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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五)

时间:2019-9-7 18:50:11  作者:陈 宇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60  评论:0
内容摘要: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五)

(九)兄弟七人,满门英杰的革命家庭

1963年5月,乔明增的父亲乔学仁病逝,享年70岁。1989年6月,乔明增的母亲陈桂英病逝,享年96岁。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五)

前排为乔明增的父母,后排右一乔明路、右二乔明友、右三乔明恒

乔明增有六个弟弟,在他和父亲乔学仁的影响及带动下,都先后在青少年时期参加革命队伍,并成长为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

二弟乔明祥。1916年12月4日出生,1937年在肥城岳庄学木匠。1939年在焦庄磨面蒸馒头供应八路军。1941年不脱产基干民兵。1945年民兵队长、参加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土改等。1946年2月肥城第1区武工队侦察员,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2月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同敌遭遇负伤,锯掉右臂,定为一等残废军人。1948年秋返乡任乔庄村村长。1955年乔庄村初级社、高级社社长。1956年乔庄村高级社书记。1958年尹庄管区书记,出席省劳模大会。1977年乔庄贫协主任。1980年退下后,先后被评为肥城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老有所为先进工作者、党支部优秀党员。2013年2月病逝。

三弟乔明路,家谱中记为乔明禄。1919年2月13日出生。1929年本村及肥城第一高级小学学习。1936年本村中药铺中医学徒。1938年5月在本村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战争环境失掉联系)。1938年8月在八路军第115师后勤部被服厂任管理员。1943年曾多次冒险去日占区济南,为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收购军需物资。1945年在机关生产商店、冀鲁豫平原贸易公司、冀鲁豫华丰商店任业务员。1948年任冀鲁豫区贸易公司科员, 同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冀鲁豫区贸易公司驻津办事处代表。1949年8月华北蛋品公司(天津)科长。1951年华北畜产公司业务室(天津)副主任。1953年天津第一食品加工厂党委书记、厂长。1957年中国食品公司天津肉蛋加工供应站党委书记、经理。1958年天津第二商局企业处处长。1965年天津蔬菜公司政治处主任。1970年天津粉丝厂革委会主任,1973年天津市蔬菜公司副经理。1978年天津市副食调料公司经理、党委书记。1983年12月离休。1989年病逝。

四弟乔明文。1927年1月出生,1935年上学。1941年2月在115师后勤部被服厂工作。1942年8月在冀鲁豫行政公署教育厅给专员张维之担任警卫员。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0月冀鲁豫湖西军分区教导队学习。1947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1947年9月在冀鲁豫独立旅三团先后任保卫干事、连副指导员、参谋处参谋,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3月第17军第51师第153团保卫干事、保卫股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和大西南剿匪战斗。

1951年重庆西南军区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1952年6月贵州独山县公安局局长。1955年3月北京公安学院学习。

1956年贵州黔南自治州公安局副局长。1960年贵州兴仁县委副书记。1966年12月贵州兴义地区公安局副局长。

1970年贵州兴义地区交通局局长。1972年贵州兴义地区公安局局长。1975年山东平阴铝厂党委书记。1981年泰安司法局副局长,顾问。1986年5月离休。

五弟乔明武,又名乔民武。1928年10月24日生,年少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942年到冀鲁豫抗日高小读书。1943年在冀鲁豫军人被服厂工作,后在冀鲁豫师范(抗大分校)学习。1945年7月毕业,分配到部队(隶属八路军第129师,后来的二野),同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大西南战斗,曾任旅宣传队指导员、团参谋等职。1950年进驻云南,在解放军第60医院工作。1956年7月进入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回原单位工作,先后任协理员、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职。1965年底,因病离职休养,在山东肥城居住。在部队曾光荣负伤,落下终身残疾,多次立功受奖,获得三级解放勋章。1982年5月病逝。

六弟乔明恒。1930年10月出生,1938年在本村上小学,1942年在冀鲁豫边区抗日军属学校上高小,1944年在冀鲁豫边区一中学习。1945年8月15日冀鲁豫日报社电讯科译电员、报务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调冀鲁豫军区通讯科机务员。1949年7月调平原省广播电台筹建工作。1950年任平原省广播电台服务部副主任。1953年2月调中央广播事业局基本建设部门,先后任秘书、副科长、科长等职。1958年在北京邮电学院干部进修学习。1963年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控制室(播控中心)副主任。1969~1970年赴越南执行援越任务,任专家组长。1975年任主任。1983年任无线电管理局节目传送处处长。1986年离休。2008年病逝。

七弟乔明友。1935年9月出生,1942年在本村小学、肥城孔庙完小、冀鲁豫三中上学。1947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冀鲁豫日报社学员、报务员、译电员。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平原日报社报务员、译电员。1953年2月调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在传音科、无线电管理总处、技术部政治处任录音员、科员、干事、秘书、科长。1980年广播事业局干部司干部管理处副处长、处长。1985年广播电视部、广播电影电视部人事司副司长。1996年离休。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五)

左:乔明文;中:乔明武;右:乔明友

乔明增还有两个妹妹:大妹乔明兰,生于1920年11月,二妹乔明英,生于1924年11月,都已病逝。

在山东泰安地区,乔家兄弟的故事早就有传扬。大哥乔明增是以八路军烈士身份记入党史和地方志的,殊不知,这位大哥还是一位老资历的北伐军军官和红军干部。

(十)银光闪亮,乔明增精神充实和丰富了长征精神

本课题的考察,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历史细节是1936年秋乔明增由广西回到山东后写给灌阳文永遂的信。

1936年10月底,乔明增回到山东肥城以后,他总感到对不起房东文永遂一家人和流落在桂北的红军战友,因为他没有挖那个银元“救急”,还有很多战友流落在湘江、灌江两岸,他们的日子过得都很苦。于是,乔明增在家恢复身体期间,提笔给文永遂写了封信,首先告知他已经安全返回老家,特别主要解释不能挖取那些银元的理由,大概意思是:这些银元是用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我们个人不能拿。拿了就是犯罪,对你们也是不利的。你们拿到银元后会买地,就会成为新的地主,就会转变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不能挖这些银元。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成功,等革命成功后,我们再共同把这些银元交给上级党组织。

关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我们在采访中,山东肥城和广西灌阳相关人的回忆是大致相同的。遗憾的是这封信现在已经失传。现存的四封山东、广西之间的通信,是乔明增的三个弟弟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所邮寄,仍佐证着乔明增的红军经历和事迹,文物价值很高。

乔明增写这封信,解释他不能挖取银元的理由,在信中也留下了他的通信地址,成为后来两家联系的纽带,也为今日的考察留下了重要线索。否则的话,今天的考察就如同大海捞针,甚至无从下手。新中国成立以后,灌阳文永遂家的生活比较困难,危困中有村民又想起那些仍掩埋在深山中的银元,想起了红军收容师师长乔明增。文永遂家对乔明增更是念念不忘,想起在他家里这个“红军师长”如果还健在,对文家会有所照顾。用今天玉溪村民的话说:“如果乔明增能活到解放后,文永遂一家人有可能全部转为城镇户口,那些银元也可能对我们村有所帮助。”这句话非常朴实或俏皮,也说明当地村民仍然深情地怀念着乔明增。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五)

1976年、1977年乔家兄弟与文家的部分通信

1960年春天,桂北地区又逢灾荒,文永遂按照乔明增留下的地址,向肥城乔庄写了一封求助信,收信人是乔明增。文永遂很快收到了复信,然而复信署名人是乔明增的二弟乔明祥。他在回信中告诉文永遂,大哥乔明增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乔明增的父母得知文永遂的来信内容后,于是有了乔家筹集钱和粮票救济文家的感人举动。文永遂收到钱和粮票后,复信表示感谢。

1975年秋,乔明增的外甥尹燕林时在泰安市供销社棉麻站工作,因公业务到桂林出差,已从贵州调回山东的乔明文吩咐尹燕林顺路到灌阳乔明增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表达对文家的感恩之情,并向文永遂仔细打听乔明增的往事。尹燕林来到灌阳,在文家住了3天,文永遂向尹燕林详细讲述了乔明增在灌阳的事迹。尹燕林从灌阳回泰安后,向二舅乔明祥、四舅乔明文、五舅乔明武等当面汇报了此行在文家的所见所闻。乔、文两家又建立了通信联络关系。2019年5月11日,我们在泰安市采访乔明文时,同时也采访了尹燕林。

尹燕林在灌阳时,把乔明文等弟兄几人的通讯地址告诉了文永遂。于是,就有了后来文永遂分别向乔明祥、乔明路、乔明文、乔明武、乔明恒、乔明友兄弟6人写信的事情,乔家兄弟都写了回信,对当年文家人收留和照顾大哥乔明增的情谊表示感谢,也就有了我们的采访从乔明祥的复信信封“顺藤摸瓜”得知了乔明增的下落。

文阿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75年的时候,乔明增的外甥尹燕林来灌阳出差,专门来过我家,他要带我们三兄弟,我和二弟文亚新、三弟文赤心,其中一个去山东工作。当时我和二弟都结了婚,有家去不了,三弟想去,但我母亲想留三弟在身边,不让他去。我老表范修元知道这个事后,所以来找我父亲帮忙,介绍他去山东。”

1976年冬,文永遂的大儿子文阿星妻子翟寿菊之姨表兄范修元(平田村大背头屯人,时年28岁),从部队复员后在广西没有安排工作,家中生活也很困难,于是经文永遂介绍,给乔明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到泰安安排工作。范修元带着文永遂的信,坐火车来到肥城。乔明增的父母听说文永遂家的来信后,立刻让乔明祥、乔明文等兄弟尽力安排,并安排范修元暂时住在县城三街乔明武家中,与乔明武的三儿子乔云山同住一个房间。

范修元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到乔家后,乔母80多岁了,见到我后,说了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她想起她的儿子,一直哭。”“那时是冬天,天气很冷。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院子,也不是很宽,比较低矮。人人都穿一件黑大衣,那里很干旱,没有水,吃的是窝窝头,盐水煮白菜,也没有什么油水,生活很艰苦。记得有一餐吃了饺子,还是旁边的一户人家拿过来的,算是很高的礼遇了,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十大碗了。”(2019年8月15日,王游明在大背头屯的采访笔录)从范修元这段话中的“一直哭”和“生活很艰苦”等词语,我们更能感受到乔明增母亲母爱的伟大,在当时那种艰难的生活中,她仍然在替长子乔明增回报流落广西灌阳时的房东之恩。乔家全家节衣缩食,寄往灌阳文家的粮票和钱,包含着乔明增母亲多少的思念和情谊,文家后人当不能忘记,乔明增的革命精神、爱民精神也闪烁其间。

由于范修元不习惯山东的生活习惯,特别是不习惯吃玉米煎饼的主食,“吃进去咽不下”,他在山东待了约一个月后,就提出返回广西。后由乔明增的母亲出火车路费,送回广西。

范修元离开肥城时,乔明增的母亲还给范修元准备了路上的干粮,并作为礼物送给文家,也就是鲁西人的主食煎饼,而且是上等的细粮玉米(包谷)煎饼,当时的山东人吃的主食煎饼多是地瓜(红薯)面等粗粮制作的煎饼。文阿星回忆说:“范修元给我家带回了一斤多包谷皮面,拿报纸包着,打开切开后,我们全家都吃了。我吃了一口,咬去整个嘴巴里都是粉粉,嘴巴外也全是粉粉,确实是咽不下。范修元说这个包谷面皮在山东就是好东西了。范修元回来后就在老家种田为生了。”文阿星所说的“包谷皮面”,也就是玉米煎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是鲁西的玉米煎饼,还是桂北的灌阳炒米,在当地都是著名特产。桂北人不习惯鲁西的生活习惯,口感煎饼难以咽下;实际上,灌阳人今日仍然作为名特产的炒米,在山东人口中并不好吃,也仅是勉强咽下而已。

乔明文回忆说:“广西文家与乔家我们哥几个都写过信,我们也都给广西寄过粮票等。再后来我在铝厂工作时就给广西文家所在的乡政府写过一封信,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如果困难情况属实,乡政府应负责对他们问题的处理。从那以后,文家没有再来信联系。”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五)

左起:乔明文、尹燕林、文阿星、范修元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非常庆幸留下来的书信往来联线,又有乔家和文家分别有后代人来往沟通而留下的一些口述史料,乔明增的事迹梗概才能在今天仍能比较准确地对接起来。

乔明增在北伐军、国民党军、红军中的简要从军经历,主要来自于乔明增回山东后,他向父母的口述,父母再向其他子女们转述。在乔明增父母的口述中,主要有这么几个关键词:乔明增在肥城县城参加北伐军后,部队转战黄河两岸,中原大战后开到济宁,后又开到福建汀州,职务是“旅参谋长”;在江西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在漳州作战中负过伤;湘江战役后任“收容师师长”,因而离开部队,流落广西北部灌阳。

关于乔明增的职务,在采访中主要听到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旅参谋长,这个职务是在宁都起义之前的职务。在采访中,乔家兄弟多次说到这一职务,他们的模糊记忆中主要是乔明增从广西回山东后对家人所讲。第二,收容师师长,湘江战役留下了很多伤病红军,需要有领导人组织和管理。第三,收容营营长。以上各种说法现在仍存疑。我们在采访中,乔家多人都提到“旅参谋长”这个职务。在灌阳当地村民中,关于乔明增的职务,一直传闻是个“大官”,广为流传的是红军“收容师师长”。在埋藏银元的洪水箐,当时就风传“埋藏光洋的大官在文市”的说法,指的就是乔明增。

乔明增在国民党军中的职务为旅参谋长,主要是乔家人的回忆;红军收容师师长,主要是灌阳百姓的传言。无论怎样称呼,事实已经证明乔明增是一位政治立场非常坚定的红军干部。从1928年6月他参加北伐军,至1934年12月他离开红军部队,这6年半时间,按时间推算,论兵龄、资历、文化程度,他的职务应在正团级以上。在当时的残酷战争环境中,军中职务多是半年一提,甚至是一战一提,乔明增的职务在长征初期无疑已经相当高了,应在正团职之上。乔明增在家乡读书时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红军以后,因为文化程度高,接受教育快,很快入党,成为一名忠诚而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他是“红军收容师师长”的传言极有可能是真实的临时职务。

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确实存在“收容队”的编外机构。

1934年10月9日,长征前夕的大战略转移准备时,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指出:“由政治部协同司令部、卫生部与保卫局加强收容队与拦阻队的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与逃跑投敌现象。”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其中有:“各梯队应派收容队,收容落伍病员,最后梯队负责消灭路标,并派拦阻队,防止逃亡。”10月20日出版的《红星》报第1期第2版《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加强收容队、拦阻队中的政治工作,对于组织逃亡及叛变投敌份子,应当有阶级警觉性,给以适当的处置。抓住逃亡中的严重事件来教育全体红色战士。”由这些文电可见,红军部队中的确有“收容队”的机构,并有“拦阻队”的机构,主要由政治部门协同司令部、卫生与保卫部门的派出人员组成,属于非在编编制。

10月23日,朱德在发出关于红军渡过信丰河继续西进致各军团电中指示:“除五军团与第二纵队外,其余各兵团应停止后运伤病员。”因为红五军团和军委第二纵队走在最后,此时还在中央苏区内,所以此电文说明“除五军团与第二纵队外”,也即说明自这天起,中央红军处于无后方作战,伤病员开始沿途就地安置,收容队的工作更加繁重和艰巨。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从10月8日所拟制的《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看,担子有714副,有的回忆文章说是1000多副担子,“所带的行装太多,笨重机器装得太多。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项机器,通通都拖走了。专门担任运输的就有五千人。”(施平《英勇的西征》)所携带行装如此之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严重影响了行军。11月10日21时,朱德致电军委第二纵队罗迈、邓发,“五军团留现驻地一天”,“利用一天时间,依军委决定迅速将减少的三百担资材毁弃与分散完毕,以便完全解放教导师运输任务,并准备十二号继续西进。”由此资料看,红军过湘江前夕,约还有400多副担子,挑夫约2400人。

在突破湘江前夕的11月23日,中革军委特别指令“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在渡过湘江后的12月8日,中革军委又指令:“一、三、五军团后卫部队应负责在通敌各来路破坏道路桥梁,并收容落伍病员。”

从电报档案和回忆文章看,团级以上各部队都有自己的收容队,收容队多由临时派出的连级部队轮流担任。11月29日出版的《红星》报第6期第2版载文《发扬阶级友爱》记载:“斗部第七连每次轮到该连的后卫和收容时,都遇着有病员不能走,该连能把病员抬上来。”

因为“收容队”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临时组织的编外机构,“收容队”负责人的职务称呼,很可能多是仍称原职。 湘江战役后,乔明增奉命留在当地收容失散红军,负责“收容队”,这是可以确定的史实。当地流传的“收容营”“收容师”的组织机构编制名称及职务名称,还有待考证。

关于乔明增的生平事迹,乔明增的6个弟弟早就想理清,几十年来曾多次向有关党史部门和上级组织写过反映材料,但都困于没有佐证史料而无法深入考证,广西灌阳和山东肥城之间的官方也始终没有联通,也就没有任何结果。

从乔家弟兄们的“申述信”看,乔明增的生平简历已经相当完整。2004年10月4日,在北京国家电影电视总局离休的乔明恒给肥城市宣传、党史等部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大哥乔明增,生于1913年12月10日。1928年15岁时外出当兵,部队开到江西,全部起义,改编为红军,在江西、福建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长征途中,他们的部队在广西灌阳文市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他得到了当地群众文永遂的掩护,隐蔽在山上开荒种地。1936年要饭回到山东。‘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参加八路军,在长清独立营三连任连指导员,后编入冀鲁豫独立旅仍任指导员。1940年在鲁西范县吴桥战斗中牺牲,时年27岁。”乔明恒并在信中提出:“建议对我大哥参加红军、长征那段历史给予确认”,“墓碑上的八路军连指导员,应改为红军师长”。“如果确认我大哥乔明增曾参加红军和长征,是对我们家人的极大安慰。”

由这些信件也说明,乔明增回山东后肯定很详细地向父母讲过他的从军经历,乔明增的两次从军经历又通过父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乔家弟兄中口口相传,“红军师长”的职务在乔明增父母的记忆中也是早已有之。乔明恒的最后这封“申述信”,要比我在2006年7月湘江岸边始闻“红军师长埋宝藏”的故事还要早两年。可惜当年未与乔家有联系,若在10多年前就有联系,或许还能征集采访到更多关于乔明增的生平事迹。乔明恒在写这封信6年后去世。

现在,我们通过近半年的采访和材料梳理,乔明增的英雄形象已经栩栩如生树立在我们面前。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见到乔明增的照片影像。乔明增的身影、长相只能从他的父母及弟兄身上去找相似处了。

从我们在采访中目睹的乔明增的四弟乔明文、七弟乔明友看,他们的身高都在1.8米左右,典型的山东汉子。他们说,兄弟7人,身高最高的是大哥乔明增,约在1.85米,最矮的是1.73米的六弟乔明恒,其他在1.76米至1.83米之间。从照片上看,父亲乔学仁的身高约1.76米,母亲陈桂英的身高约1.65米。从乔家兄弟提供的年轻时照片,还有乔明增父母的照片,以及乔家兄弟的回忆,若为乔明增画像,应该就是乔明文、乔明友等兄弟的这么一个脸庞。

至此,我们的考察成果可以肯定乔明增烈士的故事主线是完全真实的,事迹并且非常感人。一些历史细节、情景还尤其典型特殊,不同于我们已经熟悉的英雄,他是体现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又一英烈和新类型的英雄。特别是山东肥城、广西灌阳、“群众工作模范团”可以作为一个英雄人物来加以大力赞颂和宣扬。

乔明增以自己短暂的青春、不平凡的经历,铸造了“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忠孝两全、革命到底”的革命精神。

“六担银元三担枪,红军师长埋宝藏”“六担银元三担枪,大枫树下坐师长”等民谣中的宝藏,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那些数量有限的银元,而是银光闪亮的精神宝藏。乔明增在灌阳战斗、生产、生活只有近两年,但他与当地村民结下的军民鱼水情,在当年就已经跨越桂鲁两省,在今天更是跨越了80多年的时空,丰富了长征精神。

乔明增回到了北方,他尽孝在父母膝下结婚生子,他尽忠革命到底牺牲在抗日战场。但他在长征路上的足迹却从湘江岸边延长,他拓荒的“乔明地”如今不仅已经成为当地文旅活动的一个著名红色地标,并在桂北大地无形地延展开来。

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五)

灌阳新圩阻击战纪念馆

“忠诚”是军魂。长征精神在湘江战役中的主题词就是“忠诚”,誓死保卫党中央。湘江战役体现了长征精神的全部内涵:坚持、牺牲、吃苦、团结、求实。乔明增精神之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忠孝两全、革命到底,凝结在坚持、牺牲、吃苦,升华为对党的“忠诚”,在每一个侧面都有着独特的闪光点。乔明增在湘江战役中所体现出的长征精神,不仅在血与火的江面上,还在灌阳大地的“乔明地”里,还在洪水箐的深山老林中。

乔明增精神,为长征精神增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添彩。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五)

主要参考书目:

  1. 1.《红军长征过广西》,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编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
  2. 2.《肥城县志》,山东省肥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4月。
  3.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年9 月。
  4.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年9 月。
  5. 5.《桃乡百年》,中共肥城市委宣传部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
  6. 6.《肥城人物》,肥城市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11月。
  7. 7.《中共肥城地方史(1927年-1949年)》第一卷,中共肥城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1月。
  8. 8.《八路军山东纵队史》,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9. 9.《子弟兵的足迹(泰西卷)——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及泰西区武装发展壮大历程》,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等编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2月。
  10. 10.《中国共产党灌阳历史(1924-1949)》第一卷(内部发行),灌阳县史志办公室著,2010年12月。
  11. 11.《肥城抗战纪事》,中共肥城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肥城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
  12. 12.《红军长征年谱长编》,陈宇编著,北京,蓝天出版社,2016年6月。
  13. 13.《灌阳文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4辑,政协灌阳县委员会编,2016年11月。
  14. 14.《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7月。
  15. 15.《红军在灌阳故事集》(内部发行),文东伯主编,2018年10月。
  16. 16.《红军在灌阳》,中共灌阳县委党史办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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