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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山村:党的总书记平稳交接权

时间:2016-6-30 8:32:54  作者:中华智库园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516  评论:0
内容摘要:遵义会议的主要功绩之一在于解决了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的主要功绩之一在于解决了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但是,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在会上并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错误;凯丰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意见,并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仅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更由于时间紧张,中央最高领导权并未能来得及全部移交到位。李德在所著《中国纪事》中写道:“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

红军一渡赤水后,广大指战员在短暂的休整中有了思考问题的机会,这时遵义会议虽然还没有传达下去,但大家对长征后总是处于被动作战感到很不满。特别是渡湘江的巨大损失,北渡长江的受阻,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左”倾领导人再不“交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红军武装力量非被折腾光不可,再让教条主义者把持高位就会葬送中国革命。错误的领导者到了这时,虽然没有“交权”,但也不得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默认中接受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建议。

红军转战到扎西地区后,“交权”问题已是水到渠成,中央领导权实现了在频繁作战征途中的平稳过渡。常委决定由张闻天正式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张闻天的正式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也就在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常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史实时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毛泽东从维护团结的大局出发,甘当助手,显示出他宽宏的伟人胸怀。

犯有严重错误的博古在中央明确他的错误后,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时,仍能服从组织的决定,自觉以党的大局为重,把中央的团结放在首位。李德曾策动博古反对党的决议,但博古没有同意李德的意见,表现了很高的党性原则。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动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付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我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就这样,博古在“鸡鸣三省”的村庄扎西水田寨把象征“权力”的几付挑子移交给张闻天。此后,博古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在中共“七大”上,对自己所犯“左”倾错误的检讨比较深刻。博古从高位忽降到大权旁落的地步,仍能够以党的团结为重,遵守组织纪律,顾大局而愉快“交权”,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品格,其精神可贵可嘉。

其他犯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也像博古一样,襟怀坦白,勇于承认错误,自觉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张闻天在军委纵队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后,与会者个个精神振奋,同时对原来的错误领导人也议论纷纷。大家深受“左”倾路线之苦,本来就有许多不满和牢骚,现在中央的决定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人人都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张闻天传达完后,是自由发言,批评“左”倾路线的发言十分踊跃,被批评的人大多数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批评。

刚接任中央秘书长职务的刘英走上台,措词严厉地批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凯丰曾经是刘英的直接领导,她批评凯丰在党内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的第5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遵义会议上又最顽固,不接受批评,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5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有德国顾问,有100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刘英在发言完后,凯丰走上台坦诚地说:“刘英同志批评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十分诚恳,检查也令大家诚服。凯丰在6年后的《自传》中也曾写道:“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

“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的消息传达到部队后,群情激昂。因为这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广大指战员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处处被动挨打境况,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对李德那种太上皇作风和瞎指挥更是不满。虽然黎平会议决定转兵黔北以后,红军已由原来处处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方针改为“避强攻弱”、“避实击虚”的方针,不再向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但是中央领导问题的悬而未决,还难以从根本上保证长征的胜利。现在,中央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参与重大决策和指挥军事,大家闻之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这是当时的党心所向,军心所归。

为加强对军事的集中领导,争取更大的机动,战胜强敌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在二渡赤水后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至此有了明确的军内职务,有了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权。几天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个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实际上行使着“最高权利”。毛泽东到这时取得核心领导地位,已是顺理成章,所缺少的仅是名义。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他从遵义会议时确定的“帮助者”,跃升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决策者。

毛泽东在赤水河畔由“帮助者”到“决策者”的过渡,是其之后1936年12月就任中革军委主席,1943年3月就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领导地位确立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中共中央在1945年4月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随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后的开始和逐步确立,遵义会议所重点解决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在一步步脚踏实地的落实中获得圆满解决。党的最高领导权实现平稳过渡“交权”于扎西,以毛泽东、张闻天等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开始形成。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并非在几天时间内就解决了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事实上,遵义会议对一些问题的解决,延续到会后两个月左右才落实。这些问题的解决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都是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才解决,因而解决得很好,很顺利。所以说,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上结合非常成功的两次会议。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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