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走”与“留”

在何长工、潘汉年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军事总顾问李德等仍然未把中央准备战略转移的计划向毛泽东透露。

最初，博古、李德曾想不带毛泽东走，并已决定将他派到于都继续搞调查研究。但在最后确定名单时，由于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才被允许一起转移。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这长征的结局就不知是个什么样子了。

1934年10月初，时在于都的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直到这时，毛泽东才正式被通知：党中央和红军将要实行战略大转移，他也要一起随军行动。

毛泽东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所辖管的有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因为是在云石山上召开的，因此后称此会为“青山会议”。毛泽东向大家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准备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说：“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要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瑞金城内，人们都在忙着转移前的准备，一片忙碌景象中也透出几分慌乱。

当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我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

毛泽东在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大部队准备从那里过河，他急忙策马赶到于都。红军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5座浮桥。不久，中央红军主力过于都河，走的正是毛泽东来此地所选定的路线。

毛泽东刚到于都，中革军委的电话也打了过来，说中央决定带走30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幼子毛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毛泽覃、贺怡夫妇照顾。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当时的走与留，对每个人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行动，安全到达了陕北。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人，则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后大多数牺牲。

陈毅当时负重伤，坐骨断了，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难以随军长征。他在10月9日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立刻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周恩来到医院去看望陈毅，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国家保卫局在走之前，对犯“错误”的50多名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划分三类，一类杀掉，一类留在苏区，另一类可以随队出发。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名单，征求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的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表示坚决反对杀人。就是在他的极力建议下，这批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才得以保留下来。

红军主力在撤离中央苏区时，党政军许多领导人都面临着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顾大局”抉择。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他们不得不带头把个人的恩怨和私情深深埋在心底，不争不吵，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含泪踏上长征路。如毛泽东与毛泽覃的兄弟道别，董必武与陈碧英的夫妻泪别，贺子珍与幼子小毛的泣别，还有瞿秋白、何叔衡、项英、陈毅等，这每个人的背后何又不曾有一段顾大局、讲团结的感人肺腑故事。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瑞金等地出发长征。

周恩来出发时，脚着草鞋，一身灰布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他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着肺病，经常发低烧，痰中总带着血丝。她在行动前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向周恩来谈到：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工作。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这样，她就同董必武等一起，编在干部休养连，带病随卫生部行动。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15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开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国民党军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到国民党军后方去，打击和消灭国民党军。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跟随中央纵队，从于都县城东门渡过于都河，离开中央苏区，踏上征程。

中央苏区的男女老少为远征的红军送行，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

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准备了半年，实际上又准备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迈出第一步。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8万余人，携带包括印制纸币和修理制造兵器的机械在内的大量物资，以“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开进队形，沿着赣南粤北崎岖的山道缓慢西行，开始了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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