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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陈赓会昌负伤后的“主仆”传奇

时间:2017-8-7 8:32:12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37  评论:0
内容摘要:建军90周年专刊连载

建军90周年专刊连载

会昌之战,起义军几进几出,敌我双方都死伤很多人,会昌城郊河道填满了尸体,双方都来不及打捞和下葬。

陈赓时任南昌起义军第20军第3师第6团1营营长。他在第3师撤退时走在部队最后,下午1时负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骨也被打折,不能行动。他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口袋发洋财时发觉人还活着而灭口,忙机智地脱掉身上的军装,光着身子从山坡上滚了下去,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田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时跟着陈赓身后的卢冬生跳下来照顾陈赓。不久,几个敌人下来搜索,陈赓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快走,卢冬生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丛里藏了起来。陈赓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了一身一脸,以此欺骗敌人。

卢冬生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与陈赓有着亲密的情谊和“主仆”传奇。

卢冬生年少时给大户家当过放牛娃,那个大户人家的少爷正是陈赓,他比陈赓小5岁,却和陈赓亲如兄弟,当然陈赓也没有把卢冬生当做仆人看待。1925年卢冬生到湘军第4师当兵,第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6月卢冬生参加国民革命,非常巧合的是他的长官正是陈赓,在当时任特务营长的陈赓影响下,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卢冬生跟随陈赓一起到南昌参加起义,共同战斗在特务营,在这次会昌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保护并营救陈赓。卢冬生后随陈赓到上海,中央分配他到湘西工作,成为贺龙的爱将。1939年,卢冬生被派遣到苏联留学,进入陆军大学学习,1945年回国,任东北松东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1945年12月14日,在哈尔滨制止苏军士兵抢劫时被杀害。

后来陈赓回忆这段往事说,他负伤后躺在草丛里,“可是心里却老想着:我们的部队退了,敌人一来准定会死。想到自己年纪还轻,革命刚刚开始;又回想到自己从前的经历,想起所有一起革命的战友……在敌人走近来时,就把牙齿咬紧,停住呼吸,准备一死。结果,敌人以为我已死掉,在我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叶挺同志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听见山上人叫马嘶,但怕是敌人溃退下来,仍不敢动。我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又把我当敌人打了一枪托子。我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颈子上都挂有红带子(像现在少年先锋队员戴的红领巾一样),知道是叶挺同志的部队反攻了,便高兴地说明是自己人,卢冬生同志也出来证明。这时前边已经占领会昌,我便也到城里。见到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许多同志。此地重逢,格外亲切。”

有激烈战斗,就会有伤员,就必须及时医治和护理。前委指挥部将分散在各部队中的女兵30多人集中成立伤兵救护队,指定彭援华任支部书记。在以后的历次战斗中,彭援华率领救护队上阵地进行救护,登记伤员姓名和所在连队的职务,尽心竭力地进行救护,想方设法减轻伤员的痛苦。

会昌战斗打响时,杨庆兰、谭勤先等身体特别强壮的女兵,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其余大部分女兵分配在临时医院做救护伤员的工作。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女兵们所遇到的困难也很多,仅是床板一事就伤够了脑筋,没办法,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因为战斗残酷,伤员的伤势都很重。有的头部中了子弹,有的腰部受了重伤,还有的被打断了手臂打折了腿。女兵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受伤的官兵,心情十分沉重,也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下定了决心,做好照顾伤员的救死扶伤工作,使他们能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

这时的野外医院,设备条件十分的简陋,药品不够供应,医务人员缺乏,女兵们虽然沿途学习了一些简易的医疗常识和包扎方法,但对重伤员就无能为力了。有些伤员本来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有好转的可能,但在事实上却又办不到。女兵们就只好每天为伤员换换药,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再加上这时天气炎热,痢疾疫情流行,不少伤员除了战伤,又染上了流行病,护理工作就更加艰苦,女兵们不分昼夜地坚持在护理伤员的病床前。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她们的睡眠时间非常少。有几个晚上,因为伤员拉痢,爬起睡下,女兵们担心他们跌倒,便守在旁边,扶着他们上上下下,这样就只能在病床前偶尔打一下瞌睡。

除了护理,女兵们还想尽办法为伤员解闷,讲故事给他们听。彭援华讲了《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伤员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起来。女兵们夜以继日地照料着伤病员。每当女兵们看到轻伤的官兵能够自由行动,重伤的官兵伤情好转的时候,就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为自己的努力工作而自豪。

女兵杨庆兰年纪轻、力气大,革命热情高,又不怕死。她一上战场,听见枪声响,看见自己的同志有伤亡,就把一切都忘了,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的同志救下来。有一次,她连自己的帽子被打落了也没在意,拣起来戴上继续往前跑。杨庆兰的力气很大,背起伤员能上山下山地跑好几里地。

会昌战斗中起义军的伤员很多,大家抬的抬,背的背。天快黑时,女兵们正准备撤下山去,杨庆兰遇到了卢冬生和负了伤的陈赓,她什么话也没说,走上前把陈赓一背而起,往山下走去。天很快全黑了,杨庆兰和卢冬生轮流背着陈赓,把陈赓送到了救护所。后来,陈赓和杨庆兰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陈赓笑着感谢杨庆兰救了他的命,并夸赞杨庆兰一个女孩子的力气真不小。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见面时,陈赓还多次提及在会昌战场上的这段故事。

在会昌战斗中负伤的陈赓因伤势很重,是坐船顺汀江到长汀的。他刚一上船,有土匪武装突然袭击过来,一直打到江边,陈赓坐的船也中了许多子弹。正好周士第带的第25师赶来,一个反攻,将土匪武装打垮,解救了陈赓。

长汀有一家福音医院,这所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这个医院的院长名叫傅连暲。

陈赓住在福音医院附近的新安楼。傅连暲去给陈赓医治时,陈赓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陈赓的被单,傅连暲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为陈赓治疗伤口时,陈赓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护士谭惠英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那爽朗的笑声。

傅连暲后来回忆为陈赓疗伤的这段经历说:“那时候,我看着他那年轻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到:像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伤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存下来了。”

傅连暲对陈赓的治疗给予很大的努力,陈赓后来回忆说,傅连暲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料,使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陈赓的腿伤后来采用保守治疗方法,慢慢痊愈了,但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后来,负伤的陈赓能从险恶的潮汕战场上脱险,过程充满传奇。起义军占领汕头时,陈赓因腿受重伤,不能随军行进,住进了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起义军一些官兵到医院来看望陈赓,日本人开始猜测到陈赓是起义军的军官,就对陈赓的态度非常不好。起义军从汕头撤出后,周恩来等曾派人送钱送信给住医院的伤病员,但是陈赓都未收到,所以陈赓等住在汕头医院的伤病员完全不知道起义军已经撤离汕头。次日早晨,陈赓让随行的卢冬生到前委指挥部住的畸卢去看看,卢冬生一出门,就看见国民党军队正开进城,街上已看不见挂红领带的起义部队。有些伤势轻的伤病员见风向大转,立即从医院潜出逃走。陈赓的伤势仍甚重,不能行动,正在着急,日本人又来下逐客令,要把在此住院治疗的起义军伤病员全部赶出去。

这时,医院有个姓李的女护士同一位打扫房屋的工人很同情起义军,便偷偷地把陈赓搬到工人住的房间藏了起来。后来他们一面动手找船,一面向陈赓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非走不行!”在女护士的帮助下,陈赓把枪卖掉,决定雇船去香港再转上海。医院对面是日本人开的汕头旅馆,下边就是海岸,但退潮时全是泥沼。10月初的一天上午10时左右,那位清洁工人和女护士雇到一只小船,将船从烂泥上推到旅馆跟前,如此“陆地行舟”,陈赓被抬上船,后由这位女护士一直送到往香港去的轮船上。这位女护士使陈赓十分感动,广东解放以后,陈赓寻找她的下落,但一直没有打听到。

陈赓等人坐的是太古公司的轮船,是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从汕头到香港的第一条船,起义军有不少人都在这条船上。快要到香港时,船上挂出一种特殊的讯号,意思是说这里有危险,要岸上的巡捕快来检查。船一靠岸,起义军的一些人都迅速离开,陈赓因伤重留在船上。后来,卢冬生找把椅子把陈赓抬下船去,检查的人问陈赓负的什么伤,并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陈赓用讲得不好的广东话回答他是潮州人,在潮州电报局做事,仗打起来了,慌忙逃跑,跳楼跌伤。检查的人问陈赓:“电报局在什么地方?”陈赓答:“韩文公祠隔壁。”检查的人听陈赓的回答正确,便放了陈赓等人。

陈赓、卢冬生上岸后已经找不见一个熟人,就和卢冬生在马路边坐坐,巡捕用棒子乱打。到医院里去,医院不收。为了找个地方混过一些时间,再设法去找熟识的人,他们便到一家中医医生那里挂个号。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中医医生发现陈赓是打仗受伤的,便要陈赓出去。陈赓回到马路上,巡捕又用棒子赶,不让在马路上躺着。马路中间有个厕所,陈赓让卢冬生背他到厕所里去坐坐,由此得到半个小时的休息。但是肚子很饿,抬头看见不远处有家西餐馆,在如此艰难情况仍很乐观的陈赓和卢冬生开玩笑地说:“叫份西餐来吃才好。”非常老实的卢冬生真的就跑去叫了一份西餐,当送餐人家跟着卢冬生走到厕所门前后,感觉是被调戏了,不但没有把饭给陈赓,反而骂了陈赓和卢冬生一顿。

这时的陈赓身上还有约20元钱,他想去上海,叫卢冬生打听一下,恰好1小时后就有开往上海去的轮船。在由汽艇向轮船上摆渡时,开汽艇的人发现陈赓是打仗受的伤,就又敲了陈赓5块钱的竹杠。到了轮船上,售票员见陈赓的伤很重,说什么也不卖给票。当时有许多人围着陈赓看,陈赓心里十分着急,担心引来更大的麻烦。就在这时,有个穿工人服装的人走来,很同情地告诉陈赓说:“再有人问,就说不是传染病,腿是跌坏了,每顿还可以吃3碗饭呢!”他帮助陈赓买了船票,又找了一只行军床,与卢冬生一前一后把陈赓抬到货舱里。光线暗淡的货舱里,左边堆着香蕉,右边堆着桔子,放一张行军床便没多少空地方了。陈赓后来在回忆中感叹地说:“这位工人同志的冒险帮助,使我异常感动。在那样艰难的时刻,到处仍然受到群众的爱戴拥护,使我深刻地感觉到党的伟大和影响的普遍。”

陈赓所乘坐的轮船驶离香港后,要先到汕头停泊一下,上人装货。这条船恰好又是起义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到处杀气腾腾。陈赓刚刚逃离此地,现在忽然又折返到这里,那可真是自叹命运不济,心中甚为紧张。

在汕头,有不少由此上船的起义军失散官兵和革委会工作人员。还有远道从武汉、九江赶来的革命者,到这里方知起义军已经溃散,不幸也做了难民。

船泊汕头,陈赓特别小心警惕。

船刚靠岸,就有起义军的许多人上船来,这中间就有陈赓的直接领导——第3师师长周逸群,他是在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却侥幸没被认出逃出来的,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了周逸群一张船票。周逸群的化装水平还是很高,他挟着一张烂席子上了船,上船后不是去客舱,而是径直直奔货舱,以躲开人多、熟悉面孔多的客舱。周逸群一进货舱,见还有一个人躺在那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默默地铺开烂席子,倒头就睡。陈赓正躺在那里借着微弱的光线看报纸,见是周逸群进来非常高兴,就琢磨着和周逸群开了个玩笑,用报纸遮着脸说:“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躺在一边装睡的周逸群显然被吓了一大跳,他竖起耳朵继续听着。陈赓又字正腔圆地装着读报纸,直到这时,周逸群才听出这报纸下的声音原来是本师第6团1营营长陈赓在搞恶作剧。周逸群跃身而起,掀开报纸,这两人那是好一阵的狂笑。

陈赓、周逸群搭乘的这艘“太古”号商船因是外国船,中国军队不准随便上去,也就得免于难。

几天后,船到上海,天刚黎明,船还停在黄埔江中,为避免反动军警盘查,这些心中有“事儿”的人们,便急忙各雇舢板上岸,不少人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陈赓、周逸群两人一起到了上海,他们找到党组织,又开始了新的战斗。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选自陈宇著《八一建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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