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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论坛

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奋勇前进

时间:2016-1-28 13:10:27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121  评论:0
内容摘要:2016年度,“供给侧改革”注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语热词。1月26日,“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

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奋勇前进

——“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论坛”侧记

陈 宇

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奋勇前进

2016年度,“供给侧改革”注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语热词。1月26日,“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来自全国人大环资委、财经委、全国政协、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财科所、全国工商联、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企业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省委宣传部、交通银行、华软管理集团、山东龙达集团等单位,以及主办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媒体和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研究生,共100余人参会。这次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周报、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联合主办。

这次会议,汇聚了倡导“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是“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倡导者和领军人物。他们的精彩报告和踊跃发言,赢得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本人作为这次会议“企业转型圆桌论坛”的主持人,台上台下都被专家们的澎湃激情所感染,专心致志听讲,特别是以下观点和观察问题的视角、提出的问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经济在新时代腾飞的春风正扑面而来。

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奋勇前进

(一)供给侧改革理论的提出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有过四次大讨论:一是关于改革开放的讨论;二是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三是关于加入WTO的讨论;四是这次关于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从凯恩斯主义三架马车分析框架存在缺陷的讨论,到新结构经济学,再到新供给经济学,经济学理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正在奋勇前进。这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不仅是理论创新,带来的必然是经济体制上前所未有的创新。经济理论也要通俗化、大众化,经济理论也有“科普”的历史使命,让普通百姓明白经济理论专家们说什么,明白中央的政策为什么是如此的调整和改革,至少要明白,中国这轮大变革带来的机会,远比上一轮改革开放多很多。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供给经济学”。在中国较早提出这一新理论并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专家说,早在2008年,他们即已提出“供给侧改革”一系列鲜明的政策主张,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起多大作用。2013年,专家们又向中央提出了从供给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应从供给侧入手,这一次的建议被中央决策层所采纳并形成了政策,进而在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公报中出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表述。我们过去重视需求侧的改革,那也是时代的要求,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促进作用,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特别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已经到来时,就需要突破原来的经济理论模式,让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劳动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资本投资效率下降等问题。在产能过剩的当今经济时代,凯恩斯主义已经不适用,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学家在供给端有一个问题导向之下成体系的、有高水平的对策设计。现在,我们找到了病根症结所在,这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在资源上形成新的配置,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即是中央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开出的一剂新药方。如“一带一路”的工业蓝图,勾画了5条主线,像如来佛的5个手指,在战略上可以托起全球,这是中国大战略的百年大计。还有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实施人力资本战略;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制度,等等。

在中国形成和时下广泛流传的“新供给经济学”,是从中国出发的世界理论。一方面受到西方供给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的启发与影响,即在发挥市场调节经济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历史传承不一样、制度环境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具体政策主张与西式供给经济学相差甚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差异是:“美式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减税,“英式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私有化,而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则是以“八双”、“五并重”为核心的系列制度创新。供给侧改革是指发生在投入侧而非产出侧的改革,以需求为目标,从供给侧着手,实现产销对位。在“按需分配”实现之前,必须先实现“按需生产”。

供给侧改革正在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个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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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讨重点侧记

有专家在解读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战略发展的若干热点问题中认为,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注意几大定位:一是在工业化加工模式战略定位上,要从单层面(物质加工)结构向人文主体、信息主体(物质载体加工)三加工复合体转变。在加工模式上,必须跳出旧的模式,从通向新的先进生产力方式找出路。二是在产业经济形态定位上,要从狭义制造业向广义制造业转变。表现在产业经济视野中的核心是制造,以及以其为核心的相关产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根本变革。不仅仅是互联网、大数据、宽带、云计算等的智能化、智慧化、互联互通等运行运作和技术提升,更是思想观念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提升。三是在发展模式定位上,要由“后发优势”跟进向“先发优势”引领转变转变。作为中国实行两个一百年、全面小康的总体战略部署,必然要求我们摆脱“后发优势”的路径依赖,转向“先发优势”之引领发展模式。四是在战略主攻定位上,要从产业周期主导向生活周期主导转变。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大变革,在大幅度变革生产方式的同时,必须更加全方位、多视角深入到人们生活方式领域的变革。创新,居于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供给侧的创新内容,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要把自主创新放在第一位,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科技创新、管理制度是供给侧五大要素中的两大要素。目前,应注意的是创新制度比创新技术更重要,用制度激发科创活力。制度要素高于技术要素,人是最根本的要素。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政府的成功之处不是让人民都夸它,而是仅仅知道背后有它。多位专家强调在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中,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政府一定要清楚这个创新大趋势,即:中国已经进入“新计划经济”状态,不是政府在调节,而是消费者在调节。

供给侧改革的攻坚战之一,是全面解除“金融抑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这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甚至是相当混乱,“二银行”、“银行小三”已是公开的秘密,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抑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弊端非常明显,货币战争升级为“跨界战争”。国家必须从源头上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改革金融业监管体系同时,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加快民营银行的发展,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银行业生态体系。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在国资国企改革定位上,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资本市场化定价,以优胜劣汰来消化资本市场前期的不良因素。

治国经济政策要体系化,供给侧改革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如何应对经济下行,有专家指出,必须是供给(土地、资本、劳动、创新)和需求(出口、消费、投资、政府)动力机制双发力,以实现弯道超车,良性循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是一对概念,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时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需求是供给原动力,人类脱离动物属性后,一直在不断进行着供给侧的改革。在互联网时代,供给侧、需求侧的各要素都在发生作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天平在向供给侧倾斜,但这并不是不管需求侧的改革,应是规定次序,联动发力,实现全要素的提高,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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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与提示

供给侧改革,一定要针对人民大众、普通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生产的完成,不在销售,而在消费,是产消匹配,而不是产销匹配。当前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供需错位”,需求增加,供给却跟不上,严重失衡。如,孩子从一出生,家长就发愁,从买奶粉到考大学、找工作;老年人进养老院,排队要等一百年。我们的国民到国外买皮包、奶粉和马桶盖,这也说明我们的供给出了问题。过去受计划经济政策影响多一些,一些关系民生的小项目立不了项。研发和生产脱离了实际。研发不能与实用和生产相脱节,高校和科研单位不能再以学术论文论高低,而是以满足百姓的需求论英雄。往日的无序供给,是经济政策不足造成的。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既要照顾满足高端的需求,也要满足低端的需求;既要有前瞻愿景的需求,更要满足现实社会百姓的需求。如在城市化道路上,应从“单打一”发展极模式向多层面多极化集群的城镇化、村镇化模式转变,应重视“镇级市”、村社制度在群体城市化、城镇化单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城市、小城市是量的概念,不是质的概念。

供给侧改革,一定要符合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大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执政理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在今天依然成立。经济理论创新,不能仅讲效率而不讲价值观。应注意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加工物质、加工信息,行进到加工价值观的时代。我们喊了多年的“政企分开”,其实“政治”与“企业”很难分开。要面向大众需求,精准扶贫,增强群众意识,以民生为中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大问题,经济学家讲话一定要有良知、良心。经济学必须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学产结合,合作研讨,学以致用。如那些所谓的食品认证、有机论证、品牌认证等等认证,其实多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标准化才是重点。目前食品添加剂大量使用,上千种防腐剂,有的明显致癌,经济学家也应当关心这些极度关系民生的大问题。房地产不能为投机者再建房,不能再成为少数人暴富的平台。在供给侧改革上,要多建设百姓可承受性住房,从源头上降低土地成本以减少购房成本,降低房贷利率,实行第一次住房高额补贴,政府购买商品房转为公租房或保障房,加快农村人口向市区的迁移聚居,在供给侧上发大力。

对供给侧改革进程中或许出现的问题,专家们也有担忧。他们提醒,当代中国不能复制西方的供给经济学,我们的“新供给经济学”与西方是不一样,一是不能仅在减税、国企改革等方面着力,还应重经济结构的优化,不能再把资本配置到低效率的项目上;二是不能造成社会的负能量,避免民间资本大量外流,过多的人下岗失业;三是避免大哄大嗡,调门高,落实不到实处,一边是“华丽家族”,一边是“悲惨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与市场作对就是灾难,我们要警惕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

说到供给侧的优化,多位专家对目前科研经费套用官场行政规则的行为表示了不满,甚至是愤慨。强烈要求科研工作去行政化,不能再套用行政规则管理科研工作。比如出席国际会议坐飞机的规定,80多岁的著名专家教授因为不是司局级,只能坐经济舱,而年纪轻轻的陪同人员因有司局级职务而坐公务舱。这种数位年轻人坐公务舱而陪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赴国际会议的中国现象,与国外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因而也成了国际笑话。这既违反了党一贯关于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的要求,也不符合伦理道德,更映射出了学者在国家中的地位。专家们为此呼吁,要尊重知识分子,切实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是要有法制化观念,有关部门不能再给知识分子“过不去”;二是要遵守爱护知识分子的传统常识;三是形成制度设计,确实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专家出席这次会议,在发言中即调侃地对会务人员说:我不愿用“巡视员”的身份,而用“研究员”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这就是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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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即将诞生世界级经济学家

与会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学家看问题的视角,应转到中国经济学派上来,中国经济必须有自己的模式,理所当然,中国经济学也应有自己的模式。在中国经济基本特征解读上,要从以西方模型解读向东方模型解读转变。现代中国经济学,应当是“三合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市场经济理论的大融合。“洋装虽然穿在身,我依然有颗中国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主题,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借鉴,立足中国实际,办好中国经济自己的事。我们面临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即是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以使其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征解读上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迫切要求,也是梳理、辨认现实中国流行经济理论中种种偏向的迫切需求,还是中国现实点上大力向前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作为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基础同作为产业资本学说的理论基础的界限;必须划清能带来剩余价值之资本运动之正向性与负向性二重性特点的界限,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中国经济学者的经济理论正在应运而生。目前,世界主要经济论坛和会议,已经离不开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总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其他发达、发展国家的独特性。但是,中国经济学术理论的研究水准、学术期刊,还没有把中国成功的经济实践变成学术理论传出去,距离形成世界经济理论中心、学术中心,还任重道远。然而,中国经济学术理论研究正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这也就为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将再现,中国诞生世界级大经济学家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后30年里,为力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顶层规划中的重大、基本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我们必须努力推进经济改革,攻坚克难,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创新型国家,打造高收入国家,持续强化软硬实力,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波增长。中国的未来早已写在了中国历史里,这就是中国必然重返世界之巅。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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