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要闻热帖

陈宇|大渡河之子:少尉哑巴老红军(三)

时间:2018-10-27 11:39:20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27  评论:0
内容摘要:中央警卫部队机关初驻香山时,这时的哑巴已经58岁。他的身体开始显露出他的真实年龄所表现出的一些体状,年老体弱的症状开始出现,体力明显衰退,往常的感冒发烧、拉肚子等疾病,不吃药、不休息过两天就好,但现在他就难以顶过去了。

三、少尉排长管理京郊果园

1949年8月31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军级单位)成立,吴烈任司令员,邹衍任政委。下辖2个师,原第207师整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1师,吴烈兼任师长,邹衍兼任政委,主要担负中共中央领导人与机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外国驻华使馆等警卫任务;以原中央警备团为基础,于9月5日在北平香山卧佛寺驻地扩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刘辉山任师长,张廷桢任政委,担负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各部委办的安全警卫任务。

中央警卫部队机关初驻香山时,这时的哑巴已经58岁。他的身体开始显露出他的真实年龄所表现出的一些体状,年老体弱的症状开始出现,体力明显衰退,往常的感冒发烧、拉肚子等疾病,不吃药、不休息过两天就好,但现在他就难以顶过去了,有时不得不卧床休息。就是在这种生病、体弱的情况下,他在稍微好一点后,仍然坚持到泉边担水、运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从战争状态逐步向和平建设、经济发展过渡转型。哑巴所在部队机关进入北京后,驻地最开始是在香山,后进驻旃坛寺,1953年7月又搬到公主坟,生活水平和工作形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警备团扩编为公安师,哑巴也跟着从原来的团部炊事班到了师部机关炊事班。

因为到了大城市,有了自来水,炊事班也开始烧煤,用不着挑水和烧火了,后来连马都没有了。哑巴开始闲了下来,但他仍然还想到炊事班干点什么工作,然而,新兵又怎么能让这位老红军受累,菜刀等厨具都被新兵们从哑巴手中夺了下来。哑巴参军2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挑水、切菜等工作,这一停下来使他极不自在,整天无所适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干些什么好。于是,他整天吵着要干活,不愿意休息,更不愿意吃闲饭。有时,他实在闲不下来,常扛把扫帚,在机关大院里转悠,看到哪里不干净就马上打扫;星期天,澡堂前的人多了,他又主动站在门口收票,维护秩序。

实际上,这时的哑巴已经是60岁左右的老人,战友们已经明显地看出哑巴老了,身子骨已经大不如从前。一次体检,卫生所发现哑巴有明显的冠心病,血压明显偏高,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卫生队队长知道哑巴在师首长心目中的份量,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

师长刘辉山特别照顾哑巴,给他联系了大连一家荣军院。但哑巴去了不到半个月,就吵着要回北京,原因是他闲不住。

回到北京,哑巴又找刘辉山,要求安排工作。师领导考虑到当时营区有一片荒地,准备开发成两片果园,栽桃树和苹果树,于是决定让哑巴来管理果园。哑巴听说这一消息,高兴地表示接受任务,当即赴任。从此,他把果园当成了极为重要的工作场所。

哑巴每天劳动在果园,拔草,浇水,剪枝,灭虫,发现有人损坏果树时就及时制止。不管是风天雨天,还是春夏秋冬,人们总能见到哑巴在果园内劳动,或背着手,围着果园转来转去,尽职尽责看护这片果树。

哑巴在这里一干就是16年。哑巴一生中没有担任过正式职务的“官”,担任这片果园的管理员,可算是他一生中职务最大的“官”了,那一排排果树就是他的兵。

春华秋实,果园里的果子,非常诱人地吸引着家属院里的孩子们,特别是那些淘气的男孩子。他们一放学,就开始围着这个果园打转,眼睛瞄着树上的果子。哑巴明白孩子们打的什么主意,盯得更紧了。一日三餐,他从食堂打完饭后,就急匆匆地抱着饭盒赶到果园,四周转着。大院里的孩子们也非常顽皮,只要遇到哑巴不在,多是在打饭的时间,就会一窝蜂似地跑到果园里开始“偷袭”还没有成熟的果子。等哑巴赶回来时,孩子们又一窝蜂似地跑了。哑巴一看掉在地上的果子及残枝败叶,就急得“嗷嗷”直叫。他经常比划着告诉这群“熊孩子”:“这果子是公家的,不能摘!”有几个胆大的男孩子拿着树枝跟他对峙,哑巴寸步不让,到了开饭的时间,他也不去食堂,忠于职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那几个孩子只好叹口气无可奈何地离开果园。每逢这时,哑巴都会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地大喊大叫一通。北京卫戍区部队至今还保留着的那片果园,这是哑巴参与开荒种出来的,也是哑巴最后坚守的一片阵地。

1955年国庆节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军衔级别,从高到低开始授衔。哑巴看着战友们都相继戴上了军衔,心里非常着急。一次,他拍了拍师长刘辉山肩上的少将军衔,伸出了大拇指,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的肩膀,伸出了小拇指。刘辉山深知哑巴的心情,他向哑巴比划着“说”:不要着急,会给你授军衔的。几天后,师领导对给哑巴授衔一事进行了专门研究。师领导认为,哑巴是师里的老红军战士之一,虽然他不是一线指战员,甚至连个班长的职务都没有,但一路从长征路走来,也是劳苦功高。最后师里决定:给哑巴授予干部军衔,定为少尉正排级。

11月,哑巴被授予公安警卫师少尉军衔。与此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又授予哑巴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授予老红军的最高资历勋章和奖章。哑巴被授予少尉军衔,是红军干部中授衔最低的,并且没有任何职务。这位1935年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老红军,荣获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这是在1955年授衔时,很多大校、上校级军官都没得到的,哑巴的老资历令年轻的军官羡慕和尊敬。

从授衔开始,人民军队正规化也体现在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军人建档,哑巴也有了自己的档案。在中央警卫部队档案室里,就有了这样一份不可思议的档案:姓名:哑巴;籍贯:四川大渡河一带;入伍时间:1935年6月。档案的主人,就是这位“哑巴红军”。

哑巴虽然是授衔时军衔最低的老红军,但在京城警卫部队中却受到了指战员们的尊重。每当大家见到哑巴,都会主动停步,首先向他敬礼。大家都知道,他虽然没有受过奖立过功,却是一位真正的功臣,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都曾向他竖大拇指。

刘辉山回忆说:“哑巴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简单与纯朴,但他就是命大,长征中过草地时死了那么多人,他背着行军锅不仅安然无恙,还帮助过不少战友,甚至救过几个战友的命。我到中央警备团,先是当营长,后来当团长,再后来又成了公安警卫师师长,我一直都跟哑巴在一起,虽然哑巴脾气不是太好,但他对工作上的事从不打折扣,历来都是任劳任怨。”

1959年1月22日,原京津卫戍区撤销,改设北京卫戍区,统一领导指挥北京市的警卫部队。哑巴的老领导吴烈任司令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兼任政委。1月30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市西城区李阁老胡同(今力学胡同)24号正式成立。主要担负党和国家及军委领导人、国家首脑机关、各民主党派以及外国元首访问等安全警卫,首都重大集会、社会治安和巡逻等卫戍勤务,司礼、阅兵和首都民兵队伍建设等任务。在这些光鲜夺目的重大活动背后,默声无闻的哑巴也在卫戍区编制内尽着一个老兵的使命和职责。

在日常生活中,哑巴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勤俭朴素的本色。实行薪金制后,后勤财务部门按月发给他工资,他从不乱花一分钱,不贪图安逸享受。他生病后,组织上给他提供了比较优裕的条件,但他舍不得多吃,舍不得多用,所发的军装也是穿旧不穿新,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始终保持着红军战士的革命本色。

警卫一师大院里的军人和家属都知道,这位个子不高,肚子明显凸出,穿着显得有些邋遢,走路有些摇晃的老兵,就是曾经爬雪山过草地从长征上路走过来的老红军。不经意间,大院里的孩子和年轻的战士们都已经习惯称呼他为“哑巴红军”,干部们则称他为“哑巴同志”。这两个称谓,也就成了哑巴的代名词,陪伴他走过一生,并定格在讣告和骨灰盒上。

人们不能不惊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数百万大军生龙活虎的军营中,竟然有兵龄如此长的一位哑兵,并深受战友们的尊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经常在京城中央警卫一师师部大院里看到他的身影。

从哑巴留下的几张戎装照片中,可看到他在军营中的形象。

有一张他身着军装,却没有佩戴领章帽徽的黑白照片,标准的军人立正站姿:“两脚跟靠拢并齐,两脚尖向外分开约60度;两腿挺直;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上体正直,微向前倾;两肩要平,稍向后张;两臂下垂自然伸直,手指并拢自然微曲,拇指尖贴于食指第二节,中指贴于裤缝;头要正,颈要直,口要闭,下颌微收,两眼向前平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关于“立正”动作的全部要领。自1951年颁发第一部队列条令(草案)后,至今对队列条令进行了10次修改,但“立正”动作的要领基本未改动。立正是军人的基本姿势,是队列动作的基础。你看哑巴的立正站姿是规范的,是按照队列条令要去做的,是有着军人训练标准动作后的多年自然养成。他穿着肥大的军衣,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此时的哑巴应该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从照片背景看,这张照片拍摄于警卫一师的大院内,时间在上世纪60年代之初的冬季;从阳光照射的角度看,是在上午10时左右;从排队倒影的人群看,这次摄影是有组织安排的。

哑巴一生单身,直至去世,未能回到老家,也没有找到他老家的亲人。部队进驻北京后,组织上曾多次考虑给哑巴找个伴儿、成个家,但由于哑巴的脾气和沟通方面存在问题,一直没成。组织上也多次想找到哑巴的家乡,与他家里人取得联系。但由于几十年的变迁,加之哑巴缺乏语言表达能力,都没有成功。但昔日的战友们心里却总是念叨着这位老兵,这个长征路上唯一的哑巴红军。

进入老年的哑巴,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组织上照顾他,让他休息,但他仍然自觉坚持为部队发展建设做着各种小事情。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献给了养育他的人民军队。

对于照顾好哑巴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专门交待过有关领导要多加关照。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从广州回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其他几位领导到机场迎接。到中南海后,周恩来突然谈起哑巴的事情,关心地说:可以考虑给他成个家嘛,不一定要孩子,但至少老了有个伴,互相有个照应啊!吴忠回答:总理,一师曾经给他张罗过,但都没有成。有的嫌他太节约了,有的嫌他没钱;愿意与他结合的吧,又因为没法与他交流与沟通,所以至今一个也没有成。周恩来指示:要安排一师照顾好哑巴同志,吃的、住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有什么病要及时治疗。他为国家的解放事业也是作出了贡献的,我们不能亏待了这个对国家有功的聋哑人啊!

为了让哑巴安度晚年,师领导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根据师首长的指示精神,管理科的同志给哑巴置办新添了家具,想方设法改善他的伙食。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师领导和哑巴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友都要亲自到哑巴那里慰问。

当时,与哑巴关系最频繁、最直接的是师后勤部管理科的会计王体学。因为哑巴的工资都存在王体学这里,哑巴需要钱了,随时来取;哑巴有什么心事,也喜欢向王体学表达。王体学非常关心这位老红军,工作中不管有多大的事,都把哑巴的事摆在首位。

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本十分健壮的哑巴也渐渐衰弱,70岁后的身体明显大不如前,并且一些老年病时常频发。

1972年5月的一天晚上,哑巴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抢救,突然连报病危。

师领导赶紧跑过来看望哑巴,见到呼吸很困难的哑巴,已经神志不清。看来哑巴这次真是过不去这道鬼门关了!

此刻,一个洪亮的声音激荡在警卫一师领导的脑海里,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致词:“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毛泽东名篇《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段话。哑巴作为张思德的亲密战友,曾亲临追悼会现场,现今的红色警卫老兵们自然都记得毛泽东的如此教导,只是当初不曾想到现在要为哑巴主持“开追悼会”。

哑巴为革命工作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虽然他没家,也没有亲人,但死了总得有个评价,有个悼词,警卫一师义不容辞要办好这个追悼会。

师领导马上指示管理科准备召开追悼会,指示组织科赶快拟写悼词,并特别嘱咐要尽量写全面,文字初稿不要怕长,因为对哑巴生平的全面总结以前从来没有过,恐怕也唯独只有这一次了。负责拟写悼词的组织科干事奉命立即着手采访哑巴的战友,一天采访,一天撰写,很快就完成了初稿。正因为有了这个悼词初稿,有了当初对还健在、记忆清晰的老红军们的采访记录,使我们今天对哑巴的生平事迹有了较多的了解,否则,真会留下无尽的更多遗憾。

也许是上天的如此刻意命运安排,如此“盖棺论定”的悼词用两天时间急匆匆完成,就在这两天里,病床上的哑巴慢慢睁开了眼睛,他的病情又缓了过来,并且奇迹般地渐渐好了。卫戍区的领导和警卫一师全师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为了让哑巴安度晚年,师党委立即召开专题会议。有人再次提议:“给哑巴记个功吧。”有人说:“立功对现在的哑巴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有红星奖章的他,能在乎这个功吗?还是实实在在地照顾好他的生活吧。”最后,多数人表示:“哑巴就不要回机关宿舍了,给他在医院开个房间,让他住在医院,让医院好好护理,比啥都实际。”

师党委会正式决定,并宣布命令:哑巴因年迈多病离职休息。并要求师属各单位全力以赴照顾好哑巴的生活起居。

哑巴在这次生病住院后,师领导没有再让他回机关宿舍,就让他住在师医院的单间病房里,分配专职护理人员陪伴。

根据师首长的指示精神,管理科的工作人员给哑巴在师医院的新家又买了新床、软沙发,按照高标准配置他的伙食。

哑巴正是得益于这次大病之后的特殊护理,他又多活了10多年,这也又算是一个奇迹。

哑巴平常最爱看戏和文艺晚会之类的节目,管理人员特别购买了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最好的电视机之一,也是当时师医院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况且还是彩色的。哑巴看到这个大盒子能放出节目来,非常好奇,总是在电视机边前看看、后摸摸。哑巴看电视节目,常常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嗷嗷”地叫出声来。这台彩色电视机,不仅让哑巴十分兴奋,医院的医生护士也都到这儿看看热闹。关系不融洽的人,哑巴还不让进,他们只得挤在门口瞅瞅新鲜后就走。有些小护士想看电视,哑巴不让,她们急得在门口直跺脚。哑巴见她们恋恋不舍的走了,他又“嗷嗷”地叫着把她们喊回来。此时的哑巴高兴地像个孩子,人老还童,哑巴在护士门的眼里就是一个老顽童,常喜欢到哑巴的房间看电视。哑巴在医院的新家,时常传出欢声笑语,这也给老年哑巴带来难得的幸福时光和快乐。

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卫戍区和警卫一师的领导以及哑巴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战友杜泽洲、焦万友、凌开甫、贺福祥等,都要亲自到哑巴住的房间探望和慰问。昔日的战友们心里却总是念叨着这位老战友,这个长征路上唯一的哑巴红军。

哑巴在延安时期的老指导员、时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杜泽洲,来医院看望哑巴时,以卫戍区的名义送给哑巴一台电冰箱。杜泽洲是四川达县人,1916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延安时期在中央警备团任通信员、警卫员、连政治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警卫一师副政委、政委。可说是与哑巴从延安一路走来的老战友,他时刻挂念着哑巴。惦念着哑巴的日常生活。当时在北京能用上冰箱的家庭并不多,但哑巴却用上了,这对哑巴的饮食有了很大的改善,增进了身体健康。

哑巴在师医院医生护士的精心照顾下,一段时间里的身体状况较为稳定。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哑巴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病和轻微的老年痴呆症。自从哑巴患了老年痴呆症后,哑巴的主治医生、副师职内科主任医师刘国忠就萌生了组建照顾哑巴的医疗护理小组的想法。在哑巴病重后,师领导和师医院领导一致同意成立“哑巴同志医疗护理小组”,让他安度晚年,这不仅在卫戍区部队,在全军都是破例。经师党委会讨论,宣布成立“哑巴同志医疗护理小组”和组成人员名单,组长就是刘国忠,主要护理哑巴的护士是小张,医院里做饭的白师傅也是护理小组的成员。

哑巴慢慢地衰老了,行动显得迟钝,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的“老态龙钟”。实际上,大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总以为他参加红军时20多岁,比真实年龄少估了20岁,却认为晚年的哑巴是老年痴呆症,而真实情况是1974年时他已经是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

那时的师领导们多是从延安走过来的红色老警卫,对哑巴都很熟悉,但并不确切知道哑巴的真实年龄,所以对哑巴的突然衰老感到十分诧异。时任师长郭光金在专题讨论照顾哑巴的会议上感叹说:“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想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哑巴身子骨多硬朗啊!一口气挑上几十担水都不休息。”刘国忠安慰似地说:“师长,人老了就这样。”郭光金说:“可能是哑巴以前太劳累了。国忠,依你看,哑巴大概有多大年纪了?”刘国忠从人体生理状况的医理角度猜测着,说:“看那样子,恐怕70几了。”郭光金指示师医院要全力以赴地照顾好哑巴。时任师后勤部长韦书生指示师医院领导,说:“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花钱,关键是要照顾好他,就当自己的老父亲来照顾。”由这段对话看,师领导和医生已经从哑巴衰老的身体和患多种老年病状况,猜测到哑巴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老年哑巴值得欣慰,他虽然一直没有找到亲人,也没有成家,一直独身一人,但他并不孤独。因为陪他一路走来的,不仅有他众多的战友、同事,更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最高首长,以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吴忠等领导,还有组织上专门派出照顾哑巴的护理人员张增林、李新民、王浩、周捷等,都给予哑巴无微不致的照顾和关怀。部队就是他的家,警卫一师的官兵就是他的亲人。这点点滴滴的战友关爱之情,折射出的正是特别讲团结的伟大长征精神。

1978年,哑巴是一位享受正团职待遇的老干部。1981年5月,师政治部干部科一纸报告呈报到了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这是一个关于哑巴离休及职级评定的请示件,报告请示哑巴享受副师职离休待遇。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每年审批晋职、任职、免职、退休的文件达几百个,但批复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哑巴按副师职待遇离休还是头一回。部长吕企儒对参加评审的同志说:“我看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全军现役又聋又哑的红军恐怕只有哑巴一个人,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批。”几天后,师政治部干部科接到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的批复:同意哑巴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陈宇|大渡河之子:少尉哑巴老红军(三)

(未完待续)


标签:哑巴老红军 
相关评论

免责声明

    本网站转载的所有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文件等资料,均出于为公众传播有益资讯信息之目的,其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所采用的非本站原创文章及图片等内容无法逐一和版权者联系,若所选内容作者及编辑认为其作品不宜上本网供大家浏览,请及时用电子邮件通知我们,以便即时删除,避免给双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邮箱:zhzky102@163.com

 

版权所有 智库园(北京)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中国企业集成网  京公网安备:110108006569

京ICP备案号:10020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