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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3】

时间:2016-12-11 13:01:55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65  评论:0
内容摘要:时刘多荃、许汝为都在上海,本通手令应书写于1937年2月的上海。刘多荃在平息西安“二二”血案后,到上海养病,同时接受南京政府对东北军的整编。

第3通手令——关注东北军整编及高级将领刘多荃

【手令编号】下卷027

【时间判读】1937年2月--日

【正文释读】

钱主任:一、面访刘多荃病,并详问其军队内部实情,及其中之反动分子与部队,与其有把握之部队,详告。二、令康泽来见。中正。

又,许汝为先生处请代访,并属不必查问。

【原件品鉴】

竖排8行套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1页,原件信笺现沁润红色较重;毛笔书写。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3】

 

【原文解读】

时刘多荃、许汝为都在上海,本通手令应书写于1937年2月的上海。刘多荃在平息西安“二二”血案后,到上海养病,同时接受南京政府对东北军的整编。

本手令的主要内容是关注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蒋介石在书写完此手令后,在尾部又交办一件事,就是“代访”许汝为,并嘱咐“不必查问”,说明代访之人仅是出于礼节性的问候。手令文中的“汝为”,是民国早期元老许崇智的字,时隐居在上海。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3】

刘多荃

(一)专访捉蒋行动总指挥刘多荃

刘多荃(1897—1985),国民党陆军上将。字芳波,奉天凤凰(今辽宁凤城市)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科,到张作霖的奉军任职。1925年,任张学良的卫队副队长,后长期在东北军任职。曾任东北陆军第16旅炮兵营少校营长,1926年任镇威军第3、4方面联合军团卫队中校队附,年底任东北讲武堂第3、4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队附。1928年春任奉军第19师第1旅第1团团长,7月任东三省报案司令部第20旅第61团团长。由于他忠实可靠、有勇有谋,张学良的卫队扩编成卫队旅后,刘多荃任第1团团长。1929年1月,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参与了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行动,当时他负责的是外部警卫。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卫队统带,1931年12月任北平绥靖公署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1933年任东北军独立第105师师长,1935年入陕“围剿”红军。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刘多荃积极参与了这次行动,并担任了这次“捉蒋”行动的总指挥。

1981年,即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时,原《西安事变史》编辑组邀请参与华清池扣蒋的团长张治邦(雨辰)、卫队第1营王玉瓒和第2营营长孙铭九、张学良的侍从副官米宗愈,以及当年在东北军工作的几个人座谈,会议由张学良原机要秘书郭维城主持,核实临潼扣蒋的部署。座谈会纪要由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撰写,题目是《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其中写道:

“临潼扣蒋是秘密布置的,作战命令分头下达。

临潼扣蒋战场的指挥官是105师师长刘多荃。1936年12月9日,王以哲、刘多荃向张学良报告:蒋介石已经知道67军电台与红军通报,怎么办?张告诉他们,已准备扣蒋。王说:要干就干到底。张交代刘负责这场战斗。

这次作战分内外两线。以华清池为中心,设外层包围圈,西边最远,距华清池约3公里,北边最近,在临潼火车站一带,南边在骊山一线,山东边转向临潼城。东北军在西安附近只105师第1旅,辖3个团。另有卫队1营大部及卫队2营。外层包围圈第1旅的第1、3两团担任:3团驻临潼,负责包围东、南两面;1团驻西安南关至韦曲,负责包围西、北两面,共约5000多人。这是当时能动用的最大兵力。2团守卫飞机场并警卫飞机场至东城门一线,不能动用。外线指挥官是67军129师师长周福成,因为1旅旅长高福源外出联络马步青去了,王以哲与刘多荃关系一向很好,所以借周去指挥。

内线攻击华清池的是卫队2营第7连。张学良增派骑6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参加进攻华清池,因为二人枪法好,善于掏老窝,而孙铭九缺乏实战经验。12月10日,张学良带刘桂五以晋谒委员长为由,让刘察看华清池五间厅地形。守卫华清池大门的是卫队1营的一个加强连,共200人。11日下午,张学良从华清池带王玉瓒回公馆,要王到105师副师长兼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处接受任务,协同作战。内线作战的指挥官是105师2旅旅长唐君尧,作战勇敢,抗日心切。11日下午,张学良派专机把唐从平凉接到西安,晚上10时左右,张向唐交代任务。

蒋介石来西安时只带了警备队一个区队(一排)和几个侍卫官,让张学良派部队给守华清池大门(当年,华清池无后门)。此外,华清池外禹王庙有一排宪兵,临潼火车站还有一排宪兵。张学良动用了5000多兵力,内线作战有400多人,2营去了两个连,1营又带去有120匹马的骑兵连和有80人并装备了摩托车的手枪排,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因为扣蒋是捅破天的大事,张、杨两将军在行动上周密部署。”

许多资料也都证实,张、杨对发动事变,事先已有周密部署,绝不是凭一时冲动而进行的兵谏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第17路军进行了分工:杨虎城的部队负责消灭西安城内的中央军,具体由西北军的赵寿山和警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执行;张学良的部队负责去临潼捉蒋,具体由东北军的刘多荃师长指挥。并决定,两军同时行动,部队务必于12日凌晨3时部署完毕,5时开始行动,8时以前解决战斗,10时恢复城内外正常的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

东北军方面参与这次行动的有:担负全面指挥的刘多荃,第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骑6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张学良的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及第7连连长张万山和全连官兵。另外还有负责外围指挥的第129师师长周福成,这是为了防止蒋的卫队突围,并在必要时支援内线。

行动前,刘多荃根据张学良的意图向参加行动的高一级的指挥员交代:“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只能把人扣押起来,不准伤害蒋介石。”但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指挥官们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扣了张学良,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

12月12日凌晨5时左右,在刘多荃的指挥下,唐君尧和孙铭九等人率卫队营开向华清池。白凤翔、刘桂五弹不虚发,将守卫在大门的宪兵打得所剩无几。卫队营的士兵们越墙而过,将大门拉开,孙铭九率第7连的士兵冲进华清池的前院。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蒋介石的卫队被打垮。已睡下的蒋介石被枪声惊醒后,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吓得浑身发抖,披着睡衣,拖着鞋就往外跑。当时前院枪声正紧,他急忙向后门跑去,门锁打不开,在侍卫帮扶下,他爬上墙头,不料,心中一慌,跌到墙外,2米多深的乱石沟里。摔伤了脊骨,手脚也被划破了,鞋子也丢了一只。他跌跌撞撞爬上山,在一块大岩石旁的小洼坑里藏了起来。

约清晨6时,院内的战斗全部停止后,唐君尧迈开大步朝着蒋介石的卧室走去。才到门口,孙铭九便向他报告:“委员长不在屋里,已经走了。但我摸了他的被窝,还有温热,估计蒋不会跑远。”唐君尧命令孙铭九立即搜寻,并顺手捡起散乱在桌上的纸张和小册子一看,都是蒋拟的电稿、密码本以及日记等。他把这些文件包起来,走到前院,找到了刘多荃,把蒋不在卧室,他已派兵四处搜索等情况向刘做了报告。

刘多荃说:“我已将这情况报告了副司令。他命令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委员长,不准有一点差错。’同时,我已经和周全五(周福成)通电话,他说外围警戒线没有一个人通过。这足以证明,蒋还在大包围圈以内隐藏着,不会走远。”孙铭九带人四处搜索,最后终于在宾馆后山上的小坑里找到了在寒冷中缩成一团的蒋介石。

在这次行动中,蒋介石的族侄、国民党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阵亡。12月12日凌晨,蒋孝先搓完麻将从西安驱车返回临潼,车行中途,遇第二批赶往临潼抓蒋的东北军拦住盘问。蒋孝先不知发生兵谏,仍按惯常耀武扬威地自报官职姓名。他曾任北平宪兵团长,在北平仗势欺人、作恶多端。东北军官兵一听是“蒋孝先”,立即就把他押往临潼交给刘多荃。刘多荃当即就下令将他就地枪决。

与此同时,西北军在孔从洲、宋文梅、王劲哉等人的带领下,分别包围了国民党嫡系部队在西安的驻军和中央大员住处西京招待所。经过一阵激战,国民党嫡系部队700余人全部缴械。西京招待所的中央文武大员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钱大钧等全部被扣留。其中邵元冲在逃窜时,被流弹射伤,流血过多而死。最狼狈的是陈诚上将,躲在垃圾箱中也被搜出。

上午10时,孙铭九等人连拖带架把蒋介石塞进了汽车,押送到张学良的指挥部。捉蒋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8项主张。当天他们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处理西安事变和抗日救国大计。

在中共和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二)召见著名特工康泽

本手令文中的“康泽”,即深受蒋介石宠信的国民党著名特工康泽。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中华复兴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3】

被俘时的康泽

康泽(1904—1967),字兆民,生于四川省安岳县通贤镇。1919年,时年15岁的康泽,从安岳县通贤场小学转到安岳县城县高等小学读书,开始迈出他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阶梯。翌年,考入安岳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连年名列前茅,同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1924年,康泽中学毕业时,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的帮助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下,远赴广州,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

在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为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的“特务处”系统。

别动队的队员,乃是收容黄埔军校的失业学生而组成。按期别有校尉之别,人数初为数百人,后来发展至数以万计,当年的刘伯龙、公秉藩等将军都是康泽系要人。他们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它的人数虽不多,但武器好,又都接受过新的反共理论教育和严格训练,个个穷凶极恶,所以破坏性极大。他们所到之处,大肆诬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和苏区的反动势力相结合,任意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至秘密刑讯和杀人,极力摧毁中共的地下组织。由于它们屡建“殊勋”,所以也就屡屡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表扬。蒋介石曾下达旨意:“为保证别动队员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别动队”得到蒋介石的宠信,更加不可一世,他们自以为是蒋的“御林军”,可以“见官大一级”,便到处耀武扬威,作威作福,搞得天怒人怨。

康泽平素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两眼凶神恶煞,看人目不转睛,也不斜视,一看就是几十秒钟,似乎要把你从骨子里看透,活脱脱一个职业刽子手。康泽在担任江西“剿共”宣传大队长、特训班班主任、别动队总队长期间,不知杀了多少爱国之士。江西苏区人民群众对其恨之入骨。蒋介石认为康泽这个学生“忠实可靠”,而康泽则视蒋介石为“至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中曾流行过这样一首颂歌:“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这首歌词,据传就是出自康泽之手。可见康泽把蒋介石捧到何等地步。

在当时国民党内,人所共知蒋介石有两个“宠儿”:一个是戴笠,一个是康泽,国民党内称“康戴二公”,为什么有如此“封号”呢?因康、戴二人是蒋的内外情报耳目。任何人要见蒋介石都必须先在侍从室登记,然后由侍从室向蒋介石报告,蒋想见才见,不想见就不见。但“康戴二公”则例外,他们见蒋不受限制,随时可见,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一起时,他二人也可以闯入。

1937年2月的这次召见,蒋介石与康泽的交谈内容,很可能是蒋介石询问西安事变前后的事宜,并亲自交代康泽对于事变后的善后工作。西安事变,蒋介石遇险,作为情报机构负责人的康泽,竟然不知西北军、东北军的异动,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3】

许崇智

(三)代访拜把兄弟许崇智

许崇智(1886—1965),中国国民党前期右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的侄孙,字汝为,出生于广州“许地”。许崇智3岁丧母,8岁丧父,与其兄相依为命,靠叔父抚养成人。1906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活动。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士官生第3期步科。1911年11月,许崇智任福州陆军第10镇第20协协同,参与福州起义,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以先发制人的策略,率部克复福州。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福建第1师改编为陆军第14师,许崇智任师长,后任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旋因清帝退位,撤回福建。1913年“二次革命”,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

1915年,许崇智、蒋介石再加上张静江,3人结为拜把兄弟,他们此后的感情,总体上说还算一直都比较好。

1915年5月、9月,许崇智两次被派到新加坡进行反袁集资活动,取得较好的成果。11月回国后,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参与反袁护国武装斗争。袁世凯死后,东北军交由驻防南京的冯国璋部收编。许返回上海,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与蒋介石结为拜把兄弟。所谓少年得志,许崇智在30岁以前便以极少的失败经历和顺利的军事前途确立了自己在革命党中的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孙中山还没有形成强势的实力,其对许崇智的倚重使后者在广东成为一方英雄,与此同时,许崇智对孙中山的死忠也成就了他自己的前期辉煌。

许崇智领军打仗,善用智慧。从来都没有显示出好战好胜的粗犷性格,能够打赢的仗便挥师挺进,不能够打赢的便迅速撤离,这种性格使他在连年战火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率部作战,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的伤亡。双方激战前,他一般都会做好事先的准备,例如在敌军之中安排好内线,或是预先在有利地形布置好兵力等等,这些小聪明,使得他的军队经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甚至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果。当时的许崇智甚至被赞许“奇谋多智”,军事上细节调动的优势便是有“巧攻快打”的特点。

对许崇智影响最深的人,除了孙中山之外就是蒋介石。许、蒋二人曾经五度共事,许崇智成为粤军主帅之后,蒋介石一直在其旗下做参谋长。1924年孙中山邀请当时在上海的许崇智返粤任粤军总司令,许曾提出5项要求,一是表明愿意就任,要求统一整理粤军;二是要让蒋介石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三是要求所有粤军驻防各地的财政交粤军统一管理;四是请胡展堂任广东省长;五是要求广东兵工厂交粤军司令部管辖。由此可见蒋介石与许崇智的关系非同一般,许对蒋也十分倚重。

纵观许崇智的从军历程,最值得肯定的一个评价,便是他自始至终都忠于孙中山,甚至有愚忠的嫌疑。许崇智忠于孙中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符合时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孙中山的个人魅力确实能够让人为之倾倒。直至孙中山离开人世,许崇智都没有摆脱一个忠实追随者的角色,这种忠实也为他换得了不少好名声。许崇智所领导的粤军,当时是孙中山政权唯一可凭借的坚实军事力量。孙中山在军事上也十分倚重许崇智的才能,自从粤军成立之后,便一直把许崇智当作左右手,视粤军为主力军。但是,许崇智在有了相当大的权势之后,开始从一个坚决的革命者慢慢转变为一个因势而动的机会主义者。孙中山曾经给许崇智题过一幅字,说“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汝为同志屈”。其中的意思,就是告诫许崇智不要因为时势不利而急于求成,见风使舵。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许崇智甚至是孙中山困处在永丰舰上的唯一希望。可惜许崇智没有趁着这个机会完全赢得孙中山的信任,接连的战败使得孙中山只能在绝望中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许崇智的声望也从此急剧下降。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则使许崇智的从政路走到了开始从巅峰跌落的节点。

蒋介石凭借精明实干为许崇智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精于作战的许崇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过人能力,常常对自己的部下说蒋之命令便是我的命令,希望粤军将士不要排斥他。不过蒋介石对许崇智却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与许崇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提及对许崇智的议论:“办事无序,重内轻外。”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蒋对许的取而代之成了注定的计划。许崇智当然也是聪明人,当他看到了蒋的力量已经超越自己的时候,便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自己的兵权。许之部下因为在廖案中有重大的嫌疑,许崇智为了避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要知道,当时许崇智在广州的实力并不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下,避嫌的原因,则是形势所趋,以权换命而已。许崇智在民国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足迹,有关他的印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模糊的,极少有人了解他的经历。甚至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虽然能知道他的名字,但却较少涉猎研究其历史生涯。以至于在蒋介石的这通密令面世后,没有人知道“许汝为”是何人?还值得蒋介石派人专程代访。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急于善后之际,想到了派人代访许崇智。其最初动因,不可能是因为此时许崇智的身体有恙而需要嘘寒问暖,主要还是由张学良的所作所为而联想到了“拜把兄弟”、“政治投机”这么几个词。时在上海疗伤养病的蒋介石,突发奇想,造访隐居此地的许崇智,并特别交代钱大钧,这次代访“属不必查问”的单向礼节性拜访。既是告知昔日的“拜把兄弟”,西安事变后的蒋某人已完好归来;或者是不忘昔日“拜把兄弟”的旧情,感恩当年“释兵权”时没有弄出一个“广州事变”来;仰或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敲山震虎,委婉地传言让张学良知道,看昔日的“拜把兄弟”玩“政治投机”后是怎样丢掉兵权的。(待续)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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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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