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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二)

时间:2019-9-2 19:33:16  作者:中华智库园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46  评论:0
内容摘要: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二)

(二)宁都起义,在中央苏区参加红军

1930年是乔明增参军第3个年头,推断他此时在冯玉祥部队第2方面军第5路军司令部做参谋工作。这一年,冯玉祥西北军在反蒋的中原大战中败北。冯部退到黄河以北的原反蒋军第2方面军第5路总指挥孙连仲,于10月18日在河南新乡通电投蒋,当月26日被委任为第26路军路总指挥,随后该部调山东济宁一带就食整编。1931年2月,孙连仲以江西清乡督办名义,率部从山东进入江西,在赣南闽西一带参加对中央红军的第二、第三次“围剿”,乔明增应当就在其中。

在这段时间里,乔明增从汀州(今福建长汀)曾给肥城老家的父母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报平安,并讲了他时任旅参谋长。这也是乔家人一直传言乔明增在参加红军前是第26路军某旅参谋长的依据之一。乔明增的这封信,让几年里担惊受怕的父母总算心中有所安慰,知道了乔明增离家出走的去处,却也平生又添了更多的牵挂。

汀州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南与广东省近邻,西与江西接壤,是闽粤赣三省的古道枢纽和边陲要冲,被称作“福建西大门”。我们查证第26路总指挥部及部队在汀州的确有过短暂的驻防,乔明增大概就是在这个短暂的闲暇时间,给远方的父母写了自离家出走参军后的第一封信。此后因戎马倥偬,他再也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因此,这封信也就给乔明增的父母留下了深刻记忆,在后来给儿孙们讲述家史时常常提到汀州这个地名。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二)

长汀古城惠吉门

第26路军以骁勇善战闻名北方,但在中央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面前,屡吃败仗。该部第27师第81旅在永丰县被红军围歼,损失3000余支枪与无线电台1部,被俘2300余人。两个多月时间,第26路军损失惨重。加之孙部官兵多出身于北方,不服南方水土,传染病流行,死亡日有发生,非战斗减员严重,导致部队军心动摇。加上红军的政治宣传瓦解,“九一八事变”后反内战成为主流情绪,官兵们向总指挥孙连仲提出要求到北方抗日,军心日渐不稳。孙连仲请假赴南京就医,第27师师长高树勋亦私自离队赴庐山赋闲休养,部队交由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指挥。12月14日,赵博生同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率两旅、路直属队及第27师一部,共有 1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和11个团的1.7万人带2万多件武器以及大批装备物资,在红都瑞金北面的宁都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开赴中央苏区加入红军,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史称宁都起义或宁都兵暴、宁都暴动。

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有28000人,1部半电台。宁都起义部队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还送来了8部完整的电台和40多名电台技术人员,比当时全部红军的电台还多,并还带来了许多杰出的军事指挥干部和后勤管理人才。

红五军团下编第13、第14、第15军3个军。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副总指挥董振堂,政委萧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第13军军长董振堂(兼),政委何长工;第14军军长赵博生,政委黄火青;第15军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

红五军团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武器装备,都是一支雄师劲旅,战斗力很强。红五军团很快成为红军主力,参加了反“围剿”作战。在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红五军团多次与敌军作战,立下赫赫战功。

1932年3月“赣州战役”失利后,中革军委决定重新混编为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红五军团被分散拆开分给3个军团。第15军编入红一军团,第14军编入红三军团,第13军仍留在红五军团。在混编过程中,季振同、黄中岳和一些干部对整编提出异议,遭到错误的讽刺打击甚至被杀,但绝大多数指战员仍坚决留在了红军队伍中,这其中当然包括在红五军团部的乔明增,只是我们现在仍不清楚他的具体职务。

后来,“宁暴将领”赵博生牺牲于反“围剿”,董振堂牺牲于西路军之战。1979年6月,“宁都暴动”参与者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等上书中共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党籍,时间已经在两人被冤杀45年之后。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二)

宁都起义旧址

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宁都暴动的共有30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有李达上将,王秉璋、孙毅、孙继先、李雪三、韩振纪5位中将,王谦、王振祥、王蕴瑞、刘放、孙润华、苏进、李毅、李化民、谷广善、汪洪清、张汝光、张步峰、张松平、张明远、孟庆山、侯世奎、徐国珍、郭卓辛、黄德魁、曹灿章、鲁瑞林、靳虎、靳来川、熊伯涛等24位少将。还有转文职的或没有授衔的有:黄镇、袁血卒、王幼平、姬鹏飞、边章伍、周骏鸣、刘向三、王斌等。列出以上全名单,是寄希望这些将军的子女后代能提供乔明增的更多信息。

我们在采访乔明增的弟弟乔明文、乔明友等时,他们都在记忆深处多次谈到乔明增曾经对家人说过参加漳州战役的战事,并在此役中负伤。漳州战役,是1932年春中央红军东路军对驻守福建省龙岩、漳州地区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战役。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4月 14日,红五军团政委萧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率红三军(欠第8师)、红十三军在龙岩城与红一军团会合。19日拂晓,红军对漳州外围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红五军团主力从左翼投入战斗。4月20日8时,红军占领漳州城,史称漳州战役。这是红五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战役,也是乔明增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作战并负伤,所以此役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红五军团自1931年12月组建,到1934年10月长征,中间经历了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这些作战,乔明增作为红五军团的一员,无疑应当都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马上开始战略大转移,中间几乎是没有喘息的机会。

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走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前进。一路上,红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赢得了“铁流后卫”的赞誉。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在湘江血战中,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军团因善于殿后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断肠就义”壮烈牺牲。

如上所述,山东人乔明增到江西参加中央红军的经历也就理顺了。大致时间脉络是:北伐军攻下平津后南返路过山东肥城,乔明增参军到冯玉祥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5路军。该部在中原大战前后经历了反蒋、投蒋的过程,后到济宁驻防,改编为第26路军,不久奉命南下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乔明增随部到了赣南闽西。第26路军在中共党员的策动下举行宁都暴动,改编为红五军团,乔明增成为红军部队的参谋人员和指挥员,随军团参加了长征。

在肥城乔家、灌阳文家还有一种传说,乔明增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来后在江西瑞金红军大学工作。从乔明增的经历看,这种传说仅是对乔明增经历的一种推测,是没有依据的,乔明增生平中没有时间段可以嵌入军事学校的经历。

(三)湘江战役,奉命收容失散红军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5个军团。现在已经编撰出版第1、第3、第9军团的军团史专著,还没有第5、第8军团军团史专著,这两个军团的长征史研究更为薄弱。

我们现在很难清楚乔明增在长征中的行踪和事迹,只能从红五军团的行动中概略知道乔明增的行动。

据长征开始前夕的1934年10月8日统计数字,红五军团有10868人,拟补充1300人,计有12168人。中央红军全部员额时有77159人,拟补充9700人,共计有86859人。实际上,这个补充数量并没有全部到位。时红五军团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已经退至江西兴国县北之牛形、象形及至西面之杨山地域。10月13日,在敌军大力压迫下放弃兴国县城,转移到兴国以南地域。

10月13日16时,中革军委发出“十八号我五军团将由兴国向于都移动”的指令。10月15日,红五军团转移到兴国县城以南的增高山、竹坝、山田地域进行运动防御。10月16日,红五军团转移到杰村、社富、溪原地域,“掩护队”位于兴国县城之南。是日19时,朱德致电红五军团董振堂军团长、李卓然政委:“独三团明十七号应到达兴国以南及东南的地域,接替五军团抗击周纵队的任务。而五军团则应于明十七日晚转移到社富地域,如独三团明日不能到达时,则五军团的行动应推迟一天,于十八日晚南移到社富地域。”这份电报说明,红五军团奉命长征的初始点在江西省兴国县社富地区,北距兴国县城26公里,南距于都县城31公里。

10月18日,红五军团在于都以北地域进行补充。19日转移到于都地域进行整理,并准备渡河,原定本日晚间渡河,因渡口拥挤,与军委纵队推后一天渡河。20日晚,在于都、三门滩间渡河,到达罗家渡、新陂、小溪及大平地域,踏上长征路。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二)

于都长征渡口

10月22日,中革军委命令,“五军团并掩护军委二纵队,随主力后向固(古)陂、大桥头地域前进。”古陂属江西省信丰县。10月25日,红军突破敌人在信丰河一带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29日,朱德在关于夺取先机突破沙田至城口敌封锁线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纵队电报中指示:“五军团有掩护野战军后方的任务,并分两个纵队行进。五军团全部(缺一个师)为右纵队,在军委第一纵队后跟进;其余一个师为左纵队,在军委第二纵队后跟进。”由此电文中可知,红五军团从长征开始,即担负着全军殿后和保卫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重大任务。

11月7日,红五军团通过汝城至城口间第二道封锁线的部署是,“五军团(缺十三师之一团)进到鹿洞、厚溪地域,并向汝城、大坪、城口、仁化方向警戒。”11月8日,“五军团(欠十三师之一个团及三十四师)走中央的路,一军团掩护的一个师及三十四师走左边的路,通过封锁线。”

11月14日21时,中革军委在部署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电文中指令:“军委一、二纵队及五军团为中央纵队。”“军委一纵队进至沙田圩,二纵队进至安源,五军团由平和分两路到达黄茅地域,十三师经两路司为右翼队,三十四师及军团后方部经樟桥市为左翼队,后方部应在三十四师先头团后行进。两翼队各应以一团为后卫掩护,后卫团统限十五号十五时全部通过封锁线。五军团到黄茅后,应向郴州、宜章及来路严密警戒。”

以上是红五军团自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到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主要征途,也是乔明增参加长征所经历的重要历程。紧接着,中央红军也就转入湘江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血战。

11月18日16时半,中革军委电令:“五军团至半夜止,阻止敌人于土地坪、牛头粪地域,以后则转移到粗石江、楚江圩地域,继则向田心铺前进。由田心铺地域五军团(缺十三师)随第二纵队后跟进,而十三师则受军委直接指挥,随一纵队跟进。”11月21日,“五军团经殖黎铺、山口、南坪圩,于二十三日晨以前应到达百草坪、杨梅洞地域。”11月23日,“五军团今夜应移至桂里园、大欧、周塘营地域占领阵地,准备明日突击由东向我尾追之敌。部份的参加突击由宁远方向追来之敌,严防敌向翼侧包围。从二十四日黄昏起,应迅速脱离敌人,从福禄岩、下茶园两处浮桥渡河,并在九井渡、福禄岩、薛家厂地域阻止敌人西进,并破坏浮桥。”

11月25日10时半,中革军委电令:“第一师、五军团及九军团(缺一个团)有掩护我野战军西进之任务,为此至少要扼阻周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二天。”“五军团由分江渡到故子江口止,在四个浮桥的地区为主要的方向。”

11月28日1时半,朱德致电董振堂、李卓然:“五军团无论如何须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直至二十九日夜止,以保证和掩护八、九军团由水坪赶到蒋家岭与野战军全部西进。为此目的,五军团须以十五师有力之一团或一团以上兵力前出至杨家桥以东,进行步步抗退的运动防御,逼使敌人展开兵力,以迟滞敌进。”电文中的“水坪”疑有错字,据同日1时朱德致罗迈、邓的电报,应为“小坪”,该地在蒋家岭东南方约20公里处。“十五师”疑误;据27日18时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第15师在执行阻击全州敌军任务,此处应为第5军团所属第13师。

11月28日15时,朱德电令要求,“五军团至二十九日中午止,应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从二十九日中午后则于蒋家岭及文市、水车之间沿永安、雷口两条大道进行运动防卫,并扼阻周敌于文市、水车之线以东,后方部则转移至古岭头。”

从中革军委的来往电报中可看出此时的军情已经十分紧急。12月1日5时,中革军委发出指令:“三十四师应力求在枫树脚、新圩之间趁敌不备突破敌围,然后以急行军西进至大塘圩。”同日14时,中革军委发出指令红三十四师“总的方向是向西延前进”“卅四师受军委直接指挥”的电报。同日17时,中革军委通报并指示:“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三十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则已渡过湘江。”“卅四师归军委直接指挥,并于新圩以南突围西进。”此电文中的“一个团”指红十八团,据当日14时朱德致第34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电称“六师之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

12月3日4时,朱德给红三十四师发出电报,指令:“卅四师如于今三日夜经大塘圩从凤凰嘴渡河,由咸水、界首之间能赶到洛江圩,有可能归还主力。如时间上已不可能,应依你们自己决心,即改向兴安以南前进,但你们须注意桂敌正向西移,兴安之南西进之路较少,桂林河不能徒涉。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这是红三十四师接到的中革军委最后一封电报。同日下午,红三十四师在全州县文塘村遭到敌军围攻,电台被炸,与中革军委联络完全中断,正在给中革军委发报的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牺牲。红三十四师的3个团有2个团的团长来自宁都起义,一天牺牲了几个团长。第101团团长张静、刚续任团长的严凤才牺牲,第102团团长梅林牺牲。

综合各种情况看,长征时乔明增在红五军团部司令部做参谋工作,是红五军团收容队的主要负责人。因为该军团是中央红军的后卫,红五军团收容队也是全军的收容队,走在了全军的最后。在湘江战役前后,乔明增与总后卫部队红三十四师的部队走在一起。湘江战役严重失利后,红军有大量的伤病员官兵滞留在了湘江以东地区,上级组织指派走在最后的乔明增负责安置失散红军,并拨给了“六担银元三担枪”,这些银元作为安置费用,枪支用来就地组织武装,也有可能这些银元和枪是因为无法带走而留下来应急处置的。在当时,1块银元能买8头牛。

12月5日,红军主力已经过湘江几日,敌人封锁了沿江的各渡口。红三十四师等后卫部队无法过江,只有奉命东返,在灌阳洪水箐与民团发生激战,损失惨重。12月7日,红三十四师残部仅剩200余人离开广西灌阳,退入湖南境内。乔明增服从组织安排,为了收容湘江战役中流散的红军战友,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他领取了“六担银元三担枪”,也就领认了在湘江东岸担负收容的任务。红三十四师在洪水箐遭到敌人的截击时,乔明增看到情况紧急,把负责管理的“六担银元三担枪”埋在了当地的几棵大枫树下,并牢记下了位置图。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二)

洪水箐村中的大枫树

银元担子由红军战士监管看护,挑夫是从赣南兴国地区征集来的土豪劣绅。据灌阳当地人叙述,乔明增在此时干了一件事,就是“杀人灭口”,在埋完银元以后,把挑光洋的土豪劣绅枪毙了。他的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手段残忍,但在当时的残酷战争环境中有可能是真实的情况。为了严格保密,确保万无一失,或者此时还有另外的紧急情况,把作为最后挑夫的几名“土豪劣绅”灭口在了附近。这种说法,也有可能是乔明增事后为了断绝其他人挖取银元的企图,故意放出的再没有人知道埋藏地点的一种说辞。

在埋藏好“六担银元三担枪”后,乔明增并没有随红三十四师部残余部队东返湖南境内,而是忠于职守,决定继续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收容任务。乔明增在附近山区隐蔽下来,换装扮成乞丐,戴一个大草帽,拄一根木棍,在文市镇东南的宾家桥、玉溪村、清塘村、月岭村一带转悠,最后选择了玉溪村塘尾巴,并选定了老实本分的文永遂。塘尾巴,西北距文市镇5公里,南距水车镇4公里,西南距灌阳县城20公里,这里虽然近交通要道,却也偏僻少人,便于隐蔽埋伏。

这天,时年20岁的文永遂正在田间劳作,乔明增凑了上来,主动与年龄相仿的文永遂搭讪。文永遂问乔明增“贵姓”,乔明增用手中的木棍在沙土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繁体“喬”字,字写得非常工整。这让文永遂感到站立在面前的是一个“文化人”,面和心善。他们相谈甚欢,文永遂于是邀请到乔明增到家中做客。乔明增见过了文永遂的家人,说是红军的挑夫,因战争流落在此地。文家人对乔明增的好感倍增,显然也已经猜出了乔明增的红军身份,只是在当时并没有点破。过了半个多月后,外面搜查红军的风声渐渐过去后,乔明增开始联络流落在灌阳一带的红军,这才向文家人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据乔桂芝(乔明祥之女,1943年生,退休教师)回忆,她听其爷爷(乔明增之父乔学仁)说过:“湘江战役后乔明增和两个警卫员逃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把他们三个人锁到一个草屋里。三人感觉不对,就拉开门跑了出来。刚跑出来,国民党兵就追了上来,三人就分头突围,乔明增跳了崖头,钻进了山沟,后就碰到了文永遂。就给他说,自己是个挑夫,就被文永遂家收留了近三年时间。”乔家老人还时常提起,“当时乔明增带着两个警卫员,挑着两挑子银元,可能还有手枪,就在当地埋了……”。

乔桂芝转述爷爷乔学仁的这段话,似乎与灌阳水车流落红军兰金甫的脱险经历有某些相似。长征开始时,在红五军团部通信排担任参谋长刘伯承的通信员的兰金甫,陪同中革军委保卫局特派员刘朋到红三十四师,刘朋任师保卫科科长,兰金甫做保卫工作。红三十四师被打散后,兰金甫流落在灌阳水车镰刀湾。

1977年10月20日,兰金甫口述说:“刘鹏及刘鹏的通讯员和我们三个人走一路……我们三人在楼梅箐一个老乡家煮饭吃。刚端起碗,听到外边一声哨子响,哨声响过,突然进来一个人,在我头上打了一闷棍,我爬起来躲进房里,这个人逼近我,我对他开了一枪,把这个人打倒了,不知道打死了没有,我们三人从后门跑了。”“到了水车江塘的密峰。晚上刘鹏喊通讯员去买饭吃,通讯员从村子出来时,后面跟着几个人,引起了刘鹏的怀疑。刘鹏朋和我不敢进村子,并且迅速地悄悄地离开了密峰山,从此和通讯员失去联系……到了湖南大岩冲(离水车四十九里)找到一个穷人家住下……后来给伪村长苏家全知道了,苏家全要我们交枪……在找不到部队,又因下雪天缺衣服去不了莲花参加游击队的情况下,才决定把枪交了。交枪时,要苏家全保证不陷害。我们到苏家去喝了血鸡酒,发了誓,我们才把两支驳壳枪交了。交枪之后刘鹏在苏家打长工,我给苏全家兄弟帮工。刘鹏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帮地主做工不像话,就去国民党军队当兵。按照他的想法,打仗时可以乘机跑回红军队伍,刘鹏去当兵后一直无音信。”(廖松云记录,采访笔录原件存灌阳史志办)

1983年1月25日,时年72岁的兰金甫在接受采访时说:“师长(陈树湘)的马在洪水箐跌断了脚,要找人挑东西,在椅子坪住了一夜。那时枪、花边没有人挑,在那里埋了十条枪、两挑子弹、两挑花边。为了防止别人挖,在上面还埋了一个死人(是一个抓来的探子刚杀的)。我去找了几回未找到。我未去埋,是听经理员讲的。”(陈礼龙、刘继元记录,采访笔录原件存灌阳史志办)

以上口述,灌阳县委党史办后整理成文,其中写道:“后经大塘、苗源到洪水箐,在那里住了一夜,我们住在师部隔壁。晚上,领导派人在附近埋了几担枪和两担光洋,因为怕别人挖去,就在枪和光洋的上面埋了一个刚杀死的特务。埋枪我没有去,但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去了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去找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几经周折,我和刘鹏到达湖南道县,由于找不到部队,只好暂时在地主家打工。后来,刘鹏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是革地主的命的,帮他们打工不像话,就去国民党部队当兵,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总要跟红军打仗,到时可以乘机跑到红军那里去。刘鹏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也许早已改姓名换姓或牺牲了。”

兰金甫的以上口述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红军在洪水箐确实埋藏有银元(俗称花边、光洋)和枪弹;二是他并没有亲自参与此事,也是听别人说的;三是他后来曾几次专程到洪水箐去找过银元和枪弹,但未找到。

兰金甫还回忆说特派员“刘鹏是个老党员,他在国民党当兵过来的,打仗很猛,读了蛮多的书,字写得很好,枪法也好”。由此似乎可以看到乔明增的影子。刘鹏与乔明增是不是同一个人?若分别是两个人,又是怎样在同一时段到红三十四师的?都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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