存”解决了生理自由,民主社会则解决了自然限定的社会自由。其最大的不足还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

晚年的马斯洛感到,自我实现并不能成为人的终极目标。他愈来愈意识到,一味强调自我实现的层次,会导向不健康的个人主义,甚至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对东方文化和自我实现的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深入研究,发现人类天性中还有“自我超越”这一种固有的精神维度。马斯洛从而提出了Z理论,增加了第六个需求层次,进而归纳为三个次理论,即“X理论”、“Y理论”“Z理论”,构成了下面的体系: 

人格精神与治理模式 

马斯洛说“超个人心理学是以宇宙为中心,而不只注意人性需求或兴趣而已,它超越人性、自我及自我实现等观念……缺乏超越的及超个人的层面,我们会生病、会变得残暴、空虚,或无望,或冷漠。我们需要‘比我们更大的’东西,激发出敬畏之情,重新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性的、与教会无关的奉献自己。” 这里,马斯洛的Z理论已超出“人与社会”的维度,升级到“人、社会和自然”的三维视角。

在工商管理中,X理论水平上的管理是权力取向的,雇员为工资而做被分派的工作。Y理论水平上的管理则是相互尊重的,雇员有权尽可能充分地参与组织的管理,权威被假定存在于每个人的内部。Z理论层面上的管理假设所有雇员都热心于服务,业务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服务客户或消费者,权威被假定为对每一个体都是超然的和在伦理上显而易见的。

我们借用Z理论来作为识别工具,显然共产主义在Z层、资本主义则在Y层。如福山所言科技和工业化使国家建设日益趋同,“自由、民主”是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之一。制度差异并不在价值观而在认识观上,即是立于“获得被认可的欲望”之“自我”,还是立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大我”或超我之上。对人及人类文明前景的认识异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立场和道路,这是导致制度差异的根源。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立“自我”识观。《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共识》显然更趋近“大我”。

结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源于“自我、大我及超我”一体的识观,更广义讲是吻合“人、社会、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是与中国文化“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成己为人,成人达己”等理念一脉相承的。这些理念,均源于中华民族“天地人”三界思维,故合于道。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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