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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言高论

人之本性与“最后之人”

时间:2016-1-21 16:56:08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176  评论:0
内容摘要:本书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到顶峰后的“最后之人”状况,其观点和分析基本上是沿着“欲望→理性→精神→自尊→认可”这个脉络展开的。

“大战略读书汇”文选

人之本性与“最后之人”

人之本性与“最后之人”


人之本性与“最后之人”

——读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本书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到顶峰后的“最后之人”状况,其观点和分析基本上是沿着“欲望→理性→精神→自尊→认可”这个脉络展开的。本书作者福山认为,人的需求之本能是欲望,还有期盼获得别人的认可,这些都是人的本性。欲望(理性、精神、自尊)和认可的完全满足,即是这个世界“最后之人”的标准。考察“最后之人”,必须由此入手。

本书从人类史展开,在论及“最后之人”发展史时,福山开宗明义:此史无事,仅论人之本性。众所周知,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主干,还有许多专业分支,如星球史、世界史、国家史、政党史、军事史、外交史、经济史,以至于林木史、农业史、医学史等等,基本上都是纪事本末体的年谱“大事记”,是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事件的罗列。但归根结底,这些林林总总的史学都是因“人事”、为“人需”而作。凡史皆人史,说史还需从人之本身延展开去。为此,西方思想家论说“最后之人”,一般都是不仅从“人史”落笔,他们还更进一步认为,考察人类历史,必须从人之本性入手,以资论说“最后之人”。

福山就此认为,“人”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流水账,而是一项辨别事件重要性抽象化的意识工作。这种抽象所依据的标准又是可变的,没有一个永久的、跨历史的标准。如果不讨论人之本性,“历史”显然也无法讨论,更不用说讨论“世界普遍史”。在以往几代人中,曾有过研究重心从政治外交、军事历史,转向社会历史、妇女和弱势群体历史或者“日常生活”历史的过程。这就是一部历史的真谛,抽象程度更高的世界普遍史。因为人的思维现象不能与机械运动混为一谈,必须舍弃大量的历史细节和纹理,最后几乎肯定会忽略“史前”的所有人和时代。所能编撰的任何一部世界普遍史,都将不可避免地回避许多对于所经历过的人来说太现实的事件。

第一,人自身的第一本性——欲望。

人有来自生理需要的一种自然欲望,如食物或睡眠。但人的许多最基本的特性,并不是固有的,因此还可以任意地创造自己的本性。

人的真正需要,实际上为数很少。人只需要住所和食物,连安全也不一定是一个基本需要。生活在一起的人,从本性上并不互相威胁。人的其他所有需要都不是幸福所必需的,而是来自于人与其邻居互相比较的能力。人之所以不幸福,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满足某些既定的欲望,而是由于新的需要及其满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卢梭举例说明:一个收藏家对他的收藏品感到的满足,远不及他对收藏不够多所感到的不幸福。如果他没有别人有的东西,就会有一种被剥夺感。现代消费至上主义创造的需要,即来自于人的虚荣心。

欲望是人的灵魂中的一个部分,这部分又由许多不同的欲望组成,其中最强烈是饥渴。所有这些欲望的表现形式都非常相似,都是驱使人寻找自己没有的东西,如食品和饮料。但是,苏格拉底指出,人有时会在干渴时也不让自己饮水;愤怒是人潜在的全能情感,但人可以控制愤怒。灵魂中有一个单独的部分,即理性和算计部分,它可以引导一个人朝着欲望相反的方向行动。只有人才有能力战胜他这种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更高级、抽象的原则和目标。

劳动(工作)是人之生存的必需,谷物丰收是农民的欲望,丰衣足食是人们的普遍追求,但劳动本身,并非人人都喜欢。传统的自由经济理论,从亚当•斯密创立以来,一直认为劳动是一种本质上令人不愉快的活动,人们从事劳动的目的完全在于追求劳动所创造产品的效用。劳动首先是为了满足“需求体系”欲望,而不是精神。由于劳动产品的效用主要在休闲中来享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劳动的目的不是劳动而是休闲;“生命延续”的内容不是劳动,而是“永久的休息”。劳动只是一种生产用于消费的产品的手段。一个人因为有双倍工资才会加班,更努力的工作都是通过对工人个人更高的物质刺激来驱使的。

但是,人可以从劳动本身中获得某种满足,或从劳动给他带来的地位和认可中得到满足,这就是精神的需要。他们的自我价值意识与他们工作的刻苦和熟练程度、职位升迁的快慢以及其他人对他的尊重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他们的物质占有与其所得到的声望相比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享用它。手工艺行业团体曾是一种传统的集团精神的起源,高度熟练的机械工人的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对劳动成果的自我欣赏。同样,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们的工作热情是靠比较高的从业资格标准支持的。

人仍需要劳动,不仅因为劳动是解决生活必需,对一些人来说,还因为劳动是一种娱乐。但人又担心娱乐也会令人痛苦。人既不会贫穷也不会富裕,因为两者都需要太多的努力。谁也不想统治别人,谁也不想受到别人的统治,因为两者都需要太多的努力。现代工作狂可以解释为可以从他的劳动中得到一种“心理效用”,劳动是用来满足他们精神的,而不是用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劳动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德国在高级技能的工艺方面长期比其欧洲邻国占据优势(在汽车和机床工业方面更为明显),这是一种从宏观经济政策上无法解释的现象之一,其深层次原因也许应当到文化领域中去寻觅。印度这个国家既不富有,工业也不发达(尽管某些产业技术非常先进),民族矛盾重重,也不信奉新教,但自1947年独立以来却一直保持着一种有效的民主制度。

由此看来,人建立在欲望之上的追求,更具有人类发展的核心力量。尼采即认为,人创造什么价值并不重要,原因在于人有“一千零一个目标”要追求。追求是更高一层的理性的欲望。如对光荣的欲望,是一个人人都具有的性格,这种理性的欲望会发展成为信仰。但这也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即这一理性的欲望会使有野心的人成为暴君,再迫使其他人成为奴隶。信仰使人和他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其他成员密切关联,组成团体,但“背弃上帝的人更忠诚于道德信仰”,也会干出一些常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再进一步讲,倘若人只有理性和欲望,他们一定会完全满足于生活在军人专政的某半岛国家,或开明的技术官僚掌权的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者在坚持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加坡。但是,这些国家及地区的人民不会只有理性和欲望,他们还有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并且相信自己有尊严,希望人们首先认可他们的尊严。于是,获得认可的欲望便成为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之间短缺的一环。

第二,人对别人的欲望——认可。

欲望是“物理变化”层面的身体本能,精神是“化学变化”层面的认可(尊严、理性)要求。人对别人的欲望也会有某种欲望,即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获得认可的欲望,是驱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但别人都难理解的“善良和邪恶”标准。在这一方面,人是由创造价值的行为本身、自我赋予价值、要求别人对此予以认可三部分组成。

“认可”的内涵,早在黑格尔之前就有先哲思想家赋予了。它和西方政治哲学具有一样悠久的历史,而且涉及到人格中最具有共性的层面。数千年以来,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用语来表示“为获得认可而斗争”这一心理现象。柏拉图使用“精神”这个词,意大利资产阶级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使用“对荣耀的渴望”,霍布斯用“骄傲或虚荣”,卢梭用“自尊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对名声的酷爱”,詹姆斯•麦迪逊用“野心”,而尼采用的是“红面野兽”。所有这些用语,都指人需要把事物重要性进行排序的心理:自己是第一个,然后才是周围的人、行为或万物。

认可是人格的一部分,而人格则是骄傲、愤怒和羞耻这些情感的根本源泉。但它又不完全是欲望,也不完全是理性,它是追求获得认可的欲望,是人格中最具政治色彩的部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第一次对获得认可的欲望进行描述,他认为,人的灵魂由欲望、理性和他所说的“精神”这三个部分构成。人类的行为大多可以解释为前两个部分欲望和理性的组合;欲望唆使人们去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而理性或盘算则告诉他们获得这些东西的最佳方法。但是,人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渴望自己的价值或者他用价值投资的人、事物或原则获得认可。

柯耶夫在解释黑格尔的学说时一直认为,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应当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因为它完全地满足了人的需要。归根结底,是由于他相信精神或者获得认可的欲望是第一位的,是最固有、最基本的渴望。黑格尔和柯耶夫不仅从哲学上,而且从心理上指出了认可的重要性,他们也许比其他思想家(如洛克或马克思)更深邃地看透了人性,而洛克或马克思只看出了欲望和理性。

“只有欲望,人只是动物;只有理智,人只是灵魂。”理智、理性再上升一步,这就是“精神”,实际上是更高层次的另一种欲望。而发自于灵魂中称为“精神”的那一部分,恰如人所具有的正义的天性,这正是感受“自尊”的倾向。“自尊”并不是人人都有,主人阶级愿意拿生命去冒险维护“自尊心”,奴隶阶级则向怕死的本性投降,求生的欲望掩过了自尊心。获得认可的欲望,连同愤怒、羞愧和骄傲,都是人格的组成要素,也是他政治生命的关键所在。如果人未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会感到羞愧;而每当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价值时,人就会骄傲。黑格尔认为,正是它们驱动着整个历史的进程。

人性中骄傲的感觉,是人的一种被需要。人有趋同性,每个人都要相同的东西,每个人都相同了,若其中有不同感觉的人,他将被送进精神病院。但群体中总会有比较,总会有领导者。若没有牧羊人,也就只剩下一群羊。有比较,就会有追求被“认可”。每个人都希望他的同伴对他的评价和他的自我评价是相同的;而且对所有的藐视和低估都会尽可能大胆地通过伤害藐视者并警示其他人,让他们给予自己更高的评价。

真正能使人感到满足的并不是丰富的物质,而是对其地位和尊严的认可。古典政治哲学认为,人的尊严位于野兽和神灵之间。人的本性中有一些与野兽相似,但人有理性,因此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特殊的美德。康德和黑格尔以及作为他们理论基础的基督教认为,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绝对重要。人的尊严高于自然界任何物种,因为只有人是自由的。自由、民主的人,可以完全由欲望和理性组成,能通过长期自我利益的计算,智慧地发现满足许多小的需要的新方法。

尊严和金钱不一样,不能简单地侵害,它是某种天生不容妥协的东西:要不你认可我的尊严或者我奉为神圣东西的尊严,否则你就不认可。只有追求“正义”的精神,才会产生真正的激情、痴迷和憎恨。随着人变得更富有、见识更广、文化水平更高,他们会不仅需要财富,还需要获得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只有这种完全非经济的、非物质的动力,才能解释为什么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海峡两岸人民都表示不仅需要市场经济,而且还需要一个民治民享的政府。

政治以“认可”作为中心,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专制、帝国主义和统治欲望的根源。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相对独立,而且政治领域作为欲望、精神和理性三者的交汇点有自己特殊的尊严。如果当代立宪政府能发明一种政体,可使所有人都能获得“认可”而且还不会出现暴君,那么它肯定是人类最稳定、最长久的政治制度。为此,可以把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的政治问题,理解成为解决“认可”问题所进行的努力。

民主选举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意识“认可”活动,也为人的野心追求巅峰体验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民主社会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因为他们的精神是平等精神。除了经济领域和政治生活外,优越意识还在体育、登山、赛车等纯粹形式上的活动中找到越来越多的发泄渠道。在体育比赛中,只有“分数”和目标使一部分人成为优胜者,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败北者,比赛的胜出满足了人获得比别人优越的“认可”的欲望。

福山由此认为,在典型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天赋、最有雄心的人应当去经商,而不是去从政、从戎、去当大学教授或者神父。”经济活动能牵住这些壮志凌云的精英终生倾注,对于民主政治的长治久安并不完全是件坏事。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创造了支撑整个经济的财富,还因为他们不问政治和军事。他们一旦卷入政治和军事,就会把精力放在国内的改革或国外的冒险上,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这仅是自由主义的早期创立者设想的结果,他们希望用利益来战胜激情。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等古代共和国素以其激发的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而广受赞誉,它们造就了公民而不是资产阶级。

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历史的发动机。对这一重要性的理解,可以使我们能够重新解释许多过去我们似乎很熟悉的现象,如文化、宗教、工作、民族主义,还有战争。宗教、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人的种族习俗的总和(统称“文化”),都已被传统地认为是成功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拦路虎”。获得“认可”的欲望,导致两大阵营之间为名誉而进行原始的血腥战斗,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如“共产主义逐步被自由民主制度所替代,其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制度不能给人以完全的认可。”但是,人们也担心“共产主义是否真正地衰落了,宗教或者极端民族主义是否会卷土重来。”你不“认可”这个主义,另一个你更不“认可”的主义正乘虚而来。

“认可”绝不会从后门进来,只能产生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努力中。现代的人不仅为满足欲望而战斗,也为获得认可而斗争,并且当人人平等的国家赋予他这些权利后,便获得了斗争的胜利。如今,没有这些权利的人正在为争取这些权利而斗争。但是,他们只获得权利本身,那是“面子”上被“认可”的事情,而“里子”里的人性欲望是否得到了满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纵观整个历史进程,人们一直在寻求的就是获得“认可”,它是早已出现的历史阶段前的社会发展动力,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福山认为,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即福山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这个问题,想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实际上是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去干,毫无追求,也没有必要追求。到此为止,人类社会顶到了天花板,再也没有向前发展的空间和任何余地了,这就是“最后之人”对“历史的终结”。

第三,回归动物本性的“最后之人”。

福山最后推论:在历史终结时,人也不存在,即现代意义上的“人”也会消失,回归到了动物。这不是一个宇宙的灾难,自然世界还是那么永恒;也不是一个生物灾难,没有任何追求的人,仍作为一种动物继续生存,与自然或既有的存在和谐共存。施特劳斯说的更直接,他说:“人被称为得到理性的满足的状态,实际上是人性泯灭的状态,也就是尼采的‘最后之人’的状态。”

由于把自我保存放在首位,“最后之人”便很像黑格尔所描绘的历史起点阶段的血腥战争中的奴隶,但“最后之人”的境况,作为此后整个历史进程(即人类社会向民主过渡的复杂积累过程)发展的结果却变得更糟。他们的环境只是一种环境,并不是坚硬的土地,而是一片海市蜃楼,当人们走近它时它就消失了,却也能看到另外一个环境。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是“最后的人”:他对历史的经验感到厌倦,并且放弃了直接体验价值的可能性。

生活在历史起点的奴隶,在血腥的战争中之所以不敢冒生命危险,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本能的胆怯。生活在历史终点的“最后之人”,懂得用一种比冒生命危险更好的方法来为一项事业奋斗。因为他认识到,历史充满了宗教和国家之间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做出驱使人拼死的勇敢行为和牺牲行为的这种忠诚,在此后的历史中被证明为只是一种愚昧的偏见。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满足于闲坐在家中,对自己的心胸豁达和中庸感到庆幸。

自由民主创造了由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这种人经过对长远利益的算计,很巧妙地以一种新的方法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最后之人”的生活是一种安全上有保障、物质上有丰裕的生活。但现代社会衣食无忧并拥有极大财富的企业家,显然不是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

“最后之人”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因此就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由于完全沉湎于他的幸福,而对不能超越这些愿望不会感受到任何羞愧,所以,“最后之人”回归动物本性,已经不再是人类了。难道这就是人类非要实现的那个“理想国”、“大同世界”,是人类的归宿,还是当今地球人的宿命?其实,想通了也就无所谓了,如思想家柯耶夫与尼采不同,他对于“人在历史终结后会回归动物”的推论却并不感到震惊,反而把自己的余生致力于建立一套旨在监督建造“最后之人”最终住所的一套官僚机制上。

如此推论下去,今天的人类,是否愿意做那种沉湎于幸福中却无所事事的“最后之人”呢?失去了人生的追求和乐趣,这个归宿,不知“福山们”如何想法,但我本人不怎么向往!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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