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十次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在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途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对于统一党和红军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艰难险阻，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和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证长征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东部的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由于“左”倾领导者在长征初期的作战指导上消极避战，通过敌人四道封锁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受到惨重损失。这时，敌人已经判明了中央红军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战略企图，预置重兵拦阻，企图消灭红军。在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和面临险境的危难情况下，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但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过湘江后，一边进军，一边争论，一直没有统一起来。黎平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充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会议通过讨论和争论，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应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战略转移以来在作战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决定转兵，避免了中央红军覆灭的危险，同时，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二）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主要地不是检查主观原因，而是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强大，白区和苏区斗争配合不力等。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诚恳地作自己批评，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同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尔后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由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只有凯丰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

会议通过讨论作出五项决定：一、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五、改变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江北上到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为反攻，争取解放全四川。

会后不久，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三）扎西会议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地区连续召开会议，即扎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解决红军的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

会议通过讨论作出以下重要决定：

1.由于敌人重兵封锁长江，改变战略方针，暂缓渡江，在川、滇、黔边境地区机动作战，创造新的根据地。

2.缩编部队。中革军委根据会议的决定下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红1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红3军团编为4个团；红5、红9军团各编3个团；加上干部团，中央红军共缩编为16个团。

3.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为中共中央总的负责人。

4.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5.确定了全国其它苏区和红军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针。在中央苏区，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以适应斗争环境。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项英任主席，“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决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军委分会，贺龙任主席。红2、红6军团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政治局常委的分工、遵义会议决议的成文和通过，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完成的。同时，还决定了其它苏区党和红军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这次会议，对于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转变党和红军的军事战略起了重要作用。

（四）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城郊之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还有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德等列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和统一作战指导思想问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云贵川边界地区机动作战，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由于数月连续行军作战，迂回穿插，部队很疲劳，而且走路多，打仗少，一些仗（如土城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了部分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红军的领导层也有所反映，林彪就是一个。他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要这样的领导指挥还行？”林彪还煽动其他军团指挥员反对毛泽东指挥红军，甚至给“三人指挥小组”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部队作战让别人指挥。这就是召开会理会议的直接原因。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他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指出他们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和经验，阐明运动战作战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还批评林彪所谓“走弓背路”及其给“三人指挥小组”的信，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会议讨论了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进，渡过大渡河，同红4方面军会师。

会理会议，批评和纠正了作战指导上的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落实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

（五）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两河口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朱德、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李富春、林伯渠等列席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统一战略思想，讨论和决定战略方针。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战略方针问题作报告。他说：红1、红4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来的苏区，现在面临着的共同任务是消灭敌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川康边地区高山深谷，生产落后，是藏族聚居区，红军在这里难以立足和发展，必须迅速转移。向南是不可能的；向东过岷江，敌人有100多个团，对我们是不利的；向西北是广大的草地，困难亦多；现在只有向北是出路。所以，决定在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那里山少、路多、人多，我们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周恩来还对迅速向北转移的计划和兵力部署提出了建议。

会议对周恩来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等先后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我们要用全力进到川陕甘地区，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要告诉广大指战员，这是前进，是转入反攻。张国焘表示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说：“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我以为政治局通过战略方针”。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8日作出《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决定强调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是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两河口会议，为党和红军指出了北上的大方向，制定了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解决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所面临的紧迫和至关重要的问题。

（六）芦花会议

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芦花（今四川黑水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列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会议首先听取张国焘关于红4方面军历史发展情况的报告。张国焘承认由于对敌情判断错误，及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的失误，造成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部队的重大伤亡。他认为，红4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四川通南巴建立新的根据地，“未伤元气”，总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和缺点。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对红4方面军的情况作了补充报告。

会议对上述三个报告进行讨论。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先后发言。他们充分肯定红4方面军的光荣历史和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应该克服的主要错误和不足。

会议期间，为加强前方部队作战的统一组织和指挥，组成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红1方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9军；红4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芦花会议，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入手，与会者坦率诚恳地交换意见，肯定成绩，提出了批评。这对于增强党和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部队的组织与指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沙窝会议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沙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国焘、邓发、凯丰，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列席会议。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是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组织问题。

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就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报告。这一问题，会前通过协商已拟出草案，请与会者传阅，并发表意见。毛泽东、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先后发言。

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受到严重损失，但只是部分的失败，蒋介石只是部分的胜利，总的讲他的反动统治削弱了。中国西北部，是蒋介石反动统治薄弱的地区，陕甘两省主要是汉族，回蒙等少数民族也是迫切要求革命的。同时，这一地区接近苏联，我们可以得到政治、物资和技术的帮助。当然，“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因此，我们要用全力实现战略方针，首先进到甘肃南部地区。

张闻天在讨论的结论中指出：对决议案无大的意见分歧，这是红1、红4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我们的整个路线是进攻的，在军事上则随着环境之不同而有进攻、防御和退却。决战防御，是为了转入反攻。遵义会议决议，应在红4方面军党支部中讨论贯彻。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在阐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后，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决议还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使全体党员和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关于第二项议程：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红4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

张国焘不满意这个名单。他说：“可多提几个人”，我们“本来要提出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毛泽东发言说：红4方面军中有很多很好的干部，提出这几个同志到中央工作“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别情形之下这样作”。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将来也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和其它部门去工作。

通过讨论，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红军改称红1方面军，恢复红1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沙窝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全国形势，规定了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充实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这对于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推动红1、红4方面军共同北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八）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徐向前。

毛泽东就红军过草地后的行动方向作报告。他说：根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我们到达甘南夏洮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向陕西；一是向西，向青海、宁夏、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接着，他从地理、经济、民族等方面说明不向西而要向东发展的道理。

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等先后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认为向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积极的、进取的，而向西则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消极退却。为达成向东发展的战略目的，左路军必须向右路军靠拢，集中红军主力行动。

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向西的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极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惧怕敌人，夸大敌人的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针，批评和否决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深入黄河以西的错误主张。

（九）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俄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杨尚昆、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清、李德等。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就行动方针和张国焘的错误作报告，彭德怀对军队的组织问题作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央仍然坚持北上的方针，但现在只有红1方面军的两个军，所以应该有所不同。“目前应该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靠近）苏联边界（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向东发展”，这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否能够实现呢？毛泽东说：“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指出：“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马上做组织结论，是否下哀的美敦书，不应该的。”“我们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要做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各种名义（林聂、彭李、李德）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彭德怀在报告中指出：“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及战略任务，我们军队的编制应有改变。”取消师的建制，保留团，“团不设营，每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三支）”。上层领导机关要缩小，“保卫局缩小到最低限度，合在政治部一起。政治部不要超过六十人，司令部缩小到一百三十人，建立团一级的健全机关”。中央机关能够合并的，应合并起来。

会议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先后发言，一致同意这两个报告。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还决定：第1、第3军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组成编制委员会，李德为主任，继续研究部队的编制问题。

俄界会议，是在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分裂红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从挽救、团结的愿望出发，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并作出决定，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进行党内斗争树立了榜样。会议决定的行动方针和战略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保证了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的最终实现。

（十）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即榜罗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进军方向和落脚点问题。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红1方面军主力编成）到达甘南后，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块苏区根据地，活跃着一支红军和数量不少的游击队。这个情况对于经过艰苦征战的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9月27日，陕甘支队攻占榜罗镇。在这里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北进，同陕北苏区的红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关于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求得帮助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此来领导全国革命。

9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新的决定，进行深入政治动员。9月2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分三路北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结束了历时一年、转战二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

榜罗镇会议选定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结束一年之久的无后方流动作战，进入到抗日的前进阵地。这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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