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刊｜陈赓会昌负伤后的“主仆”传奇

建军90周年专刊连载

会昌之战，起义军几进几出，敌我双方都死伤很多人，会昌城郊河道填满了尸体，双方都来不及打捞和下葬。

陈赓时任南昌起义军第20军第3师第6团1营营长。他在第3师撤退时走在部队最后，下午1时负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骨也被打折，不能行动。他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口袋发洋财时发觉人还活着而灭口，忙机智地脱掉身上的军装，光着身子从山坡上滚了下去，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田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时跟着陈赓身后的卢冬生跳下来照顾陈赓。不久，几个敌人下来搜索，陈赓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快走，卢冬生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丛里藏了起来。陈赓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了一身一脸，以此欺骗敌人。

卢冬生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与陈赓有着亲密的情谊和“主仆”传奇。

卢冬生年少时给大户家当过放牛娃，那个大户人家的少爷正是陈赓，他比陈赓小5岁，却和陈赓亲如兄弟，当然陈赓也没有把卢冬生当做仆人看待。1925年卢冬生到湘军第4师当兵，第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6月卢冬生参加国民革命，非常巧合的是他的长官正是陈赓，在当时任特务营长的陈赓影响下，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卢冬生跟随陈赓一起到南昌参加起义，共同战斗在特务营，在这次会昌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保护并营救陈赓。卢冬生后随陈赓到上海，中央分配他到湘西工作，成为贺龙的爱将。1939年，卢冬生被派遣到苏联留学，进入陆军大学学习，1945年回国，任东北松东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1945年12月14日，在哈尔滨制止苏军士兵抢劫时被杀害。

后来陈赓回忆这段往事说，他负伤后躺在草丛里，“可是心里却老想着：我们的部队退了，敌人一来准定会死。想到自己年纪还轻，革命刚刚开始；又回想到自己从前的经历，想起所有一起革命的战友……在敌人走近来时，就把牙齿咬紧，停住呼吸，准备一死。结果，敌人以为我已死掉，在我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叶挺同志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听见山上人叫马嘶，但怕是敌人溃退下来，仍不敢动。我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又把我当敌人打了一枪托子。我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颈子上都挂有红带子（像现在少年先锋队员戴的红领巾一样），知道是叶挺同志的部队反攻了，便高兴地说明是自己人，卢冬生同志也出来证明。这时前边已经占领会昌，我便也到城里。见到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许多同志。此地重逢，格外亲切。”

有激烈战斗，就会有伤员，就必须及时医治和护理。前委指挥部将分散在各部队中的女兵30多人集中成立伤兵救护队，指定彭援华任支部书记。在以后的历次战斗中，彭援华率领救护队上阵地进行救护，登记伤员姓名和所在连队的职务，尽心竭力地进行救护，想方设法减轻伤员的痛苦。

会昌战斗打响时，杨庆兰、谭勤先等身体特别强壮的女兵，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其余大部分女兵分配在临时医院做救护伤员的工作。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女兵们所遇到的困难也很多，仅是床板一事就伤够了脑筋，没办法，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因为战斗残酷，伤员的伤势都很重。有的头部中了子弹，有的腰部受了重伤，还有的被打断了手臂打折了腿。女兵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受伤的官兵，心情十分沉重，也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下定了决心，做好照顾伤员的救死扶伤工作，使他们能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

这时的野外医院，设备条件十分的简陋，药品不够供应，医务人员缺乏，女兵们虽然沿途学习了一些简易的医疗常识和包扎方法，但对重伤员就无能为力了。有些伤员本来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有好转的可能，但在事实上却又办不到。女兵们就只好每天为伤员换换药，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再加上这时天气炎热，痢疾疫情流行，不少伤员除了战伤，又染上了流行病，护理工作就更加艰苦，女兵们不分昼夜地坚持在护理伤员的病床前。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她们的睡眠时间非常少。有几个晚上，因为伤员拉痢，爬起睡下，女兵们担心他们跌倒，便守在旁边，扶着他们上上下下，这样就只能在病床前偶尔打一下瞌睡。

除了护理，女兵们还想尽办法为伤员解闷，讲故事给他们听。彭援华讲了《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伤员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起来。女兵们夜以继日地照料着伤病员。每当女兵们看到轻伤的官兵能够自由行动，重伤的官兵伤情好转的时候，就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为自己的努力工作而自豪。

女兵杨庆兰年纪轻、力气大，革命热情高，又不怕死。她一上战场，听见枪声响，看见自己的同志有伤亡，就把一切都忘了，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的同志救下来。有一次，她连自己的帽子被打落了也没在意，拣起来戴上继续往前跑。杨庆兰的力气很大，背起伤员能上山下山地跑好几里地。

会昌战斗中起义军的伤员很多，大家抬的抬，背的背。天快黑时，女兵们正准备撤下山去，杨庆兰遇到了卢冬生和负了伤的陈赓，她什么话也没说，走上前把陈赓一背而起，往山下走去。天很快全黑了，杨庆兰和卢冬生轮流背着陈赓，把陈赓送到了救护所。后来，陈赓和杨庆兰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陈赓笑着感谢杨庆兰救了他的命，并夸赞杨庆兰一个女孩子的力气真不小。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见面时，陈赓还多次提及在会昌战场上的这段故事。

在会昌战斗中负伤的陈赓因伤势很重，是坐船顺汀江到长汀的。他刚一上船，有土匪武装突然袭击过来，一直打到江边，陈赓坐的船也中了许多子弹。正好周士第带的第25师赶来，一个反攻，将土匪武装打垮，解救了陈赓。

长汀有一家福音医院，这所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这个医院的院长名叫傅连暲。

陈赓住在福音医院附近的新安楼。傅连暲去给陈赓医治时，陈赓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陈赓的被单，傅连暲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为陈赓治疗伤口时，陈赓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护士谭惠英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那爽朗的笑声。

傅连暲后来回忆为陈赓疗伤的这段经历说：“那时候，我看着他那年轻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到：像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伤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存下来了。”

傅连暲对陈赓的治疗给予很大的努力，陈赓后来回忆说，傅连暲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料，使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陈赓的腿伤后来采用保守治疗方法，慢慢痊愈了，但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后来，负伤的陈赓能从险恶的潮汕战场上脱险，过程充满传奇。起义军占领汕头时，陈赓因腿受重伤，不能随军行进，住进了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起义军一些官兵到医院来看望陈赓，日本人开始猜测到陈赓是起义军的军官，就对陈赓的态度非常不好。起义军从汕头撤出后，周恩来等曾派人送钱送信给住医院的伤病员，但是陈赓都未收到，所以陈赓等住在汕头医院的伤病员完全不知道起义军已经撤离汕头。次日早晨，陈赓让随行的卢冬生到前委指挥部住的畸卢去看看，卢冬生一出门，就看见国民党军队正开进城，街上已看不见挂红领带的起义部队。有些伤势轻的伤病员见风向大转，立即从医院潜出逃走。陈赓的伤势仍甚重，不能行动，正在着急，日本人又来下逐客令，要把在此住院治疗的起义军伤病员全部赶出去。

这时，医院有个姓李的女护士同一位打扫房屋的工人很同情起义军，便偷偷地把陈赓搬到工人住的房间藏了起来。后来他们一面动手找船，一面向陈赓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非走不行！”在女护士的帮助下，陈赓把枪卖掉，决定雇船去香港再转上海。医院对面是日本人开的汕头旅馆，下边就是海岸，但退潮时全是泥沼。10月初的一天上午10时左右，那位清洁工人和女护士雇到一只小船，将船从烂泥上推到旅馆跟前，如此“陆地行舟”，陈赓被抬上船，后由这位女护士一直送到往香港去的轮船上。这位女护士使陈赓十分感动，广东解放以后，陈赓寻找她的下落，但一直没有打听到。

陈赓等人坐的是太古公司的轮船，是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从汕头到香港的第一条船，起义军有不少人都在这条船上。快要到香港时，船上挂出一种特殊的讯号，意思是说这里有危险，要岸上的巡捕快来检查。船一靠岸，起义军的一些人都迅速离开，陈赓因伤重留在船上。后来，卢冬生找把椅子把陈赓抬下船去，检查的人问陈赓负的什么伤，并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陈赓用讲得不好的广东话回答他是潮州人，在潮州电报局做事，仗打起来了，慌忙逃跑，跳楼跌伤。检查的人问陈赓：“电报局在什么地方？”陈赓答：“韩文公祠隔壁。”检查的人听陈赓的回答正确，便放了陈赓等人。

陈赓、卢冬生上岸后已经找不见一个熟人，就和卢冬生在马路边坐坐，巡捕用棒子乱打。到医院里去，医院不收。为了找个地方混过一些时间，再设法去找熟识的人，他们便到一家中医医生那里挂个号。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中医医生发现陈赓是打仗受伤的，便要陈赓出去。陈赓回到马路上，巡捕又用棒子赶，不让在马路上躺着。马路中间有个厕所，陈赓让卢冬生背他到厕所里去坐坐，由此得到半个小时的休息。但是肚子很饿，抬头看见不远处有家西餐馆，在如此艰难情况仍很乐观的陈赓和卢冬生开玩笑地说：“叫份西餐来吃才好。”非常老实的卢冬生真的就跑去叫了一份西餐，当送餐人家跟着卢冬生走到厕所门前后，感觉是被调戏了，不但没有把饭给陈赓，反而骂了陈赓和卢冬生一顿。

这时的陈赓身上还有约20元钱，他想去上海，叫卢冬生打听一下，恰好1小时后就有开往上海去的轮船。在由汽艇向轮船上摆渡时，开汽艇的人发现陈赓是打仗受的伤，就又敲了陈赓5块钱的竹杠。到了轮船上，售票员见陈赓的伤很重，说什么也不卖给票。当时有许多人围着陈赓看，陈赓心里十分着急，担心引来更大的麻烦。就在这时，有个穿工人服装的人走来，很同情地告诉陈赓说：“再有人问，就说不是传染病，腿是跌坏了，每顿还可以吃3碗饭呢！”他帮助陈赓买了船票，又找了一只行军床，与卢冬生一前一后把陈赓抬到货舱里。光线暗淡的货舱里，左边堆着香蕉，右边堆着桔子，放一张行军床便没多少空地方了。陈赓后来在回忆中感叹地说：“这位工人同志的冒险帮助，使我异常感动。在那样艰难的时刻，到处仍然受到群众的爱戴拥护，使我深刻地感觉到党的伟大和影响的普遍。”

陈赓所乘坐的轮船驶离香港后，要先到汕头停泊一下，上人装货。这条船恰好又是起义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到处杀气腾腾。陈赓刚刚逃离此地，现在忽然又折返到这里，那可真是自叹命运不济，心中甚为紧张。

在汕头，有不少由此上船的起义军失散官兵和革委会工作人员。还有远道从武汉、九江赶来的革命者，到这里方知起义军已经溃散，不幸也做了难民。

船泊汕头，陈赓特别小心警惕。

船刚靠岸，就有起义军的许多人上船来，这中间就有陈赓的直接领导——第3师师长周逸群，他是在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却侥幸没被认出逃出来的，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了周逸群一张船票。周逸群的化装水平还是很高，他挟着一张烂席子上了船，上船后不是去客舱，而是径直直奔货舱，以躲开人多、熟悉面孔多的客舱。周逸群一进货舱，见还有一个人躺在那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默默地铺开烂席子，倒头就睡。陈赓正躺在那里借着微弱的光线看报纸，见是周逸群进来非常高兴，就琢磨着和周逸群开了个玩笑，用报纸遮着脸说：“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躺在一边装睡的周逸群显然被吓了一大跳，他竖起耳朵继续听着。陈赓又字正腔圆地装着读报纸，直到这时，周逸群才听出这报纸下的声音原来是本师第6团1营营长陈赓在搞恶作剧。周逸群跃身而起，掀开报纸，这两人那是好一阵的狂笑。

陈赓、周逸群搭乘的这艘“太古”号商船因是外国船，中国军队不准随便上去，也就得免于难。

几天后，船到上海，天刚黎明，船还停在黄埔江中，为避免反动军警盘查，这些心中有“事儿”的人们，便急忙各雇舢板上岸，不少人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陈赓、周逸群两人一起到了上海，他们找到党组织，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选自陈宇著《八一建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