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团长下死令：顶住敌人进攻，让女红军生孩子

就在贺子珍生孩子的当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夫人、26岁的陈慧清也在赤水河畔生下了一个女婴，其情节更是充满悲壮传奇色彩。

一家三代工人出身的陈慧清，家在广东番禺，她曾任中共闽粤省委书记，是广东有名的省港大罢工女工领袖。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在香港省委同当时的工运领袖邓发结婚。后来又随邓发一起前往中央苏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党总支书记及邮政检查员。部队长征

出发时，考虑她有身孕，没有安排她工作，而是跟随总卫生部一同行动。

红军四渡赤水时，由于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邓发曾要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她拒绝了，她不懂当地语言，这里又不像苏区那样有群众基础，留下就意味着死亡。正在这时，党中央决定过几天派陈云转道香港前往苏联报告情况，组织上考虑陈慧清曾在香港工作过，熟悉那里的情况，决定派她一同前往。但由于此时还需要徒步急行军，对于分娩在即的女人来讲，实在勉为其难。不得已，陈慧清还得跟随大部队行动。

一天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怎么办？军情紧急呀！董必武、侯政和医生孙仪之带着陈慧清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他们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正好路旁有一个草屋，陈慧清被抬进去等待分娩。董必武和侯政站在屋檐下等候。

陈慧清是难产，孩子胎位不正，肚子疼得她躺在草屋里满地翻滚，疼极了，一边哭一边大骂丈夫邓发。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听到陈慧清的叫骂，马上派人去找来邓发。但这不是别的，而是生孩子，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丈夫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孩子长时间生不下来，有的母亲在经历痛苦之后大出血而亡，也有的孩子因难产还没有离开母体就夭折。如果放在当代社会，这样的危险会很小。但在长征途中，别说手术环境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供应都不可能实现。

然而，更使人焦急的是战斗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的追兵就快追上来了。此时，站在门外的董必武心急如焚，听着密集的枪炮声，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是很危险的。当他得知是红5军团部队在负责断后堵截敌人，马上派身边的警卫员报告军团长董振堂：“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务必顶住！”

董振堂听后当即表示：“没有问题，一定保证她平安生产！”立即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

在不到一公里外的阵地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拖延一分钟，战士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部队就有可能付出更多血的代价。到了中午时分，婴儿才呱呱坠地。红5军团的部队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传来女红军已经生下孩子，这才撤下火线。担任阻击任务的战士们在这时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有人骂了起来：“为了一个孩子，用一个团打阻击，太不值得了！”董振堂听后大发脾气：“什么值得不值得，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打仗，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战士们用鲜血和枪声迎来了小生命的诞生。谁也不忍心打听，那次阻击战，到底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

董必武吩咐民夫把昏迷不醒的陈慧清用担架抬起后，找块破布把孩子包好，写了张字条，连同10块银元，交给托养的乡亲。

刚生了孩子的陈慧清被匆匆抬走了，母婴双方都不可能看清对方什么模样。董必武等人也没有看清婴儿长什么模样，在写下那封留给孩子和收养孩子的人信之后，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

同样，在弥漫的硝烟中，在敌人一路的追杀下，女红军廖似光怀孕仅7个月便早产了。还有女红军曾玉也是在转战途中生了孩子，这些婴儿的命运都是相似的，母亲来不及看他们一眼，甚至不清楚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被担架员抬起飞也似地走远了，这真是骨肉分离呀！孩子被用白布或毛巾包裹，内附一张字条，就这样托付给陌生的农民，似乎成了长征途中生育而又舍弃的惯用模式。在当时那种境况下，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唯一办法。

张闻天的夫人、长征途中的中央队秘书长刘英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著名女作家丁玲在延安听了众多红军将士回忆长征后说：“长征中当女人最难。”

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在途中生的孩子，没有一人能带到陕北，这是长征苦难史上一件令人心酸的往事，当然，最心酸的还是贺子珍、陈慧清、廖似光、曾玉等这些年轻的母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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