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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言高论

新型城镇化的近现代研究与创新实践

时间:2016-3-17 9:05:41  作者:冀雷鸣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78  评论:0
内容摘要:中国应怎样安全实现从农业向工业社会迈进?升级中的中国城镇该如何找到新价值定位、再造核心竞争力?在当代治理体系里、基于“情理法”的道德文化是否还有存在意义?有没有一种创新的研究与实践体系、能为城镇的科学发展提供战略与决策支持?

“大战略读书汇”文选

新型城镇化的近现代研究与创新实践

新型城镇化的近现代研究与创新实践

 

新型城镇化的近现代研究与创新实践

——读《乡土中国的变迁》有感

前言: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中国自从夏、商、周以来的3000多年,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农村经济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政治体制也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21世纪以来,新型城镇化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工业社会正向农村乡镇走来。中国应怎样安全实现从农业向工业社会迈进?升级中的中国城镇该如何找到新价值定位、再造核心竞争力?在当代治理体系里、基于“情理法”的道德文化是否还有存在意义?有没有一种创新的研究与实践体系、能为城镇的科学发展提供战略与决策支持?

在上世纪30年代,为了探索救国道路,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投身乡村发展并付诸实践,他立“物质生活水平提升、道德文化复兴”为目标,选择邹平为乡村建设试验田,以“人才、科技、组织、道德”为抓手、研究院为平台,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梁先生这种“以实干返求研学”的精神,是我辈知行合一的典范。

自1985年至2008年连续的20多年中,美国学者以“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为起点和平台,通过对邹平农村的持续性考察和跟踪式研究,亲历了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乡土中国的重大变迁。这种“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倡导学习。

一、梁樕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1年,梁漱溟应韩复渠之邀前来济南,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科技传播和机构改革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合作社等,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其中运作最为成功的,当属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

梁漱溟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通过建立合作社进行乡村经济方式探索,用学校来代替县级以下的官僚机构。乡绅自然不服,梁漱溟便在到乡下视察时邀请他们来研究院做客。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梁先生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之后,又与他们谈西学,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等,几位“足不出户”的老先生顿时傻了眼。走出门来,一位老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想到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几能学贯中西,佩服啊!”

中国古代乡村是以“道德文化、农商经济、乡绅大儒”为主流的农业文明,族长、乡绅大儒是这一制度的基石。邹平地处古圣先贤辈出的齐鲁大地,这种农业文明的实践更具代表性。正是有这种底蕴积累,两千年后的国学大师梁漱溟选择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并把“复苏残留在农村的真正的中国道德文化”作为他的第二个目标。显然梁先生认为“道德文化”在乡村的社会变迁中仍具时代价值、是应传承弘扬的。道德文化复兴也是当代新型城镇化的课题。

新型城镇化的近现代研究与创新实践

总结梁漱溟的邹平成果,(一)是“实践出真知”,他们“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穿粗布衣服,吃家常便饭,跋山涉水、上下求索,在农村执著地播下理想的种子。(二)是“学研结合”,受梁先生思想和行动的感召,当年来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学文化以上的知识分子不下百余人。(三)是“科技力量”,借鉴西方先进的经验宣传推广农业改良、卫生、金融等新技术。(四)是“组织建设”,除研究院外、梁漱溟还在农村着力建设各种组织,如乡学、村学和乡村自卫组织等。(五)是“道德文化”,如按现代视角看是在抓精神文明建设。

二、奥克森伯格主持的“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

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开始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商业化正在兴起,工业化正在发展,城市正在迅速扩展。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方达成了“互派留学生与学者”的总协议,其中包括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席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主持的、到中国农村进行追踪式、连续性,蹲点式调查的“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一)美国政府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对中国部分村镇的多学科综合性微观考察研究,了解中国当代整个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发展,预测中国发展的未来,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研究资料。(二)而美国学者则有志于:为未来历史记录下这场变革,为将来的历史学者能够了解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提供资料,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正如书中所言:美国学者在邹平的社会研究,持续时间之长,吸引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丰,社会影响之大,都是独树一帜的,是中美交流与合作的典范,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邹平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有四点:(一)用统筹的思路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二)突出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全力提升工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三)实施城镇带动战略,打造现代化生态园林型鲁中中等城市;(四)构建和谐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通过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美国政府及专家收获有五方面:(一)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二)成为中国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见证人;(三)取得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四)对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和邹平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美国学者通过邹平这个特殊的对外窗口形成的社会研究成果,对于美国乃至世界人民全面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型城镇化的近现代研究与创新实践

对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而言,安全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的出发点。奥克森伯格的研究侧重社会系统研究,目的便是追踪中国改革发展以便总体观控。1989年中美关系处于最低潮时,奥克森伯格“8亿农民盼望稳定,8亿农民惹不起”的调研结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也向世界公开发出了“不愿得罪八亿农民”的感叹。在苏联解体之前,奥克森伯格先生在邹平曾不止一次地说:“8亿农民不乱,中国就乱不了”。据此我们可以模拟出其场景:奥克森伯格专家组负责从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系统入手,采集并分析邹平社会各领域详实数据;之后需在进一步在社会系统工程框架内进行分析、汇总为区域发展总体报告,这显然是书中提到的兰德等智库机构的工作。农民是中国国体的底盘、如何实现农民城市化的安全过渡是最大课题,社会系统工程作为一种立足“安全与发展”的复杂系统研究体系,能有效管控经济社会变革风险。这种基于“目的层、哲学/理念层、科学/经验层、规范层、主体层、技术层、对象/资源层、环境层、过程层”架构的“社会系统工程”(上图为法律系统工程示意),正成为国际研究区域经济、城市乃至乡镇的城市化的主流模式。

三、城市战略定位系统与可验性研究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当前,随着中国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各级城市破解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创新转型升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健全符合自身特色的战略与决策支撑体系,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各级城市有了指导性文件,各地纷纷上马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森林城市。城市发展起始于战略定位,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城市价值重新定位与核心竞争力再造。城市定位系统的基本逻辑如下:对城市发展战略进行目标调研及专业分析,并据此提出“城市发展定位”设计;基于发展定位的指导,提出城乡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思路,同步制定涵盖城乡发展模式、基本战略、产业支撑、战略管理等核心内容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主体内容;同步形成包括关于城市运营、品牌营销、招商策略……等城市战略实施体系策略建议。总体工作通常包括两个阶段,分别完成城市发展定位设计和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新型城镇化的近现代研究与创新实践

如果说社会系统工程是侧重社会管控研究,那么城市战略定位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可验性研究则为其提供决策数据支撑。(如上图)这里推荐一种点面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三维交叉可验性分析方法。该方法采用定性调研与定量调研结合的方式展开,定性调研:深入获得对定位假设的洞察力(包括,发展战略定位的基础、资源价值评估、SWOT分析、产业结构与竞争力评估、国内外同类案例借鉴、影响发展的主要障碍……等),定量调研:验证定性研究形成的假设获得量化、可靠结论(包括消费市场调研、目标行业调研、区域产业结构调研等)。而可验性就体现在对市场调查的多维度重合,慎重处理不一致的数据。

我们从邹平发展研究中学到什么?我想最重要是工匠精神。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从立项到组织实施,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非常重视,在全国80位提出申请的专家学者中、公开选拔出了12位学者,另外还有4名留学生,作为“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的成员,组成专家组。考察项目专家组的成员中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环境学家、农业学家等,大多数人都是“中国通”。在美国梅隆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赞助下,自1985年至2008年连续的20多年中,美国学者先后有200多人次到邹平县调查点,就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环境等内容进行跟踪考察研究。美国学者考察范围涉及邹平县的9个乡镇、16个村和69个县直部门,接触各级各类调查对象17500多人次,其中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6岁。专家学者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并作了大量第一手的问卷调查工作。调查工作涉及范围之广,调查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考察工作之细,是不多见的。

结语:中国城镇乡村的变革,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由于这场变革,世界人口的一部分正在走向现代化,成为现代化世界的一部分。“善用兵者、未虑胜先虑败”,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应从系统的战略定位开始,用大数据分析做决策支撑、管控好安全与发展。唯如此,千年以来,从古圣贤、到梁漱溟、到奥克森伯格、到所有中外学者们,所期望达到的“农村城市化、并扩大到整个中国”夙愿,才能修得正果。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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