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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复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

时间:2017-7-1 10:20:45  作者:曹锦清 玛 雅  来源:《红旗文稿》  查看:59  评论:0
内容摘要:这是4年前的一篇采访对话,当时刊发后曾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现在读来仍是充满新意和思想启迪。

编者按:这是4年前的一篇采访对话,当时刊发后曾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现在读来仍是充满新意和思想启迪。从古代历朝圣贤的“天下梦”,到今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梦的宏大时代叙事是民族的梦、人民的梦、每个中国人的梦。这篇对话,从中国人特有的历史观说起,深入浅出地解析了和中国共产党担负的“天命”,这就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太平、每个人只要努力都可以活得精彩的“中国梦”。华夏文化的根基在史学,核心是史观文化。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和哲学,中国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的今天,我们特转发此文,以飨读者,供大家参阅。

 

中国革命史观与党的执政地位确立   

玛 雅:3月17日,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讲话中,详细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如何理解中国梦这个命题?  

曹锦清:中国梦的命题更多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去了。中国梦是说,在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是一个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依然保留着民族复兴情怀的人们,包括两岸三地的人和海外华侨,是有感召力的。  

玛 雅:这个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有什么不同?如何解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历史使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个历史观的完成,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  

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入了中国这个龙身。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有这个历史观,毛泽东就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因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玛 雅:历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老百姓有个家,士大夫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历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和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努力就是重建历史观。重建历史观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马列主义中最强大的是历史观,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正当性。这个传统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阐述,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新的“天意”在哪里?转变为“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这个历史观很快就被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聚集到这个党里。

改革开放和苏东解体后,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   

玛 雅:毛泽东构建了革命史观,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结束?  

曹锦清:这个历史观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苏联东欧解体而遇到挑战。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开始了。  

自由主义叙事是用选票的多数来确认统治者的合法性,即所谓的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学说,认为每个人天赋就有那么多的权利。因为权利都在个体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要构成一个社会,把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交给一个统治者。然后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监督这个统治者,如果民众不满意,可以撤换这个统治者。洛克、卢梭都是这样讲的。  

玛 雅:自由主义叙事是否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曹锦清:中国的自由主义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叙事,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近当代历史观。1980年代自由主义提出新启蒙叙事,讲救亡压倒启蒙说。重点在政制,是关于政体演进的历史叙事——为什么五四以后还会出现封建复辟?为什么“文革”中出现家长制、一言堂,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李泽厚给了一个简要的回答:救亡压倒启蒙。今后怎么办?新启蒙,接着五四未完成的任务。经济上随着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公有制也会向私有制转轨;政治上从专制向民主转轨,从人治向法治转轨,向西方学习,多党制、宪政、选举,等等。

现在中国的自由派基本采用这个历史观。自由派批评市场化还不彻底,认为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政治改革滞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西方政治民主化道路。他们把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都放到这个框架里去解释,有几个口号:政治民主化——采用西方民主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军队国家化;经济进一步私有化。这些口号整齐简洁,很能捕获人心,而且有西方效应烘托,不断地鼓吹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派可能更强势,2008年以后他们底气不足了。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领导党   

玛 雅: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今天管理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它要继续引领这个民族往前走,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  

曹锦清:从革命向建设、改革转变,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所以前几年党内就出现重大分歧,有人说要换旗子,换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子,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子。我说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盲人,换旗怎么换?所以说,历史观的丧失带来了迷茫,重建历史观我们遭遇到许多困难。  

玛 雅:主张换旗是痴人说梦。十八大说得很清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曹锦清: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既反“左”,又反右,正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要达到三个自信。一个追赶中的国家要达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个自信,这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  

从当代政治来讲,重建史观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领导党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告诉这个整体,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未来到哪里去。所谓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后你通过分步实施,大体上获得成功,你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一个领导党一定要有历史观和整体观,你是为整体的和未来的目标服务的。  

玛 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不同的地方。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  

曹锦清:所以我叫西方政党为代表党,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领导党,因为整体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偏私的代表党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在过去和未来,它在当下。西方那套制度和它的社会是配套的——个体的、市场的、当下的,里面组成不同的利益,然后由不同的党来代表。这个党代表不好四年再换一个,永远反映了所谓变动着的舆论情绪。这种情绪是通过民意测验和选举票数来表达的,甚至把卢梭“公意”这个词也去掉了,就只众意了。卢梭研究公意和众意两个词,公意是永远指向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后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公意变成了历史演进的逻辑。在列宁的历史观里就更重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领袖发现公意。在我们的历史观里也是这样,领袖和政党发现公意,所以那时候说,听毛主席话,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什么?公意在此。  

玛 雅:西方政要是选票驱动的,所以不会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牺牲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四五年一换人,决策是短期行为,没有长远目标。  

曹锦清: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最终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中国不一样,因为还在追赶。只要把追赶作为目标,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而且获得了几代人百年来的支持,在当代人的意识里还存留相当一部分,那么这个领导的党就会继续存在。  

市场经济社会,从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来讲,包括知识界,对历史观的要求会淡化,因为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追赶的任务还没完成,对执政党来讲,这就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领导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领导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你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决策和领导,你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玛 雅: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合法性。  

曹锦清:就无需通过四年一次的普选来获得合法性。四年普选制度在那些玩得转的国家,像美国和欧洲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最大的优点是,老百姓会永远提出政府无力完成的任务——我叫它政府职能超载;政府完成不了,就可以通过换届来把责任推卸掉。它是周期性地释放责任的一种政体形式,在减除政治压力方面是很优越的一种制度。比如小布什在中东打了8年,搞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那么就换个党执政。因为有两个党,再换个人,按不同的排列组合有几种方法,这样就是解压。

相比来讲,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的困难就是它的责任太重,而且是累积的责任,从1949年开始累积到现在,甚至延伸到解放前。

共产党“天命”刚健,对中华民族负有历史重任   

玛 雅:网上最近又在争论苏联问题,有些人不懂苏共亡党的原因和结果,试图引导中共重蹈苏共亡党覆辙,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曹锦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满足我认同的三个价值: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来讲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  

玛 雅:“天命”在今天指的是什么?  

曹锦清:“天命”就是说,中国结束了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正在快速崛起。我们不会称霸全球,但是要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个地位一日不恢复,这个民族一日不安宁。这个“天命”也是一种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我们恢复在亚洲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的几个王朝每一个都到了这个位置。这样,我们民族的记忆就衔接起来了,我们心里就安宁了。  

玛 雅: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带领中华民族恢复亚洲大国地位的重任,所以它肩负着“天命”?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还负有责任。第一要保证政治版图的统一,第二要维持社会稳定,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13亿人的转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风险,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比较容易驾驭局面。只要党的目标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认同,党干事情就比较有把握。邓小平讲了权力集中的好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搞了民主制,结果很失败,政府无法有效实施政策,更没有能力应对危机。  

政治版图统一、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很多个体可能不去想,因为他有当下个人利益的诉求。但有党的领导,有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和稳定的政策实施,对国家的转型是有必要的。所以问题应该这样提出,而不是按照选票的数量形成一个所谓多数人的意见,把这个意见变成政策。这30多年来,虽然有一些政策失误,但总的来讲不错。现在我们有时对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贪污腐败猛烈抨击,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如此快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大体上保持了稳定,这也是了不得的。所以,不要因有人用“专制”这个概念来指责中国,就被这个外表迷惑了我们对当前中国政治的实质内容的审视。  

玛 雅:这30年的确是个奇迹。如果换一个党,或者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也许不会有这种奇迹。  

曹锦清:这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重要因素。再一个,土地实质上的国有化,形式上的集体所有制。虽然近年来农民失去那么多土地,但是这保证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就使得两亿多的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其中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已经城市化了。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当然,这30年国际环境也比较好。  

玛 雅:有没有传统的因素?

曹锦清:我觉得有。中国传统上老百姓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存在,允许政府去包揽一些事务,老百姓不干政也不参政,只要给他自由就可以了。中国的老百姓勤劳,有发家致富的传统,挣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把子女送去上大学,这就使老百姓永远勤劳,永远不腐败。包括这个党,它似乎问题那么多,腐败、以权谋私,但这只是少数人,其实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在承担着社会责任。2006年取消农业税,官场里没有人说不同意,包括底层的官员。收不到钱了,他们利益受损,但是他说,我们是农民的儿子,取消农业税很好,可我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办?他这样提出问题,这不是传统吗?儒家讲“民为贵”,这个道统被五四完全割断了吗?我看不见得。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党早就崩溃了。

中国复兴,百年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叙事   

玛 雅:前面你谈到,改革开放和苏东解体,造成理论上的困境。中国梦的提出能否在理论上破局,重新进行有效叙事?  

曹锦清:中国梦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其实是回到整个近代民族救亡、富国、追赶那个叙事了。民族主义叙事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它是讲,中国近代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现在我们强大起来了。这个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是可以接轨的,它唤起一种近代百年的屈辱意识以及加快追赶的要求,是有相当强吸引力的。  

玛 雅:外媒评论,中国梦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梦想,而不是从美国梦追求美好生活出发的中国人的梦想。你对中国梦如何理解?  

曹锦清:中国梦是从三个层次来讲的,第一是民族的梦,第二是人民的梦,第三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为什么把民族和人民分开?民族的直接指称是国家,第一个梦的主体是国家。第二个梦恰恰存在一个问题,它的主体是人民,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是被市场分划成了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可能还是对立的。第三个层次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它的主体是诉诸个人的。这些个人是被市场分划成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中的个体,他们是与职业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  

玛 雅:在这个层次,很自然就想到美国梦。或者应该说,个人奋斗,追求成功,实现自我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曹锦清:美国梦有各种表述,最早的美国梦是在西部大开发中形成的。它是个人的、奋斗的、圈地的、发财的,就是个人成功主义。这种个人成功是以土地的无限供给为前提的,代价是印第安人被驱逐,被杀戮。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美国梦不在土地里了,在职业里。很多贫困的移民到美国去,只要努力工作,有稳定的职业,就能过上有房有车的日子,但条件是全世界的机会都向美国输送。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制造业占全世界50%以上,这个优势没人能比。这个时候的美国梦比较讲机会均等了,但是只有机会均等还不够,还有大量的机会被创造出来。这和特定的时代是有关系的,今天的美国已经创造不出机会来了,而且机会还在流失。它现在机会集中在所谓的金融领域,少数人暴富了。  

玛 雅:所以美国现在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富悬殊巨大,99%和1%的对立产生了。  

曹锦清:这样来看,中国梦的第三个层次——每个人的梦,只要努力都可以活得精彩,在目前情况下只是一种愿景。只讲机会均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机会被大量地创造出来。现在每年本科以上毕业生六七百万人,有几个能真正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在房价的高压下,他们的生存环境极为艰难,所以他们对形势作出许多负面判断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让所有勤劳努力的人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梦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实现起来有困难。市场经济展开了,资本在那里活跃着,分配的不平等正在成为一个基本趋势。这是一个大问题。  

玛 雅:如果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普通人通过努力奋斗也能实现梦想。如果由少数人垄断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权贵社会,普通人梦想成真就希望渺茫。中国今天就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防止出现权贵社会,不要有钱人的孩子上“贵族学校”,农民工的孩子入学无门。  

曹锦清:中国近代除了要富强,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太平。严复当时研究了英国富强背后的不足,在《原强》中写道:“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意思是说,西方虽然富强了,但是治理得不好,像儒家讲的那种太平盛世,还远远没有达到。太平盛世体现在几个方面:“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尤其重要的是家给人足,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都是《礼记》和康有为《大同书》里的话。今天这些话也进入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叙事了,用的句法都一样,如“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严复还说,“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意思是,贫富不相悬殊。所以,中国梦包括家给人足,还包括贫富不相悬殊。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具有社会意义,否则不平则鸣,就仇富仇官,社会就不太平。  

玛 雅:市场经济社会,贫富分化难以避免,但是要限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  

曹锦清:现在这个程度已经难以承受了。邓小平晚年和他堂弟邓垦讲,分配的问题要比生产的问题复杂严重多少倍。我们要用千百种方案、千百种手段、千百种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内需不足是什么?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就意味着分配不公,在马克思的叙事里是一回事。阶层是正三角形,分配是倒三角形;上面10%的人拥有那么多,下面10%的人拥有那么少,下面就出现巨大的需求不足。他有现实的需求,但是收入太低,不能形成购买力。  

玛 雅:所以,相比美国梦,普通中国人梦想成真的机会小很多。美国地大物博,欧洲人刚到新大陆的时候,那里不光是无限的土地,而且是富庶的土地。再加上美国早年对外扩张,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都是后发国家望尘莫及的。中国今天13亿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求梦想,消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艰难而悲壮。  

曹锦清:所以,第一个层次的中国梦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没有赶上西方,还得继续追赶,在赶上之前这个气不能泄。这种追赶要求消减自由主义那种内在的要求,否则以自由主义为本位,中国就真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功尽弃了。毕竟现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来和国际力量竞争抗衡,没有国家的力量,没有巨大的国有企业的力量,在全球的竞争中怎么可能不败下阵来?一旦败下阵来,政治和金融这两个领域再彻底开放,已经积累下的财富很快就会被吸光。中国要是“民主”了,西方势力马上会涌入,各种NGO、反对党哗地就来了,很快可以控制你,操纵你的国家政治,甚至让你国家分裂。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追赶的任务在一步步扎实地向前推进,确实比有史以来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再给我们二三十年的和平,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百年的屈辱可以彻底被清洗。  

所以对第一个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希望的。这不是美国梦,是典型的中国梦,也只有在中国比较强劲。这个梦没有这几个条件不行——一个曾经辉煌的民族,近代在西方压迫下急剧衰落而激发的一种奋起抗争,摆脱积贫积弱的苦难,在较快的时间里富强起来,与列强并驾齐驱。  

玛 雅:这真的是百年梦。就像外媒所说,中国梦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旗帜。  

曹锦清:这是百年梦。“富强”这个概念是洋务运动时期被召唤到当下意识的。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迫下,在殖民深化的危机中,它进入到中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意识中——富强。甲午战争后有了“救亡”的概念,因为列强要瓜分中国,在那样一个形势下,救亡第一,所以救亡的意识是被甲午战败呼唤到我们民族的意识当中的。在救亡意识中,严复将西方的进化论吸收进来,使得一个讲循环史的民族、一个讲退化历史的民族,变成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民族,一个讲进化、讲自强的民族。进步、发展这些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召唤到我们民族意识里的。现在讲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这些概念已经牢牢树立起来了。  

玛 雅:因为我们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  

曹锦清:中国向西方学习,都是作为手段,目的是为了富强。富强和复兴是中国近代的一个主线,甲午战争以后就深深地注入到这个民族的主体思维中了。以后的各种主义,进化论、自由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列主义,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实现富强这个总体目标。富强作为目标,在中国人当中达到了高度共识,没有不赞成的。那么如何富强?各派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说教育能富强,有人说实业救国能富强,有人说自由主义能富强,有人说马列主义才能富强。  

总之要富强,学习追赶西方,而且时间要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日本辩政考》就讲,按他的方案改革,10年就能与列强并驾齐驱。孙中山也讲10年。毛泽东当年也曾讲,10年超英赶美;1964年第三届人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把时间拉长了一点,分三步走,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这是一个贯穿百年的诉求。这些话你去和香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讲,尤其和台湾的国民党人讲,和海外老华侨讲,一般都会认同的。

但是另一个价值诉求——个人的诉求,比较难。而且里面装进了自由主义的叙事。个人梦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有民主诉求的。所以民族和个人这两个目标,你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也有相对的一面。我的看法是,第一种诉求要做主导,至少在20年之内是这样。一旦转型完成,事情就好办多了。2012年开了党的十八大,顺利完成了一个比较有序的过渡。这个过渡稳定10年,10年后再一个有序过渡,再稳定10年,20年时间我们就够了。就这样照着中国梦的目标再干20年,中国一定会很好。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作者: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玛雅,凤凰出版中心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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