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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解开“哑巴红军”身世之谜的考察报告

时间:2018-10-24 10:11:30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18  评论:0
内容摘要:“哑巴红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他于1935年6月参加红军,1955年11月授予少尉排长,在同样资历的战友中,他在全军中军衔最低是唯一。

“哑巴红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他于1935年6月参加红军,1955年11月授予少尉排长,在同样资历的战友中,他在全军中军衔最低是唯一;他是先天性的聋哑人,军龄长达40多年,在人民军队中是唯一;他参军后,终生在担负保卫中央领导人重任的中央警卫部队战斗、工作和生活,从长征时期到改革开放年代,在数千万革命军人中如此一个单位、一个工作干到底的也是唯一;特别是他的档案中姓名一栏,始终填写的都是“哑巴”,逝世后报纸上登载的讣告和骨灰盒上名字是“哑巴同志”,这种以群体生理残疾特征替代姓名的军人,在全军至今也是唯一。如此一位具有多项“唯一”记录的老红军,解开他的身世之谜,无疑对丰富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当代教育价值。

一、由“哑巴红军”传说到历史考证

关于“哑巴红军”的故事,在1983年哑巴去世后,开始先从熟悉他的战友口中传出并形成文字,继而有许多文章相继介绍。截止2018年9月,约有20余篇文章记述了哑巴红军的见闻和经历,故事梗概多都相似,大同小异,都因为哑巴这个特殊人物与其他人缺乏语言交流而没有留下较多的生平痕迹,特别是对哑巴参加红军前的身世没有记述,全是一片空白。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生长在北京西郊军队大院的子女,应该多少闻知“哑巴红军”的故事。我出生在复兴路总后勤部大院,隐约中大概最早是从母亲的口传中,得知在解放军庞大的队伍中竟然还有一位哑巴军人,但总认为那是“新北京”的一个传说。母亲常提到上世纪50年代初在京西修建的陆、海、空三军大院,相比老城区,这片新建筑当时被称为“新北京”。“哑巴红军”就在这“新北京”区域里生活工作,直至去世,长达30多年。

1983年7月,我在由成都开往康定的大巴上,在大渡河边,又听到当地人提起了当年红军长征过境时,有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北上,其中就提到了那个敏感词“哑巴”参军。因为有两个夜晚与司机同吃同住,走的基本上是红军长征时所经过的道路,那时的主道还要翻越二郎山,途径泸定铁索桥头,所以,在那次旅行与当地人的交谈中,听他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如数家珍。那段旅行经历给我的印象很深,尽管那时朦胧中只言片语听到当地有“哑巴”参军,仍然像一个传说,但这也为此成为多年后我作为专职史学工作者考证“哑巴红军”的一个重要线索。

我真实地听讲“哑巴红军”的事迹,是1988年在步兵第149师负责撰写师史时,听老师长(原52师)吴忠讲光荣传统。他兴致勃勃地专门讲了近年刚去世的“哑巴红军”的故事,说:红军长征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在“哑巴红军”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全面体现。老首长吴忠是四川人,1933年参加红军,比“哑巴红军”早参军两年,后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哑巴红军”的编制就在卫戍区警卫一师。吴忠首长粗略讲了哑巴是为红军带路在大渡河一带加入长征队伍的,他们是四川老乡,并提到了“哑巴红军”与他是四川老乡的张思德同在一个班的故事。张思德因毛泽东的名篇《为人民服务》而闻名于世,所以吴忠首长这次的谈话内容给我留下的记忆很深刻。“哑巴红军”的大渡河故乡,就在我参军入伍的这片土地上,但具体在何地、哑巴的真实姓名,都是一个个大问号。为此,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间,也成为后来深入研究红军长征历史中经常提到的一件事。

1989年,我调到成都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在党史、军史的征集工作中,曾沿大渡河采访当年长征时接触过红军的数位当地老人,见证过一些实物及史料,其中有为红4团从安顺场附近带路到泸定桥的李世荣老人等,他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口述史料及旁证资料。2006年,我负责参与组织“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活动时,又带解放军报社、中新社等媒体记者专程采访了生活在大渡河两岸的李世荣等老人,曾就“哑巴红军”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咨询,但终未有确切结果。

从各种资料看,“哑巴红军”参加红军的地点有泸定、天全、邛崃等说,还有一些根本不靠谱的传言。如有资料称:“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四川邛崃县时,因找路寻到了一位哑巴,编入总部通信营2连炊事班……建国后,哑巴在公安中央纵队2师(后为公安警卫师、解放军警卫1师)看守果园。”这条信息中的“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邛崃县”几个难以关联的要素放在一起,熟悉这段历史的非专业研究者一看也会判断这明显是存在错误的。

2007年初夏的一次重走长征路活动中,我又意外闻知红军长征在大渡河畔时,泸定县磨西镇附近有个哑巴跟随红军北上,再也没有回来。在当地并有传说,有人在泸定县城里看见过这个哑巴在红军的队伍里。从各种迹象看,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的“哑巴红军”可能就是磨西镇当年跟随红军北上的哑巴。

其后的十多年间,我几乎每年都到大渡河作考察工作。近年,为落实“大渡河战役”相关课题研究和建设项目等事宜,每年专程到大渡河考察在三次以上,其中就有为考察“哑巴红军”身世的专访。从众多的蛛丝马迹线索分析,可初步判断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的“哑巴红军”,很大可能就是当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时泸定县磨西镇竹麻场失踪的“哑巴”,并在2012年编印的《大渡河行》游学教材中初次提出了警卫一师“哑巴红军”的家乡可能就在磨西镇一带的判断,但仍未确定这一结论。为此,再相继展开了较为细致的调研。

2015年6月,我们在海螺沟景区负责人的引见下,在磨西红军长征陈列馆面见了“磨西哑巴”的后人,当时也未公开这一调研主题,而是从侧面交谈及“面相”基因遗传等方面进一步给予确认。2016年、2017年再次对“磨西哑巴”的侄孙熊常林先生进行详细调查,在综合各种情况判断的基础上,2018年8月26日在再次面见熊常林先生时,在磨西红军长征陈列馆座谈中才公开了这一调研的核心主题。

熊常林先生在当地是一位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人,生于1953年1月。中师文凭,曾在康定民族师范学校学习,1973年开始参加小学教育工作,1983年至1996年分别任新兴乡和磨西镇中心小学校长。后在磨西镇政府和新兴乡政府担任副镇长、乡长领导职务,2013年退休。因为家庭和工作缘故,多年来他对红军长征过泸定的历史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当地著名的史志专家。熊常林先生身份证上名字是“熊尚林”,“常”是熊氏家谱上他的辈分,但在当地方言中“常”“尚”谐音不分,加之他生活的年轻时代,时兴简化字,他名字中的这个“常”字也就简写为“尚”,但他在陈述家世、撰写家谱等重大事情时,仍写为“熊常林”。多亏熊家后辈中有这样一位能“扯得清”的文化人,他为我们考证“哑巴红军”的身世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综合采访资料及各种史料,我们可以大概了解磨西“哑巴红军”的身世框架。

二、“哑巴红军”的身世、姓名和年龄考证

(1)家乡泸定县磨西镇

少尉排长哑巴,大渡河之子。中央警卫一师的这位“哑巴红军”,档案中明确记载他的家乡在“四川大渡河一带”。

“哑巴红军”归身北京八宝山公墓,他又来自于大渡河的具体何地呢?大渡河全长1062公里,流域面积近8万平方公里,支流又较多,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就有28条,10000平方公里的2条。好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期的大渡河战场地域相对较小,大概范围是下起今汉源县大树镇,上至泸定县城铁索桥。行军线路也较为固定。寻找“哑巴红军”故乡的范围也就相对较小了。 从红军长征转战大渡河谷的线路和时间点上分析,红军在大渡河多个战场上都是疾速行军,来不及扩红,唯独在磨西镇时有几天时间开展了扩红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在磨西镇住宿一夜。据当地史志记载,主力红军过磨西镇有7天时间,零星的伤病员最后离开磨西镇持续了一个多月,当地有2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今日磨西镇红军长征纪念馆中所列参加红军的有名有姓青年10多人。哑巴是因为红军急需向导,被误拉入队伍中的,这也与当时红军在大渡河畔急行军中寻求向导带路的情况相符合。自从红军在磨西镇过境后,当地百姓就发现熊家哑巴从此失踪了,多年再无任何音信,当地人多认为熊家哑巴是跟着红军走了。

据磨西镇海螺沟熊氏家谱记载:“四房(哑巴),名失传,很能干。只因是个哑巴,未安家。约1891年出生。红军来时(1935年5月底)前两天,被征调给川军第24军背运物资后,一直未归,无音讯。”

在我们采访中,熊常林介绍说:“我祖辈同父母兄弟姊妹多,有八兄弟俩姐妹共十个。爷辈字派为‘世’字,我见过的有六个爷爷和一个婆婆。爷爷中有被长辈和平辈称呼的绰号,即长熊大皮,次熊二皮,三熊三皮……以前写家谱时,哑巴爷爷排行第几无从考,已知后四个爷爷名字依次是‘荣、华、富、贵’,唯无老四,所以哑巴爷爷无疑排四。儿时听祖辈讲过,说哑巴爷爷很能干,只因不会说话未安家,老解放(红军)来前两天,被迫给国民党军背东西过桂花坪(海拔2525米的垭口,第24军曾在此布防与红军打过仗),未归。红军大部队过后,爷辈有两弟兄去找哑巴爷爷,下找到海尔洼(安顺场),上找到桥上(泸定桥),找了一个星期也未找到,一直杳无音信。”

熊常林看到中央警卫一师“哑巴红军”的照片后认为:“哑巴红军和我几个爷爷的相貌非常相似,并且失踪时间吻合,可由此认定哑巴红军就是我的四爷爷。”

现今,熊家哑巴那一代都已经过世,也没有留下照片;第二代还有两人在世,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为此,我们特别对比了熊家第二代几弟兄的相貌,并从“甥舅”特殊血缘关系,考察了哑巴妹妹生子的相貌对比。从几组照片看,“哑巴红军”与熊家二代、三代在脸庞、鼻梁、嘴唇、耳垂等相貌上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从“甥舅”关系的哑巴二哥外孙张正兵的相貌看,很多长相酷似“哑巴红军”,尤其是那张站立着照相的“哑巴红军”的相貌。民间有俗语“侄女像姑,外甥像舅”,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外甥身上的染色体XY,其中X染色体来自母亲,而母亲的XX染色体与舅舅的XY染色体来自同一父母,排除基因变异,外甥的XY中的X染色体有50%的几率与舅舅的X染色体相同,如果这条相同的染色体表现为显性,那么外甥的外貌或性格与舅舅就比较像了。

(2)出生地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磨西镇是“哑巴红军”的家乡,是他的祖居地,也是他的出生地。约在光绪初年,四川眉州熊氏第11代熊永礼(哑巴的父亲),从四川眉山县携家谱到今四川甘孜藏区海螺沟竹麻场(因扯竹麻打草鞋而名)落业,地名后称下熊家。熊永礼为海螺沟熊氏的开基始祖,娶妻刘氏(哑巴的母亲),生育子女共10人。从熊永礼迁移海螺沟,至今已7代。现海螺沟熊氏家族有38户,129人(男59人、女70人),主要居住在泸定县海螺沟、新兴乡、得妥乡及县城等地。

在2018年8月的实地考察中,我们约同甘孜州、海螺沟景区相关领导,由熊常林先生带路,重点考察了“磨西哑巴”的出生地、祖居地——竹麻场下熊家老宅旧址。

熊家老宅位于山半腰,从磨西镇通海螺沟景区的主路到此地约3公里,因山上有采石场,有能通行一般车辆的土路蜿蜒在山坡上,但由于山体垮方,我们考察时的车辆只能停在半途中,距离熊家老宅还有2公里需要步行。

熊家老宅占地约2亩。10多年前,在这里的原住后辈搬到了山下,这里的房屋也就倒塌了。现在这里已经是一片仅能分辨出房基框架的废墟,大树参天,遮荫蔽日,老屋基院落残墙犹存,堂屋神台清晰可见。我们考察队一行16人面向屋基肃立,向哑巴红军并祖先三鞠躬。接着进行了一些相关细节的探访考察。

因当地没有较为宽阔的地面作为家族墓地,当地习俗是逝者多就地葬在各自房基附近或自家山坡土地上。“哑巴红军”的父亲熊永礼是此地熊氏家族的开基始祖,他的墓茔位于老宅的左上角(西南角),与老宅仅有一墙之隔,因为熊家后代每年都来扫墓,墓茔保存完好。“哑巴红军”母亲熊刘氏的墓茔,在附近的蔡阳龙坝尾万家房基坎下。“哑巴红军”的其他兄弟的墓茔各自在生前的房基附近。

“哑巴红军”的父亲熊永礼墓茔一旁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1983年枯萎后倒在墓茔前,现在的树干上长满了苔藓等低矮绿色植物,枝丫已经腐朽散乱,但主干仍保存完好。熊常林先生讲:熊家祖辈过去一直把这棵古老的大核桃树作为老宅的神树,逢年过节在拜祭祖先时也要拜祭这棵大树,因为这棵树未倒前有个奇怪现象,如果哪一天这棵树突然被大风刮掉一个树枝,熊家肯定会有一个人突然去世。熊家后辈有几个年轻人包括“哑巴红军”的三哥、八弟等,在不同年份上山采药时摔下山崖而亡,还有小妹的夭折,这颗大树都曾出现过断枝的前兆。

在熊家老宅的院墙旁,有一块宽约2米、长约3米、露出地面高约1米的大石头,其上有一个直径约20厘米、深60多厘米的圆孔,这是熊家大院的灯柱。多年前,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等大事之夜,一盏明灯就悬挂在这高高的灯柱上,显示着山里人家熊家的势力,也照耀着熊氏家族子孙们回家的路和前程。

从这气派的灯柱石和老宅的规模看,这是一个生活富裕殷实的大户人家。据此推测,“哑巴红军”的家庭成分至少在“富农”以上。与我们的猜测基本吻合,熊常林先生回答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划阶级成分时,即使熊家几兄弟分家,抽薄了熊氏家族基业,但熊家仍然定的是“上中农”。由此也亦见,“哑巴红军”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尽管他先天聋哑残疾,但在社会见识和个人智商上应该比当地其他同龄人不差,这也与熊家族人记述哑巴“聪明能干”,以及此后“哑巴红军”能够坚决选择跟着红军队伍走,并在工作中显示出其机智、甚至有些顽皮的性格素质相吻合。

(3)出生于1891年

在“哑巴红军”的档案里,出生年月不详。他的战友多判断他1935年参加红军时的“年龄30岁左右”。说明当年从他的相貌、身体等情况,战友们已经猜测到哑巴的年龄要大于当时连排级干部和战士平均20岁的年龄,说明哑巴当时在红军指战员眼中已经不年轻,这个目测判断是基本符实的。从我们的考察情况看,哑巴出生于1891年,1935年参加红军时的真实年龄是44岁。 在熊氏家谱中,熊家几弟兄的生卒年岁如此记载:大哥熊世发(1885~1957),享年72岁;二哥熊世清(1887~1961),享年74岁;三哥生于1889年,早年夭折;五弟熊世荣(1893~1962),享年69岁;六弟熊世华(1895~1976),享年81岁;大妹欧婆婆(1900~1977),享年77岁;七弟熊世富(1902~1970),享年68岁;小妹约生于1904年,早年夭折;八弟熊世贵(约1905~1930),享年25岁。

据熊氏族人所言,以及由哑巴的大哥熊世发与八弟熊世贵的出生年判断,父亲熊永礼约出生于1860年,卒于1940年,享年约80岁。从长寿基因看,熊氏男子享寿80岁以上是有大概率的。“哑巴红军”老逝寿终正寝,享年83岁,这也符合熊家的长寿基因遗传。

还有从医学上看,先天性聋哑是有家族遗传性的。在熊家,即恰有三代人先天性聋哑。“哑巴红军”是第一代,天生是哑巴;第二代哑巴是“哑巴红军”五弟熊世荣的五女儿熊贵秀,天生是哑巴;第三代是“哑巴红军”二哥熊世清的孙女王贵秀(随干爹姓),即熊常林的亲姐姐,也天生是哑巴。

(4)姓名“熊世皮”

在确定“哑巴红军”的祖籍、姓氏、出身、出生年后,再从辈分考证其名。

从磨西镇海螺沟熊氏家谱看,四川眉州熊氏辈分字序为“成清万登龙,先应照长公;永世光常在,荣华百代俸”。“哑巴红军”的辈分为“世”,他的三个哥哥和四个弟弟的名字都是严格按照辈分排列的。四个弟弟的名字,在辈分“世”后依次是荣、华、富、贵。他的名字也应是“熊世×”。

现在熊家几位年纪较大的长辈回忆中,隐约中记得这位哑巴长辈在上辈口传中呼唤为“熊世皮”,可肯定是“pi”的发音,但对是哪个字并不肯定,因为上辈口传中又依次称呼“哑巴红军”的大哥、二哥、三哥为熊大皮、熊二皮、熊三皮。这或许是他们的乳名(小名),也或许是绰号,因为“皮”在方言中多有“调皮”“顽皮”“赖皮”“淘气”“熊孩子”的含义。前几个兄弟的称呼如此排序,“哑巴红军”的名字显然就是“熊四皮”。辈分“世”与排行“四”谐音,为此熊氏族人认为,这位长辈哑巴的姓名读音肯定为“xiong shi(si) pi ”,记写为“熊世皮”。由于这位长辈的天生聋哑明显生理特征,他的本名在早年也就由“哑巴”代替了。时间久了,熊家晚辈在讲述家世时,也就直接称呼这位长辈为“哑巴爷爷”。 中央红军长征途径磨西镇,进入的时间是1935年5月底,主力部队离开的时间是6月上中旬,由此可判断“磨西哑巴”参加红军的时间是1935年6月。这与“哑巴红军”档案中的入伍时间也是完全吻合的。

红军长征征战大渡河已经过去80多年,那代人几乎全部逝去。这么多年来,沿大渡河的其他地区并没有提供有哑巴参加红军的个例,而唯独磨西镇的哑巴在红军过境后失踪了。从排除法来看,由此也可判断“哑巴红军”的故乡就在磨西镇。当然,如果其他地区有哑巴在红军过境后也失踪了的新发现、新证据,可正好提供出来,进行论争和公证。

三、红军伤病员在熊家传授密语“老哇话”

红军伤病员中,当时患痢疾和伤寒的较多,身体虚弱无法跟上部队。红军为了秘密留治跟不上部队的伤病员,在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设立了一个救治部分伤病员的留治点。之所以选择在竹麻场,一是因为这里距离大路不远,但处在深山老林中,较偏僻;二是熊家有医承祖传,哑巴这一代的兄弟几个都懂点医,出名并行医为业的是七弟熊世富,他是当地享有盛名的民间医生,时年33岁,为红军伤病员提供免费医治,熊家“三奶奶”熊余氏协助护理照顾伤病员。

“三奶奶”熊余氏,即“哑巴红军”的三嫂,时年约40岁左右。这是一位在熊家有担当的顶梁柱式核心人物,主持着熊家的主要家务,熊家上下对她都很尊重,至今熊家后人说起这位“三奶奶”都心存感念和敬佩。

熊余氏的娘家在磨西镇附近的摩岗岭,她的初配丈夫“熊三皮”早年离世后,五弟熊世荣遂为继夫。即哥死弟继的叔嫂配,在泸定乃至川西都有这种风俗。为此,在熊家弟兄、叔嫂的称谓上,就有些纠扯不清,“哑巴红军”的下一代习以为常对熊世荣的尊称是“五伯伯”,对熊余氏的尊称是“三伯娘”,并没有对熊余氏改称“五伯娘”。到了再下一代,也就成了“五爷爷”和“三奶奶”。竹麻场熊家的第二代天生哑巴熊贵秀,是“哑巴红军”的亲侄女,即“五爷爷”和“三奶奶”所生的第五个女儿。也许正是命运的波折和多磨难,使熊余氏受到生活上的磨炼,也由此得到人生观上的提升,她在熊家是位有见识、有主意的当家人。

“三奶奶”熊余氏又是位当地出名的打草鞋能手,逢场(磨西以前是农历二、五、八赶场)时,熊世荣就背着草鞋到场上去卖。

就是这位“三奶奶”熊余氏在红军长征过境时,有着巾帼英雄式的表现。她对红军伤病员的照顾体贴细致入微,深得伤病员们的爱戴和尊敬。在熊余氏和七弟熊世富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伤病员们较快康复后,立即追赶大部队。临走时,红军坚持给医疗护理费,熊家不收,但红军硬是把钱留给了熊家。“三奶奶”还送了一大挂(指很多双)草鞋给红军伤病员。他们话别,双方都泪湿衣衫,难舍难分。

在医治护理期间,红军伤病员向“三奶奶”传播革命思想,并传教给一种“老哇话”,这是一种不致外人听懂的秘密语言。当年红军长征是在敌强我弱的严峻情况下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对外保密尤显重要,于是创研出一种只在内部交流沟通的秘密语言,其中之一就是这种“老哇话”。四川方言“老哇”,在北方方言中就是老鸹(山东常如此称呼)、老鹳(山西常如此称呼)、老鸦(河北常如此称呼),在我国南北方语言中,指的都是乌鸦。称“老哇”“老鸹”,音拟乌鸦的叫声,更形象一些。乌鸦通身黑,“老哇话”就是黑话,讲黑话一般人通常就听不懂了。红军发明这种秘密语言有其规律可循,是把发声的一个音节通过变声,分成为两个不同的音节,语速加快后,不知内幕的人很难听懂所言。但只要懂得构词方式,掌握了变化规律,有悟性的人还是较为容易学会的。这种密语,由何人何时创研使用,无从考。

红军过磨西时,留治的伤病员将“老哇话”传教给了熊家的“三奶奶”熊余氏。这种语言现在已经濒临灭绝,“哑巴红军”的侄孙熊常林是目前仅有几个会讲此话者之一,他在少年时受“三奶奶”祖传口授,成年后专门对其做过一番研究探讨。我们在采访时,熊常林熟练地使用“老哇话”就一些我们提出的一些地名进行了翻译,经解释后,基本上可以听得懂,但对不知道这种语言编码规律的外人来说,那就是听“天书”了。

熊家“三奶奶”不仅从红军伤病员那里学会了“老哇话”,更深受红军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她曾任共和乡的农会妇女干部。

四、红军赠送给熊家一套医书

在2018年8月的磨西镇实地考察中,还有件出乎我们所料的事是,熊常林先生首次公开了他珍藏多年的红军长征时赠送给熊家的一套医书。

约在1935年6月下旬和月底,原临时安置在熊家的红军伤病员,在伤病得到医治、身体渐渐恢复后,准备追赶部队,临走时他们为了表达真诚的谢意,特别赠送给熊世富一套线装医药书。这个礼品,对在乡间行医的熊世富和熊家来说,真如雪中送炭,异常的宝贵和实用。这套书,从此也就成为了熊家的传家宝。一是因为这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实用医书;二是因为由红军所送;三是还寄托着熊家对传言哑巴老四“熊世皮”参加红军的一份惦念。所以,这套书虽然已经传了三代人,但熊家从来都秘不示人。

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当我们在明确提出考察核实“哑巴红军”的身世后,熊常林先生毫无保留地把保存多年的这套书拿了出来,这使当地陪同我们考察的几位领导和红军长征纪念馆的负责人都感到十分惊诧。

这是一套清末民初编纂印行的医学丛书《新订医理元枢》,由四川名医朱音恬纂辑。原版书名为《医理元枢》,成书并初刊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新订医理元枢》共7种12卷,附余2卷:

1.《运气要略》一卷;

2.《脉法心参》一卷;

3.《医方捷径》四卷;

4.《伤寒论注》四卷;

5.《金匮要略注》二卷;

6.《妇科辑要》一卷;

7.《幼科辑要》一卷;

附余二卷。

朱音恬,四川什邡人,曾任蓬州学正,深谙医学,所著《医理元枢》一书,清末、民初在民间盛行,现存初刻本等共有四种清刻本,如乾隆十八年藜照书屋刻本等。这本由名医注解的大众化中医书,在中医学界屈指可数。正是由于通俗实用,此书对近代民间中医学影响甚大。如首卷《运气要略》主要阐述五运六气、五运三纪、用药玄机赋、脏腑先机、形色闻问四诊诀等内容,重点论述了运气学说,并论及脏腑理论、形色闻问四诊合参与用药之妙。其他各卷也都讲求实用和服务民众。

红军赠送给熊家的这本《新订医理元枢》,1912年印行,竹纸木刻线装,纸张现在已经明显脆化,装订线已经散乱。现保存有9卷,缺失3卷(第一卷和附余二卷)。此书本身有着善本书古籍的保存价值,还有着中医学的当代研究和实用价值,更因为熊家保存的这本医书来自于红军长征途中所赠送,再有熊家“哑巴红军”的特殊身份提升。这4种特殊价值的叠加,使这本书身价倍增,成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陈宇:解开“哑巴红军”身世之谜的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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