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弃婴赤水河畔

红军长征以苦和难著称，而在这支队伍中最苦、最难的还要数女红军。她们比男人多了许多麻烦，更麻烦的是要在战场上生孩子。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高层领导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这体现了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此次西征转移的时间，不会比怀孕生育的周期更长。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经在母体中孕育。十月怀胎，瓜熟蒂落，而长征的终点却还遥不可及。时在红军干部休养连的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地点就在红军二渡赤水的云贵川边境。

1935年2月，红军第二次渡赤水河的一个雨夜，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急行军，途中，在路边的茅屋里生下一个孩子。多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详细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

那天，红军正在死亡线上突围。细雨在不停的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时有人摔倒在泥泞里。恰在此时，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感到腹部一阵紧似一阵地剧痛。不好，这是分娩前的征兆，已经有过三次生孩子经验的贺子珍，很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于是，她把钱希钧叫到身旁，让她帮助做些准备工作。钱希钧不敢怠慢，马上把这一消息禀告了董必武和侯政两位领导。

此时的贺子珍，羊水已经濡湿了担架上的棉被，鲜血也顺着两腿流了出来。孩子眼看着就要生了，得赶紧找个可以遮挡的地方。时任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急得不知怎么是好，他后来回忆道：“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惟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就在这间小茅草屋里，大家分头忙乎起来。医生李治一来到茅屋，就着手准备接生，但手边什么医疗设备和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用来剪断婴儿脐带的剪刀。钱希钧和钟月林作为医生的助手，在贺子珍呻吟的时候，她们在身边为她擦去满脸的汗水和泪水。

贺子珍是坚强的，她没有大叫大喊，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那最强烈的疼痛时刻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等在外面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长征路上又一个女婴诞生了。这个婴儿应该是幸运的，她有着不凡的母亲贺子珍和伟大的父亲毛泽东。但又有谁能预料生命？这个原本应该是领袖子女的生命，却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于是她的命运因而被改变。直到今天，也不知这个女婴花落谁家。

孩子生出来后，女红军们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打来清水，为婴儿洗净身子，然后又用白布包好。贺子珍仅仅看了孩子一眼，泪水就溢出了眼眶，模糊了视线。她很想知道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由于当时情况危急，没有人顾得上回答她的问话，也许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见她微弱的声音，以致后来她始终坚信自己生的是一个儿子。

此时已是夜半时分。指导员李坚真已经带着队伍走远了，留下陪护贺子珍的只有侯政、董必武、钱希钧、钟月林和医生李治。据侯政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毛泽东的挑夫丁良祥。孩子生下来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放在了火炉旁边。我同董老（董必武）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还放了30块大洋和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包孩子的包裹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穷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后来据邓颖超回忆，贺子珍生的确实是个女孩，她还曾给这个女婴和几乎与贺子珍前后脚生的陈慧清的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双凤”。邓大姐说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而“寻找”，谈何容易。已经有过此种别离经历的贺子珍一定清楚，回过头来寻找自己曾经留下的骨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不切实际的愿望呀！在这条路上行进的人，有谁能预料到红军最后胜利的日子？自己能否活着走出去还是未知。不久，贺子珍就在赤水河畔的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时体内仍残留着弹片。

全国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曾流传着张二婆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孩，正是贺子珍所生。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而这个女婴，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4个孩子。

编后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史专家陈宇授权中华智库园公众号连载其新著《长征故事传奇》，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共100余篇，40余万字，220余幅插图。为方便阅读，经作者同意，特推出微信简编版。除历史照片外，文中彩色照片均为本书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