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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时间:2016-12-9 10:43:55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103  评论:1
内容摘要:时值“西安事变”80周年,本网特别连载著名军史专家陈宇新著《蒋介石密令破解》中有关“西安事变”的部分章节。

编者按:时值“西安事变”80周年,本网特别连载著名军史专家陈宇新著《蒋介石密令破解》中有关“西安事变”的部分章节。这些手令非常珍贵,从另一个侧面可看出蒋介石等人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处理方式。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亲历者蒋介石及侍卫长钱大钧终身铭记的大事。本组手令共有6通,内容主要涉及蒋介石修改《西安半月记》,密切监视杨虎城在西安的行动,连电催促杨虎城到沪后出国,召见著名特工康泽,密查东北军旧部情况及关注东北军整编,约访“捉蒋行动总指挥”刘多荃,催促参与事变的部队开尽早离西安等内容。

 

第1通手令——定稿《西安半月记》

【手令编号】下卷011

【时间判读】1937年2月10日

【正文标点】

电话:程参谋总长:明日下午四时,在沪寓见。

电话:陈主任布雷,回忆录中所改正之“民主政治”四字,应改为“三民主义”。

电问杨虎城病。

【原件品鉴】

竖排8行套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1页,原件信笺红色现沁润较重;毛笔书写。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原文解读】

本通手令文中的“程参谋总长”,指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陈主任布雷”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正奉命整理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即后来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西安半月记》。

本手令中有“在沪寓见”4字,并与修改“回忆录”同时,可佐证此手令写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到上海修养期间。此时段,蒋介石在上海的时间为2月中上旬。1937年2月9日,蒋介石从杭州到上海治疗跌伤。次日上午,在医院治疗腿伤结束后,即安排工作,写下了此手令,要求明天下午见程潜。2月11日下午4时,蒋介石会见程潜,2月12日从上海到南京。说明此手令写于2月10日。

本手令文末之“杨虎城”,即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他是民国陕军的著名高级将领,刀客出身,参与了蒲城起事、反清抗暴、讨袁护法、转战关中、坚守西安、出师北伐、回陕主政、被迫内战、呼吁抗战等重大事件。自护国起义以来,百战沙场,历经二虎守长安,雪夜奇袭唐生智,在潼关截断西北军后路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终至第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陕西省主席,势力遍布于陕甘两省绝大部分地区。后因与中央的矛盾,暗中联络红军,联合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抓捕蒋介石而被囚12年。1949年9月6日,在重庆戴公祠被国民党特务所杀害,终年56岁。

蒋介石在本手令中“电问杨虎城病”,字面上看似关心杨的病情,实际上是在关注杨在西安一举一动。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夕,的确曾到上海治病,那次回西安后仅几天,就发动了兵谏。1937年初,杨的旧病是否复发,还是痊愈,其实都并不是蒋介石真正关心的事。蒋介石在此时盯紧杨虎城的最终目的,是催促其离开西安并“出国考察”,以便尽快善后西安事变。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张学良、杨虎城

 

(一)西安事变始末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这次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杨虎城,缘由还得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一二•九运动”说起,是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机缘聚合,又合力造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二)陈布雷代笔《西安半月记》

1936年12月,陈布雷随蒋介石在洛阳巡视,因身体衰弱,患了肠炎,被迫允许乘车回南京医治。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陈布雷闻讯,心急如焚,特写了一短柬托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此次职未及随侍,疚戽实深,昨日闻悉后,遥念钧座起居,寝食难安。”表达了对蒋介石生命安危担忧的急切心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就立即命令陈布雷捉笔,写了《对张杨之训词》。陈布雷将蒋介石打扮成心灵纯洁、人格高尚者,而将事变的和平解决归功于张、杨受蒋介石“精神之感召”,试图挽回“领袖”的面子。

1937年1月12日,陈布雷随蒋介石到浙江奉化。这时,关于西安事变的传闻很多,有的已经传得十分离奇,陈布雷感到有责任为蒋介石撰写西安亲历记,以正视听,而蒋介石也有意把在西安的经历用笔墨固定下来,这就是蒋介石后来撰写《西安半月记》的由来。只是当时蒋介石惊魂未定,伤势还在治疗疗养,事务繁杂,只待稍微清闲下来后,才开始此项工作。

2月2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别墅休养,开始口述《西安半月记》,由陈布雷负责整理,也即此手令中的“回忆录”。不到一周时间,陈布雷即整理出了初稿,交与蒋介石审核。蒋介石对此整理稿,反复阅读修改,字斟句酌,此时仍感到个别字句不妥,将已经改过一遍的“民主政治”四字,再改为“三民主义”,说明此时的蒋介石感到他的执政纲领“民主政治”,还应归宗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能别出心裁“造句”,以标新立异于新的指导思想,更不能另起炉灶;在民族危难之非常时期,还应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团结全国各派军政势力。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记述12月12日的经历,说:“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拥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余问“叛兵如何行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猿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军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发表的张、杨举行兵谏的报道

 

陈布雷虽然奉命勉强写出《西安半月记》,但内心痛占不堪,他曾给知友写信说:“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深深地体会到:领袖“文胆”真不好当。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就是这篇《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青年张学良

 

(三)事变主角张学良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国民革命军著名爱国将领。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开始恢复人身自由,1991年获准去美国探亲,才算全面获得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与其妻赵一荻安葬于夏威夷檀香山。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1957年初,张学良遵从蒋介石之意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介石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8月3日,张学良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称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介石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张在此期间受访时曾表达:“在25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38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张学良

 

从1956年至1958年,张学良于回忆材料中揣摩蒋意流露出“悔意” ,但鉴于张彼时仍期盼重获自由,上述回忆材料所言应非张真意。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谈到恢复张人身自由问题,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张学良曾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权)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四)张学良回首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当年的报纸都有详尽报道,更有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回忆录、宋子文日记、钱大钧《西安蒙变日记》、张学良多年后的口述历史及“反省录”等相关人士之记载,足以还原事件真相。但其中的一些关键真实细节,局外人未必清楚,蒋介石、周恩来、张学良终生都未说,只是从张学良晚年的一些话语中可窥见蛛丝马迹。

本书作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军事历史》杂志工作,一个机缘巧合的场合,听了张学良关于回顾西安事变的多盘录音带,这些录音在当时实际上是总参有关部门的情报资料,汇集的相当完整。出于职业上的敏感,在请示了相关部门之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文字稿,再经脱密处理,后编辑发表连载在《军事历史》1999年第3、第4期上。以下文字中张学良的回忆,即是这些录音的段摘。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晚年张学良

 

1990年6月1日,由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发起,在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为张学良将军举办90岁生日庆典晚宴,有200多名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和张学良的故旧亲朋出席,这是西安事变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学良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他结束软禁生涯的标志。90岁高龄的张学良无经搀扶,不拄拐杖,身板硬朗,精神很好,步履稳健地走进庆典大厅。在宴会致词里,张学良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啊。”庆典期间,张学良首次说起了西安事变中的一些秘闻。

1936年12月4日,由于东北军“剿共”没有进展,蒋介石失去了耐性,亲自率领高级官员飞抵西安。12月7日,张学良来到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试图说服蒋停止与中共的内战,一起合作抗日。然而,蒋介石一句也不听,引发激烈急吵。张学良回忆说:“政见之争,就是蒋先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那么蒋先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子。从来差不多我们俩就有这个意见,可是没有后来这么尖锐。”

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华清池激烈地争吵两天后,12月9日,适逢这天是“一二•九”运动1周年纪念日,西安1万多名学生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学生向西安市内的政府机关四处请愿,要求停止和中共的内战,一起抗日,请愿得不到满意答复,学生转而向时在西安的蒋介石直接请愿,由西安市向郊外的华清池出发。张学良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现场和学生沟通,答应一周内会以事实答复,这时张学良决心以武力说服蒋介石,因此他前往新城大楼会见西北军指挥官杨虎城,表达自己的意见。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在新城大楼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主要干部,下达了“兵谏”蒋介石的决定。张学良谈到“兵谏”行动,在回忆时慷慨激昂地特别强调说:“我一做军人那天,我父亲就教导我,教训我,说你要做军人吗,这是我讲我父亲,他说你做军人,你知道这个话是我们东北人很出名的,他说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你裤腰带上,就是你随时准备死啦!我做军人以后,我就是随时准备死。不过我后来对内战非常地厌恶。”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蒋介石与张学良

 

张学良回忆说:“假如我们把蒋先生扣留,我岂不是扩大内战吗?我们是要反对内战,所以我跟杨虎城闹翻就是这个。……当时有主张内战的人,甚至不愿意蒋先生回南京,南京方面的空气,不管有什么人主张这个,所以我自己,我愿意负起一切责任,不要再牵连别人。我的思想,他要问这件事情,勾起我很多事情,当时我们是主张不要内战,可是杨虎城先生他下不了决心,对这事情,最后我们起了很大的争执。我就说,你这种做法,那跟我们开始的意思违背了,如果我们要是照着你这样做,那不是扩大内战了吗?”

当记者问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张学良回答说:“这个很简单,当时政见之争,就是蒋先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是主张攘外安内,就是这样子。”记者又问:不管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对中日历史都很重要,你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攘外应该先于安内的呢?另外,你对蒋先生的“安内攘外”有没有什么意见。张学良回答:“这个我很难说了,从来差不多我们两个就有这个意见,可是没有后来这么尖锐,那么,当然目的不同喽。这个很清楚,就是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那么,蒋先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子。我自己现在说也许我的这个政策,也是我的思想是不对的,现在我承认,也许我这个思想不对,但我当时就是那种思想。”

记者问张学良:“你在事变后和蒋先生同机飞抵南京,接受处分,请问你决心同行的理由是什么呢?”张学良回答:“我过去说了好多事情,我这个人是,我自己做事情我负责,尤其是我是个军人,我这种动作,我自己负责任,所以我到南京,我自个儿去请罪,我这个请罪,包括了我预备把我枪决的,我不管当年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不管,我临走把自个儿把我的家交给一个部下,我自己的学生,是当时的军长,我把家交给他。不过在这里我要说,等我到了洛阳的时候,我没下飞机前,等于蒋先生保护我了,他就告诉我了,等于他保护我,我到那儿他都要特别保护我,他怕旁人对我不好,可是蒋先生对我很好,差不多他保护我。我以我跟蒋先生,讲到这个地方我有几个字我给你写出来,就是蒋总统去世的时候,我私吊祭他,私人吊祭你懂不懂,我并没有发表。我写的简书……,‘关情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讎。’我们彼此啊,两个人关怀啊,关怀的殷切,好像自己的骨肉一样,就像自己的骨肉一样,可是政见的争啊,政见,因为政见不同之争好像仇讎一样。对这个情形,外头人很少人知道,只有蒋夫人,还有蒋经国知道,所以蒋总统去世之后,还没入殓,蒋夫人叫他秘书带我去看看。所以说起这些事情,在政治上很有意思的,像我们这种关系很有意思。”(待续)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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