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伤将士的长征路

长征中，红军指战员除了牺牲的以外，还有不少人在战斗中负伤，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行军。雪山草地之艰苦，对凡是经过这一历程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磨难。但对于受伤的指战员来说，那还有一种苦上之苦，苦上加苦。他们除一般人所遇到的艰苦外，还有行路难、医疗难、手术难、换药如受刑等多种艰难困苦。

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腹部受重伤。由于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很差，留在身上的弹片一直未能取出来，伤口时时向外流着脓血，身体非常虚弱。他就是这样带着伤痛，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过二万五千里征途。有无数次，医生替他换药，当医生小心翼翼地替他取出用以排脓的10多厘米长的橡皮管子时，他牙齿都咬得咯咯响，脸上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向外渗出，但他从不呻吟一声。他是以多大的毅力，忍受着阵阵巨痛的呀！管子取出来了，有时大便也跟着从伤口里流出来。在这种场合下，他为了安慰周围的人，还故意风趣地说：“你看，这玩意儿也跟着跑出来了。”

在长征路上，伤痛给王稼祥肉体上带来巨大的折磨。但他对待工作，对待革命事业一如既往，不管工作多么忙，身体再疲乏，他仍然经常到军委第一科去，了解敌情，阅读战报，查看地图，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待政治局和毛泽东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从来不打折扣，总是竭力按时办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担心他身体太弱，工作劳累，有时劝他休息一下，他总是满不在乎地说，能做点工作比休息好。

遵义会议期间，会议连续开了几个白天和夜晚，他没有一次缺席过。工作人员见他回来时那副疲惫不堪的情形，劝他请假休息一天，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们懂得什么？这么重要的会议，哪还能顾得上请假。”红军到达藏族地区的毛儿盖，为了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德总司令请王稼祥做张国焘的思想转化工作。为了照顾王稼祥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深夜3时过。王稼祥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

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为王稼祥诊断治疗，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病痛折磨和营养差，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在腹部，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体温偏高。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这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稼祥同志的伤要打开看后才能诊断，按当时的设备条件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因此只好仍旧采取保守疗法，打针吃药，尽可能加强一点营养，力求控制病情。那次会诊，他给我介绍了长征的情况，印象最深的是他谈了很多，却对长征途中自己经受的千辛万苦只字未提。不久，经组织决定，他由贺诚同志陪同秘密去苏联治病。后来听说苏联大夫打开腹腔做手术治疗时，里边已化脓，且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子等遗物，真危险。”

长征开始时，在红3军团第5师任师政委的钟赤兵，于湘江战役的整编后改任第12团政委。在再占遵义城，夺取娄山关的激烈战斗中，指挥在前沿阵地的钟赤兵，右腿被9颗子弹打伤，骨头被打断，撕开了一大块肉。后在遵义做了截肢手术，他在医疗条件极差的万里征途上，拖着一条腿走完了长征路。

红2军团第18团政委余秋里左臂负伤后，一直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他是忍着剧痛拖着那只到后来已经坏死的胳膊走过了雪山草地。到了甘肃会县后，红2方面军总卫生队长侯政仔细察看了余秋里的伤情，这时5指已经肿坏死，伤口感染化脓，很可能危及生命。余秋里痛得难以忍受，有时咬紧嘴唇，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那时，红军打会县刚缴获了些药品，部队的生活环境比较安定，因此，侯政决定给余秋里做截肢手术，先给贺龙、任弼时打了个报告。贺龙、任弼时把侯政找来，详细询问做手术的利弊，不做行不行，做的把握有多大。当侯政说不做手术就有生命危险时，贺龙、任弼时等人亲自来看余秋里，看了伤势，并征求余秋里本人的意见。余秋里被疼痛折磨了这么久，表示痛得实在不能再忍受了，要求立即做手术。

经过贺龙、任弼时批准，侯政开始准备手术器具：用木板搭了个架子作为手术台，一些医疗器械和消毒棉花、纱布等是刚缴获来的。没有手术锯子，在会县各处寻找，只找到了一根小锯条，可是没有锯弓。他又跑到供给部修理处去求援，好不容易找到一把锯弓，可是太短，跟锯条合不上，又费劲把锯条折去半截，冲了个眼，装上锯弓。锯子有了，没有麻药，又跑到红32军卫生部去要了一点药。锯子、麻药有了，又没有缝合针。翻箱倒柜，总算在一个团里找到几枚针和一点线。没有消毒的设备，只好土法上马，用蒸馒头的笼屉蒸，水洗、火燎，什么土办法都用上了。没有做手术的手套，还是土办法，用布纹稍细的白布剪了两副。一切准备停当。一天上午，余秋里躺在木板上，先注射麻药，而这种刚缴获的麻药，根本不知道应该注射多少才适量，在以少注射保证安全大约估摸的冒险注射量下，穿上白大褂的侯政，用一把剃胡须用的刀子割掉腐肉，用那把拼凑起来的锯子锯断骨头，给余秋里做了截肢手术。

红4方面军中还有一位在不用任何药品的情况下从骨头中取弹头的女红军，她就是担任过县妇女部长的吴顺英。在过嘉陵江后的一次战斗中她负了伤，为了治伤，她被送进红4方面军第30军医院。医生要把嵌在她肩胛骨里的子弹取出，但由于条件艰苦，没有麻药。吴顺英对大夫说：“你就这样取吧，不用麻药！”大夫面有难色，不肯动手。吴顺英又说：“没事，我的身体好，能挺得注。”她忍着剧痛，硬是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让医生取出嵌在左肩上的弹头。手术后吴顺英跟随红4方面军第30军医院长征，伤还没有好，就用绷带吊住胳膊行军，并坚持帮助大夫照顾伤病员。宿营时，她到处找野菜，采回来煮着和大家一起吃。

红军女战士姜秀英的脚，先是被冰雪冻坏，后在金川一次敌机空袭时，脚踢在石头上，全被碰得骨折。十指连心，其痛难忍。部队经常要行动，而且很快要北上。她着急了，因为她曾发过誓，如果走不动，就是爬也要跟着红军走。脚不好，这可怎么办？姜秀英前思后想，作为一名藏族女共产党员，跟定了红军，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何惜几个脚指头，她暗暗下了决心，从老百姓家中借来斧头。她咬紧牙关，忍着痛，举起斧子将溃烂的脚趾砍掉了。自己砍自己的脚指头，往往下不了手，她要下多大的决心啊！剁掉了脚趾，是揪心的疼痛，为了消毒不致感染，她又忍着剧痛，用盐水清洗，然后用破布紧紧地包扎起来，压迫止血。豆大的汗珠往下滴，她忍着伤痛，咬破了嘴唇，不叫出声来。

部队出发了，向北转移，她就拖着这双伤脚，拄着拐杖，一步步向前挪动。有时疼得厉害时，就只好爬着匍匐前进，为了不掉队，她不停歇地侧身爬，遇到敌人，她就躲进草丛中。她在征途中恰巧遇到了一同跟随红军前进的妈妈班登卓，妈妈见她这样，心疼地陪她走了一段路。姜秀英又怕妈妈为了她而掉队，赶不上自己的部队，她劝妈妈赶快去追赶自己的部队，以免耽误了工作。妈妈也是红军的翻译（藏语叫通司）。为了革命的需要，她只好忍着心中的痛苦，离开女儿，去追赶部队。姜秀英就是凭着她刚毅的意志，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

还有红5师师长贺炳炎的不施麻药而截肢；团政委杨秀山在左眼被炸伤后，不施麻药取出弹片；师政委谭友林在战斗中被打伤一只胳膊在长征结束后才到西安治疗；还有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宗逊在二打遵义战斗中负伤，右腿被子弹穿透；红5军团第13师师长陈伯钧，在强渡湘江时左腿负伤；红3军团第15团团长白志文，也是在湘江之战中负重伤，左肺部被子弹打穿，血流不止；红3军团独立团团长李寿轩的右肺和左胳膊负伤；红3军团第10团团长姚吉在赤水土城战斗中右脚负重，等等。他们在负伤后本应立即做手术，立即抢救，但紧急的战情不允许，艰苦的环境没有手术设备，一直到有了较好的条件后，才做了手术。

像上述这些在长征路上忍受巨大伤病，坚持行军作战，又在如此简陋医疗条件下，做手术的红军指战员还有许多。可想而知，他们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但他们一个个都挺了过来，无论是在受伤后的行军中，还是在手术中，都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咬破舌头，也不哼一声。

古有三国时期关公刮骨疗毒，为后世传颂；而红军长征路上这些以王稼祥、贺炳炎、钟赤兵、余秋里、杨秀山、吴顺英、姜秀英等为代表的众多指战员英雄群体，在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再立“刮骨疗毒”新传，更为万世所敬仰。

编后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史专家陈宇授权中华智库园公众号连载其新著《长征故事传奇》，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共100余篇，40余万字，220余幅插图。为方便阅读，经作者同意，特推出微信简编版。除历史照片外，文中彩色照片均为本书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