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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三)

时间:2019-9-3 20:15:07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77  评论:0
内容摘要: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三)

(四)忠于职守,选择便于执行收容任务的落脚地

时间很快翻过1934年,进入1935年。开春之前,身高一米八多、健壮魁梧的山东汉子乔明增使出全身力气,选择村东北边的一片荒地,挖出石块,掘断树根,填平土沟,开出了约两亩的一片山地,与文永遂共同在新开辟的地里种上了易生长的荞麦、红薯、玉米等作物。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乔明增流落到这个地方不是“分田地”,而是开荒造田,自食其力。那年,乔明增开的荒地就有了很好的收成。

乔明增靠自己的体力和聪明才智,在这个地方暂时隐蔽了下来,以便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收容”任务。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三)

乔明增在塘尾巴的居住旧址

乔明增带文永遂等村民开垦荒地,平时还给文永遂及家人通俗易懂地讲革命道理。乔明增初到文家期间,看到文永遂一家老实可靠,还曾动员文永遂、文国权两兄弟等人参加红军,追赶部队。文家兄弟因为家里有瞎眼的老母,没法走开等各种原因,没有参加红军。文永遂深受乔明增的影响和教育,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他让游击队在家召开秘密会议,冒生命危险保护游击队领导,现今在当地传颂的《南瓜生弹的故事》讲的就是文永遂为游击队运送子弹的英勇事迹。

乔明增与文永遂亲如兄弟,在下地劳作之余,乔明增还教文永遂学习文化、练字。乔明增也在不断在自我学习,借阅翻遍了本村及附近村庄的藏书。乔明增废寝忘食的读书、练字,有时文永遂的父母喊他几遍才来吃饭。至今玉溪村民相传乔明增能写一手漂亮工整的毛笔字。乔明增这种爱好学习的精神,给村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附近村庄的家长们常常以乔明增为榜样,要求自己的子女好好学习。

乔明增所居留的塘尾巴距离清塘村、玉溪村都是2公里,玉溪村西距著名古村落月岭村仅1公里。月岭村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里三面环山,背依灌江,植被茂密,环境优美,人才辈出,科举时考取进士12人、举人23人。月岭村、玉溪村、清塘村时有俄文、日文的书籍,乔明增竟然能读出并翻译成汉语,这让这里的村民更惊讶乔明增是个“大文化人”,以至于今日的乡民们仍然交口称赞这位“懂俄文、日文”的红军大官。

乔明增流落在灌阳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奉命负责收容,并非重伤跟不上队伍。综合前后情况看,乔明增在湘江战役中负有轻伤,从乔、文两家人的回忆描述,乔明增是右腿擦伤;从文永遂家人的描述看,也不是重伤,因为他仍可以轻松地走路和开荒种地。

从文永遂家人的口述中可知,乔明增是主动找到了这个地方,在玉溪村田野中与文永遂主动搭讪,后留在了塘尾巴文永遂家中。乔明增选择文市玉溪村塘尾巴隐蔽下来,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此地距离红五军团部驻地水车镇同德村宾家桥屯“九如堂”仅2.5公里。“九如堂”这座建筑是同德村远岗公的私宅,远岗公,字九如,故称为“九如堂”,南距水车镇也仅2.5公里。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过境时曾把当时村中这座最大的院落作为指挥部。红军主力部队虽然走了,但“九如堂”曾作为军团部驻地,成为流落此地红军的一个精神堡垒。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三)

九如堂红三、红五军团指挥部旧址

二是西南距离银元埋藏点洪水箐12公里,便于照管这几担光洋,有机会时负责给流散红军发放安置费。洪水箐西北距新圩镇5公里,西距近201省道(灌阳通往全州、桂林的主要道路)仅3公里,隔省道对称相望即是今日著名景区千家峒、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科研基地小龙村。

三是红军在这一地区失散最多。从地图上看,南边的灌阳县城,北边的文市镇,西边的新圩镇,东边的水车镇,构成了一个菱形区域,洪水箐恰好处在这个南北长21公里、东西宽11公里的菱形中心位置。这个方圆10余公里的区域也正是当年红军长征过境灌阳时的鏖战区域,当时仅失散在灌阳新圩、文市、水车地区的红军约有3000余人。据统计,短期流落后又散往外地的有300多人,解放后一直住在这3个镇安家落户的流落红军有20多人。

本考察报告关于长征中红军人员“流落”“流散”“失散”这三个概念的区别理解是:“流落”是指长期落户留住在当地的人员;“流散”是指暂时留在当地后又散向各地的人员,包括“流落”和开小差、被俘人员,不包括投敌人员;“失散”是一个大概念,是指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因执行任务留下、伤病留下、意志薄弱游离等原因而离开部队,散去走失,再也没有跟上红军主力部队的所有减员,包括流落、流散人员,也包括被俘、投敌人员。

对于湘江战役中“流落”“流散”“失散”红军的认定和统计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在实际工作中几乎不可能精确到位。仅看似比较简单的流落红军统计就很难精确,绝大多数流落红军在解放之前,因为身份的特殊而隐姓埋名,大多生活在比较隐蔽的山村之中;解放后,因为怕背“逃兵”之名,怕担当政治风险,大多数同样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加之外籍的关系,其个人和家属子女,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一些不明真相的邻居的歧视,他们也不便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些潜在的严峻事实,在乔明增奉命留下后的当时也就已经存在,他的工作难度要比在红军队伍中增大了很多,他所管理的银元如何发放,都是一个艰难的大问题,埋藏起来的妥善保管,其实比发放了更令人担惊受怕。

乔明增埋藏在洪水箐的银元数量究竟有多少?有六担、三担、两担之说。据乔家人回忆说是六担,在灌阳洪水箐也有六担、三担之说,文家人有说是两担。传闻中多说是六担,我最早闻知此事,听说的即是六担。这个数字并非是为了至多,其实是有依据的,因为红军长征中的挑夫是以六担为单位编组的,红军官兵作为押解人员是分工一个人看管六个担子。一根扁担长约1.5~1.8米,在行军队列中的前后间距约3米,六个挑夫的距离是18米;战士徒步行军的前后间距是2米,一个班10人的行军占距约20米。所以,规定六副担子编为一个组是军事常识。红军长征出发时的中革军委命令中就有规定:“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每一伙食单位准点三把,伕子六担一把)。”可见“六担”即是一个编组单位。乔明增负责监管的六担银元,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编组。

(五)廉洁奉公,自食其力拓荒耕种“乔明地”

乔明增在塘尾巴隐蔽下来后,与村民打成一片,很快成为本地村民的好朋友,成为村民的一分子。他一方面为生存而起早贪黑的种地劳作,一方面联络失散红军。1935年秋天,大多数农作物因天旱少雨而减产或颗粒不收,乔明增好像会掐算一样,他开荒种的地有了很好的收成,因为他种的作物是极度耐旱的荞麦。乔明增是种田能人的名气也传了出来,这块地为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乔明地”,在桂北方言中与“荞麦地”同音,并成为方圆数十几里地的地标。

80多年过去了,乡民仍然亲切地称呼这片庄稼地为“乔明地”,或“明增地”。直到今天,这片土地仍然给几户村民带来好的收成。“乔明地”成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红军师长开荒种荞麦”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2019年5月,文阿星带我们察看了这块地。在这片土地上,果树和农作物生长茂盛。我们建议在这个地方立碑竖牌,让后人看到长征精神在这里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出来。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三)

乔明地

那年,乔明增开荒种的荞麦有着很好的收成,但其他作物大减产,加之大军过后因亡人过多而产生瘟疫,桂北地区在第二年(1936年)开春就遇到了春荒粮食不接之年。乔明增因为负有收容任务,平时秘密联络过流落在此地的红军。“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附近村庄都传闻在文市镇有一个红军大官,有人开始鼓动乔明增挖出部分银元以救眼前的灾荒。遇到灾年,农民更加贫穷,包括还有几个流散红军就动员乔明增说,发给我们的银元都用完了,现在能不能把埋的那些银元再挖一些出来,用以救急。

看着眼前的灾荒景象和急需救济的战友和村民,乔明增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挖出一点银元救急。为安全起见,他通知文永遂四弟兄和一个女婿参加这次行动。然而,如此大的一个行动,很快传遍了玉溪村及附近村庄,在乔明增和文永遂弟兄六人前脚刚到洪水箐时,后面跟上来了200多位村民,也要分得一份这个额外之财。这也就是至今在洪水箐百姓中口传的第一批挖银人员。从洪水箐村民的回忆看,乔明增带人来挖银元的时间在1936年3月上中旬。

乔明增本来是极不情愿带人来挖银元的,现在又看到了来了这么多人,“僧多粥少”,弄不好会引起更大的争斗和麻烦。乔明增不敢挖了,于是,他带着这帮人在洪水箐山里转了一大圈,像是大游行一样,当时的洪水箐村民目睹了这一壮观场景。乔明增带人群从山里又最后转到村口大枫树下,面带愁容的说,记不清埋在什么地方。大家七嘴八舌,催促乔明增再找一找。乔明增摇了摇头,表示已经无能为力,实在找不到了。然后,一言不发,他和文家兄弟一行6人回了玉溪村。

剩下的众人仍在洪水箐掘坑挖土,又折腾了数天,一无所获。有人找上门来,甚至软硬兼施,逼迫乔明增说出埋银元的“地形图”。乔明增再三解释说忘记地方了,也根本没有“藏宝图”,有村民在饥饿难当的情况下甚至恶语相加。平时一脸憨厚的乔明增开始变得焦躁不安,闭门在房间内,不再接触任何人。乔明增肯定是知道埋藏地点的,他怎么能忘记这么重大任务的地标呢?因为此后他曾向他母亲郑重叙述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及详细地点,在他的大脑中始终隐匿着那张“藏宝图”。所以,乔明增埋银元的故事在乔家人中的传说及细节比灌阳当地的传闻要更详细一些。

80多年来,乔明增埋在洪水箐的银元仍然完好无损藏在地下。却也引得一些人像投注彩票一样来此地寻宝,甚至凡是红军指挥部住过的地方也去掘土,挖的到处是坑,他们希望中注的彩票降落在自己的头上,却全部是无功而返。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三)

崇山峻岭中的洪水箐村

据洪水箐村民的一代代传说,红军过境约两三年后(这与乔明增离开灌阳的时间相吻合),国民党军和地方政府得知这里埋有银元和枪弹,便派军队来挖掘,用时半个多月,挖出了一担生锈的长枪,其他再无所获。也正是因为这担枪被挖出的事实,使附近村民更加坚信“六担银元三担枪,红军师长埋宝藏”的民谣和故事。此后,到洪水箐寻找银元的人有很多,他们多是以挖药材和旅游为名,实是好奇心驱使他们寄希望能找到银元。成群结队到洪水箐挖银元的主要有四批人:第一批是1936年春乔明增带的200余人;第二批是1936年夏国民党军挖出一担枪的那些人;第三批是“文革”期间流落红军兰金甫带来的100多人;第四批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南宁的地质队30多人在山沟里用仪器扫了几天,什么也没有发现。

“六担光洋”这个专属灌阳洪水箐的“财富秘密”,我以为还是留着不挖为上策。挖出来不如不挖,不挖是种精神。这种无形的精神财富会给当地的旅游资源,带来巨大的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效果是难以估量的。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三)

左图:在洪水箐挖出的银元及铜币;右图:红军流失在灌阳的“苏维埃”银元

在当年,乔明增挖银元未果的风波,严重影响了他在当地村民和流散红军中的信誉。村庄里的很多乡亲不再信任他了,有人说乔明增是想独吞这批银元,有人说乔明增可能就是个大骗子。文永遂家的大门口,天天堆满要见乔明增的人群。乔明增面对质疑,哑口无言。但文永遂和家人仍然相信乔明增,理解他的难处,并安慰他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3月底,地里新种的荞麦开始拔节,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丰收之年。然而,乔明增却心事重重,准备尽快离开此地。他向文永遂兄弟们说,银元这事已经闹大了,不仅是当地村民还会继续上门纠缠,给文家带来很大的麻烦,更重要的是被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方知道后,更大的危险会接踵而来。他决定不能再连累文家,自己必须作出牺牲,立即离“家”出走。向哪里走呢?去追红军,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大山里比较闭塞,乔明增没有得到红军的任何消息,不知道红军主力去哪里了。但他毕竟从军多年,曾是红军中比较高层的一名指挥员,有文化,有头脑,他肯定不能再回赣南闽西,因为有消息早就传来说原中央苏区已经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于是,他决定先回山东老家谋生,再找党组织和红军。

乔明增说走就走,他向文家全家人告辞,说是想念母亲、思念家乡了。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晚间,乔明增告别了在此生活了15个月的玉溪村,他身无分文,只身一人,以北斗星为方向,徒步走向北方的家乡山东。

临行前,乔明增与文永遂家人恋恋不舍。文永遂的妻子范发嫂特别拿出仅有的两斤糯米做成炒米,让乔明增在路上当作干粮,还送了自家种的几块中药材三七作为礼物,说是送给乔明增的父母。三七是治疗刀伤枪伤的有效药,乔明增来文家后对这种土产的特效中药有了新了解,当时的山东本土没有三七种植,所以,三七也是一种贵重礼物。两斤大米在灾荒之年,那可是救命的口粮啊!这即是军民鱼水情深的充分反映,也是乔明增与文永遂家人深厚情谊的真实见证,更说明了乔明增重情重义、敢于担当,以及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老百姓着想的高尚情操。

(六)忠孝两全,一路乞讨返回老家山东

乔明增戴个大草帽,拄根木棍,挎个篮子,完全是一个乞丐的打扮。实际上,从广西到山东这半年多的流浪生活,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乞丐。从广西灌阳文市镇玉溪村塘尾巴到山东肥城城关镇乔庄,今天的公路距离是1600多公里,即3200余华里。即使乔明增不迷路、不走冤枉道,包括他的乞讨时间、打工时间,他每天的平均行程至少在15华里以上。

乔明增就是这样一路乞讨,有时扒车,多数时间走路,吃了说不尽的苦难,历时7个多月,终于回到了山东肥城,时间在1936年10月底。

此时,秋收刚结束,早晚天气变凉。田野上还有已经收成了玉米棒子留在地里的玉米秸秆挺立在田间,这是乔家兄弟回忆中的一个农时重要节点。乔明增历尽千辛万苦,午饭时分终于来到家乡乔庄村南口,闻着空气中弥漫的家乡饭菜香味,饥肠咕噜的他却没有马上进村。他已经是一个战争经验丰富的军人,警惕性非常高,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也是有国民党政府民团的。他隔了个小河沟望着村口,在庄稼地里潜伏了一个下午,观察着整个村庄的情况。他的身下,正是8年前他离家出走时浇灌的那片玉米地。我们难以想象当年乔明增爬伏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一刻悲喜交加的心情,他后来曾像个孩子似的向他母亲哭述,他在河沟边的玉米地里已经哭了一下午,等哭够了再进村见父母。

天色已经黑透了,乔明增在平复了心情和确定无危险后,才向村口走去。后来,乔明增解释他千里迢迢回到乔庄没有立即进村,而是潜伏村口庄稼地的主要原因是“爱面子”,因为外出这么多年,如此狼狈地回村庄,太丢人了。晚上进村直接回家,可以不见外人。综合各种情况看,乔明增历经磨难重返故里,在马上见到父母之时却又在庄稼地里等了半天,警惕性高、爱面子、自我抒发情感压低声音大哭,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但自我抒发情感大哭,为了见到父母后不再哭泣、减少父母的悲痛应是首位的。

乔明增在夜暗中刚进村口,却正遇到了他的大爷乔学春,他热情地走上前,说:“我是明增啊。”乔学春楞在那里,不敢认乔明增。这时,隔壁的乔学贵大爷听到说话声,也走上前来,也被乔明增的乞丐模样吓着了,吃惊地问:“你究竟是谁?!”乔明增骨瘦如柴,穿着单衣,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夜色中更显得单薄,他把两位大爷吓得都连忙向后躲闪。乔明增走进家门后,母亲马上认出了他,激动的大声说:“这就是我的大儿子明增啊!”全家人都闻声围了上来。

母子8年后相见的场面感人至深。乔明增的父母看着眼前的大儿子,既与刚离家出走时的学生形象差别很大,更与想象中的“旅参谋长”军官形象差别更大。但对父母来说,没有阵亡在战场上,能平安回家就胜过一切,所有的担心也就放下了。

乔明增饿得很厉害,抓起干粮就吞吃。母亲连忙阻止,说只能给他喝点儿稀的,绝不能让他吃干的,更不能吃很多食物,应逐步增加,担心他把胃撑坏了。母亲连忙给他煮稀饭,稍凉后,盯着他,一勺一勺地慢慢喂下去。

乔明文回忆说:“大哥回来的时候,我有个印象,天冷地不冻。有一天下午,他从广西回到肥城,天还不黑,他不敢直接回村,就在我们乔庄这个村前,村前有道河,附近有块地里,他躺到那个地里睡觉了。睡到天快黑的时候,才进村里。他戴一个破草帽,一根棍子,一个篮子,要饭回来的。我那时候也就10岁吧。篮子里头有点什么吃的,他瘦的皮包骨头,这是很深的印象。”

今天我们在采访中,从广西到山东都听到了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这与乔明文中所说“篮子里头有点什么吃的”记忆是吻合的。据文阿星说,乔明增走的时候,家里送了两样东西,两斤炒米和三块三七。乔明增在回山东的途中,乞讨度日,挨打受骂,忍饥挨饿,这两样东西却都颗粒未动。这是怎样一种特别顽强的意志力和信念!在那种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情况下,时间长达半年多,他把两斤炒米带回家,一颗没动的献给母亲,作为孝敬母亲的礼物。母亲问乔明增为什么不吃一粒炒米,他回答说:这种炒米在广西灌阳很出名,山东没有这种炒米,留给父母尝个新鲜。当母亲手捧炒米袋,望着已经饿得脱了型的儿子的脸,啜泣不止。乔明增“忠孝两全”的典范形象,感人至深。

几十年后,又有了母亲替儿子还这个“炒米”情份的故事。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乔明增已经牺牲20多年,母亲向乔明增的弟弟妹妹8人分配任务,捐助粮票和钱,共给广西灌阳文永遂家寄了174斤全国通用粮票、75元钱。这个数目,在当时对文永遂的家庭帮助是巨大的;这个数目,更是文永遂的儿子文阿星记在心里永远难忘的两个数字,在我们的采访中反复提起。在我们对乔家的采访中,乔氏兄弟及家人仅仅是记得老母亲有这个“命令”,兄妹各自究竟寄了多少,都已经不记得数目了。现在看来,当时乔明增的母亲对灌阳文家收留和掩护了儿子非常感动,是作为报答而给文家以力所能及的帮助。要知道,在当时生活困难的计划经济年代,乔家也是勒紧裤腰带省出的这些钱和粮票。在自然灾害的年代,当时的粮食太珍贵了。

乔明增回到家乡以后,大概休养了两个多月才走出家门。他因为身体虚弱,不能下地干农活,别的力气活、重活他也干不了,只有让其他几个兄弟干。乔明文回忆说:“大哥回来后,在家里就是整天看书写字和恢复身体,地里的农活是爷爷、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弟兄干的。”

在父母身旁静心休养的这段时间里,乔明增向父母有详有略地悄声讲了他离家后的经历,说了自己内心对父母的愧疚,也说了自己为在湘江岸边没有完成收容失散战友的任务而愧疚,并多次说到“那个任务太重大了”,待革命成功后,一定要把那些物资挖出交给上级组织。乔明增还特别讲了在红军部队中政治觉悟的提高。他的话语无疑也对父母及家庭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就在此后数年,乔明增的6个弟弟全部参加了革命队伍,父亲乔学仁在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档案中看,乔学仁的入党时间恰是乔明增在家休养时期,这爷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交流,“老党员”乔明增很可能就是父亲乔学仁在政治思想上先入党的介绍人。而乔明增并没有在家乡肥城显露过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也没有参加过党的组织生活。他本人也有可能认为自己早已是中共党员,父亲虽然在此时入党,他本人却没有在肥城再入党,而是次年参加八路军后重新加入党的组织。

乔明增的身体渐渐得到恢复。他回到肥城老家时,按山东老家的年龄算法,虚岁24岁,早已是结婚生子年龄。二弟乔明祥已经结婚3年。为了拴住乔明增的心和出于多种考虑,父母赶紧找来媒人,为乔明增介绍了临近村庄李家的女孩。乔明增对这门亲事在开始时是有思想抵触的,他的人生志向绝不是在老家结婚生子,而是在远方的战友和革命理想。但他为了孝敬父母,圆了父母的心愿,并为弟弟们做榜样,遵从父母之命,听从媒妁之言,在1937年1月中旬的春节前夕,举行了婚礼。

1937年11月,乔明增的儿子出生,取名乔鸿庚。乔明友大乔鸿庚2岁,幼童时在一起玩耍。乔明友回忆说,1944年,乔鸿庚得了肺结核病,怕传染,不让进乔鸿庚住的那个房间。中医、西医都用过,乔鸿庚终因不治而亡,时年仅7岁。乔明增的妻子在孩子病死后3年,改嫁济南以北白马的一个工人。刚解放初,乔明增的父母仍担心她过的不好,还派乔明路去看望过,后来也就断了联系。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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