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洪：“遵义会议”纪念体系的初建

在制作系列纪录片《遵义会议轶事》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们有幸买到了两份珍贵的历史史料，一份是1951年7月5日的遵义地委和行署的机关报《遵义新闻》，另一份是1952年上海出版的周刊杂志《展望》。

《遵义新闻》报头版上登载的两篇文章和《展望》杂志第登载的《红军在遵义的时候》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洋溢着遵义地区各族各界人民对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洋溢着对带给人民幸福生活的共产党的热爱，洋溢着红军的挚爱，洋溢着对纪念遵义会议的崇高热情。

（图1：1951年7月5日《遵义新闻》-1版）

《遵义新闻》报头版上登载的《遵义专区各界人民为纪念“遵义会议”启事》的文章中提到：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这里开了一个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我们遵义专区的300万人民，都因此引以为傲和光荣。”

“我们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进行了30年。……革命从曲折到胜利，其中有一个转折点，就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就确立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胜利的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的抗日战争，四年的人民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大陆上，赶跑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结束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这都和‘遵义会议’的成功分不开的。”

“‘水有源，木有本’我们遵义人民，在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遵义时，毛主席、共产党就给我们指出来正确斗争的方向。解放后，一年零九个月来，共产党又领导人民剿灭了匪患，进行了减租、退押、合理负担等一系列反封建斗争，打垮了封建统治，人民做了主人，一部分地区并且实行了土地改革；在城市里经济也日渐繁荣，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为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全区11个县的人民，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

在遵义地区刚刚解放一年多，百废待兴，遵义地区11个县的各族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遵义地委的领导下，就专门为纪念“遵义会议”而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

《遵义新闻》报头版上登载的《为纪念‘遵义会议’专区各界成立‘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的文章中提到：

“遵义专区各界人民为纪念‘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今年六月一日就组织了临时的筹备会，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六月三十日，预备会邀请了本专区各族各界代表商量纪念‘遵义会议’的各项办法。……到会的代表都说‘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修建建筑物来纪念伟大的会议和毛主席，是应该的，是全区人民的光荣责任。”“最后确定苗春亭同志、李苏波专员等四十三人为‘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委员。该会并与七月一日正式成立。”

根据费侃如、田兴咏、孔庆云等老人讲述，遵义专区专员李苏波是主任，副主任有几个，其中一个是朱振民，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遵义解放时他起义了；还有一个是张肇奎，解放前是遵义的袍哥大爷，1935年红军长征到遵义的时候，他带领、组织老百姓欢迎红军进城，遵义解放时，他又带遵义的各行各业人士欢迎解放军进城，是个进步人士。至于这11个县（当时遵义专区还没有余庆县）的43个委员中还有哪些人参加，我们企盼遵义地区各县能继续提供线索。

（图2 左：中年朱振民；右：张肇奎）

这个有当时的遵义专区专员李苏波、遵义军分区司令员李程和遵义地委宣传部长苗春亭等，与专区11个县的代表举行的商量会，大家集思广益的商商量量，决定了具体的纪念“遵义会议”的办法。

（图3 左起：李苏波、苗春亭、李程）

《遵义新闻》报头版上登载的《为纪念‘遵义会议’专区各界成立‘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的文章中提到：

“大家决定在遵义老城的桑园，（过去“遵义会议”的地方）修建革命文物陈列馆，在天主堂（原来中央召集高干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的地方）修建一座可容三千人的纪念堂，并在纪念堂附近修建大操场和游泳池。在新城桃源洞和湘山寺修建烈士陵园和纪念塔。”

第一，要修建革命文物陈列馆；

第二，要修建可容纳三千人的纪念堂；

第三，要修建大操场和游泳池；

第四，要修建烈士陵园和纪念塔。

当然，围绕这些主要的建筑物，应该还有配套的建筑物。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整个贵州省是全国最穷的地方。遵义第一任地委宣传部长，也是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的副主任委员的苗春亭，在《从赣东北到遵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国民党政府在遵义地区留下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1949年全地区农业产值人均只有49元，工业产值人均只有0.6元……”

(图4：从赣东北到遵义序言-苗春亭）

刚解放一年多的遵义地区，其他的暂不说，光是清剿五万多的匪患，就要大量消耗本就很穷的财力物力。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遵义专区各族各界人民决心要修建那么多的建筑物来纪念“遵义会议”，这让我们感觉很震撼，遵义人民为了纪念“遵义会议”真的是拼了，不惜奉献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要纪念“遵义会议”。

这张《遵义新闻》报上提到的一个叫桑园的院落，是过去“遵义会议”开会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在买到这两份珍贵的史料之前，我们采访了遵义的很多研究“遵义会议”的老人，如费侃如、曾祥铣、田兴咏、王刚、唐猛、关黔新、葛振亚、孔庆云、孔庆堂、孔霞等等等等，他们都提到，在现在的“遵义会议”会址找到之前，曾经找到过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堂，是“遵义会议”开会的地址，费侃如老人还提供了一张天主堂正门上挂着“遵义会议”地址的老照片，我们也高价收集到一张新华社发的天主堂内景的老照片，注明是：“这里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解放后已成为革命纪念地”。所以，这张《遵义新闻》报上提到的“遵义老城的桑园（过去‘遵义会议’的地方）”，这就使我们很兴奋，马上寻找“遵义老城的桑园”在哪？

（图5：遵义会议召开会堂五十年代老照片）

拜访了很多研究遵义历史的老人和一些遵义老城本地长大的老人，都没有结果。我们还是在1952年的《展望》周刊杂志第23期上登载的《红军在遵义的时候》一文中找到了一点线索：

“在解放路一家朱黑色的大门里面，有一排黑色的瓦房，屋前长着高大的槐树，这就是17年前毛主席住过的房子。房子没有改样，就是屋前的园子由桑园改成菜园了。现在长的是一片绿油油的包谷、梨树和蔬菜。现在，几乎每天都有陌生的客人要求到这个院子里来看看。因为中国共产党曾在这个院子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图6：《展望》封面和红军在遵义的时候）

但是，这个桑园到底在哪？我们多方寻找，没有找到。这个院子是怎么被认为是“十七年前毛主席住过的房子”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院子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个院子后来又怎么样了？我们没有寻访到知情人，也没有查到书刊、报纸的只言片语，所以，无从考证。只是从新华网下属的中国军网上，寻到一丝蜘丝马迹，在这篇名为《一组珍贵老照片带您“穿越”回遵义会议》网文中，没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只有三张老照片。图片来源于解放军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提供。第一张照片没有注明是什么地方（估计是“遵义会议”开会的地方），第二张照片注明是“遵义会议”时毛泽东的住地外景，一排黑色的瓦房，屋前长着高大的槐树。我们提供这点有限的线索，希望我们今后能和遵义人民一起，继续查找。

（图7：第一幅）

（图8：第二幅）

遵义人民通过自身的认识寻找到两处“遵义会议”地址，在“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成立之前，找到了桑园；在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成立以后，找到了“天主堂（原来中央召集高干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的地方）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并挂上了“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

代表遵义专区各族各界人民的‘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主要的任务是要修建这些纪念建筑物和配套的建筑物，这然我们感受到，在1951年的时候，遵义地区的各族各界人民，就已经确立了建立“遵义会议”纪念体系。

我们从当初支援红军药品的遵义县太平洋药房的老板谌明道先生的儿子，遵义师院的教授谌世昌处了解到，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给谌明道先生发过一个通知。从通知上我们看到，1951年9月，又发起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这应该是为了专心地搞好这些建筑物而专门成立的，应该是“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所属的一个专门机构。因为谌世昌教授在2005年6月21日把“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给谌明道先生的一些资料，捐献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所以，我们在前期的大量采访中，听到的都是“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这个名称，没有听到“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的名称，但是，查找资料时，在《遵义市志》上，看到的都是“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

（图9：“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给谌明道老先生的通知）

（图10 左：谌明道老先生；右：谌世昌教授）

“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成立后，“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对7月1日成立时决定的修建4处建筑物的位置进行了集中调整和统筹安排，原定在天主堂旁修建大操场，而天主堂旁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所以改到了新城外面的鲤鱼田，原定在天主堂旁修建大操场的位置，新增了修建“遵义会议”纪念公园；原定在天主堂修建容纳三千人的纪念堂，因为天主堂年久失修，而且已经确定是当年“红军高级干部开会的地方”，那是文物了，也不能拆除扩建，因而就把“容纳三千人的纪念堂”的功能分开，天主堂就是纪念堂，容纳三千人开会的地方另找地方。天主堂定为“遵义会议”纪念堂，听田兴咏副馆长说，他曾经在天主堂的背面（靠河边那面）看到过挂着“遵义会议”纪念堂的大牌子。我们没有找到挂着大牌子的照片，但我们买到了一张写着“遵义会议”纪念堂的老照片。

（图11：遵义会议纪念堂）

估计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旬，“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的人员，发动遵义群众，继续寻找“遵义会议”地址，在大量地走访了遵义的群众和老红军，都说红军来的时候，在天主堂开过会的，按费侃如老人说的，说天主堂开过会的人多了，就干脆在天主堂经堂的正门，挂上了“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

（图12：“遵义会议”地址-费侃如提供）

天主堂被确定为“遵义会议”纪念堂和“遵义会议”地址以后，遵义市政府与当时天主堂的负责人协商，政府用遵义四方台地区的三个院落与天主堂调换，面积则与原教堂相当。1952年，天主教堂从杨柳街迁往四方台新址。跟着，成立一年多的遵义市图书馆迁入天主堂大院。曾祥铣老人曾告诉我们，50年代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到天主堂大院的图书馆去借书。

（图13：遵义天主堂内图书馆）

如今，杨柳街天主堂大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为了尽快地建成“遵义会议”纪念体系，遵义人民说干就干，很快就动工兴建三处纪念“遵义会议”的建筑物。

就在“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成立的当年，1951年的11月，就开始动工兴建遵义会议纪念广场（大操场）。 据《遵义市志》记载：

“1951年11月27日，遵义党、政、军、各界人士二万余人于凤凰山西南麓、湘江河滨的鲤鱼田动工兴建遵义会议纪念广场。”

“即日起，各界群众分批参加义务劳动”。

“12月30日竣工。场宽200米、长250米。”

仅用一个月的时间，遵义人民就建成了那么大的纪念广场。修建时间够快的了。

（图14：遵义会议纪念广场）

从此，这里成为了遵义地、市、县委和政府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大型活动和遵义人民开展体育运动的地方。遵义各族各界人民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32周年、33周年、34周年、39周年、40周年，均在这个地方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

1952年初，刚建好纪念广场，就马上动工兴建了遵义劳动人民文化宫。当年底竣工，修建的时间也够快了。

（图15：遵义市文化宫）

遵义劳动人民文化宫使用面积2000余平方米。基本能达到容纳3000人在室内集会的规模。原定纪念堂要容纳3000人开会的功能，就移到了遵义市文化宫。1970年到1977年，劳动人民文化宫大会厅的一楼和二楼，曾经做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一个大型的“遵义会议”陈列馆。

1952年初，开始兴建遵义会议纪念公园。

1951年，按照遵义行政公署建立遵义会议纪念体系的总体设想，由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决定，在老城次东门至柏家堤坎一带，拆除老旧城墙，改造城墙内王、杨、苏、宦四家公馆和私家花园，开发城墙外田土与河滩，包括以前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实验工场，建成遵义会议纪念公园。注意，决定新增减“遵义会议”纪念公园，是由“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决定的，不是“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决定的。这更加证明，“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应该是“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所属的专事建筑的机构。

在“遵义会议”纪念公园项目铺开以后，遵义地委就调了一个老红军——孔宪权来负责。按田兴咏（1962年3月到1965年11月与孔宪权共事））、唐猛（1957年5月到1959年与孔宪权共事）、孔庆云（孔宪权大儿子）和孔庆堂（孔宪权三儿子）等人的回忆，大约是1952年底到1953年初，孔宪权被调来筹委会当秘书，就是现在的办公室主任那种，具体负责人。

据《党史文苑》2013年第7期上登载的《老红军孔宪权与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章中介绍：

“孔宪权，1911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经黄克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中，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小团的团长，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长征途中，担任过红三军团第四师侦察参谋、红三军团第十二团作战参谋。”

（图16：《党史文苑》2013-7-孔宪权与遵义会议纪念馆）

孔宪权在自述文章《大战娄山关》里写道：

“我原名孔权，在红三军团四师任侦察参谋。扎西整编后，取消师的建制，充实战斗部队，我下到十二团任作战参谋。”“听到传达团首长的命令，要组织突击队，大家争先恐后，纷纷要求参加。”“我当时作为营的作战参谋也参加了突击队。”

在中央红军“二进遵义”前攻打娄山关下黑神庙的战斗中，参加突击队的孔宪权的右腿胯骨被打伤，前面六个洞洞，对穿对过十二个枪眼。解放后给他评残的时候，测量双腿长度，右腿比左腿短了12厘米。受伤将近两个多后，被红军总卫生部把孔宪权安置在遵义懒板凳（现在的金沙县）的大岚头养伤。当时给他留下一个叫张万魁的军医、一个叫龙世文的护理员，还给他留下用于疗伤和生活的三百元大洋。

据黄克诚在《黄克诚回忆录》回忆中记载：

“娄山关和遵义城两次战斗，虽然将敌人打败，……我们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伤亡。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孔权当时留下来就地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据龙世文的大儿子周光明回忆：（遵义历史文化2011第1期）

“我父亲龙世文江西新赣县人，17岁参加红军，在红军总医院当护士。1935年受组织和领导的委派，在金沙县大岚头留下来照顾娄山关战斗中负伤的孔宪权伯伯。当时留下来的还有一位军医叫张万魁。由于孔是被机枪子弹打穿右腿，不能行走，一直躺在床板上，大小便由龙世文抱着解。”

（图17：2011年3月，参加“孔宪权百年诞辰座谈会”的龙世文的两个儿子在娄山关）

孔宪权的大孙女孔霞告诉我们：

“他当时睡在一个门板上面，又没有便盆，他又要解手，而且他是胯骨打断，整个下肢基本上就不能动，就在门板上就给他凿个洞，在屁股那地方就给他凿个洞，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大小解，在这门板上了躺了20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

据龙世文的大儿子周光明回忆：（遵义历史文化2011第1期）

“一个多月后，军医张万魁带着部队留下来的大洋和烟土逃跑了。就龙世文一人不离不弃始终在孔宪权身边护理。两年来这其中的艰难、困苦、危险，难以想象。若干年后孔宪权伯伯回忆这段往事，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没有你父亲的照顾，我是绝对挺不过来的。”两年后孔宪权以能够下地行走，为了谋生，不暴露身份，他们两人不得不分开。”

（图18：《遵义历史文化》2011第1期-封面和龙世文）

养好枪伤后，可以行走了，孔宪权就与龙世文分开，各自谋生。跛腿的孔宪权流落遵义南边多个地方，学过中医，种过蘑菇，当过货郎，打过短工，帮人打过官司，做过瓦匠……

遵义解放后，他联系上当年的老战友、老上级，时任贵州省长的杨勇，省委书记苏振华，两个老战友给他安排了工作，在遵义第七区（枫香区）当副区长。联系上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黄克诚，给他证明恢复了党籍。“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需要人来负责具体事务，又把孔宪权调来当秘书。与孔宪权共事过的原“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田兴咏回忆：“确定是来当秘书”。

孔宪权的三儿子孔庆堂回忆：“刚搬家到遵义时，暂住在纪念公园工地，那些工作人员来找他，都叫他“背书”，就是秘书，当时他们那个班子就不到十个人”。

筹备会的秘书班子，也就是孔宪权他们几个，除了继续在遵义民间寻找“遵义会议”地址以外，发挥孔宪权是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与当时红三军团的领导熟悉的优势，开始向中央高层询问“遵义会议”的地址。并遵照筹委会1951年向遵义地区和全国人民以及各革命机关团体发出的《启事》的精神，申请遵义行署向贵州省委省政府发函，请求贵州省委政府向中央发函询问遵义会议地址的信息。

据原“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如回忆：

“最早回函的是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他们回函说：“在一个文件里面看到是在黔军军阀柏辉章家开的。”“根据这个档案线索，孔宪权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同时把会址的照片、位置等，并请工程人员画好平面图，拿到北京去请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审查。”

195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当时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并参加遵义会议的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

据原“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田兴咏回忆：

“中央办公厅回话以后呢，贵州省委就通知我们遵义开始筹备。原来柏辉章那个房子还住着遵义地区公安局在里面办公，就迁出去，迁出去之后就做为遵义会议会址的旧址，准备筹备的工作。”

（图19：上世纪50年代遵义会议会址-公安处）

“1954 年11 月，文化部批复指示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1955年2月，贵州省文化厅批复同意孔宪权同志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的馆长。

由“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秘书处，蝶变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孔宪权由筹委会负责主持工作的秘书，正式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的馆长，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

（图20：1962年的孔宪权）

现在“遵义会议”地址终于确定了，随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的成立，纪念馆的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千头万绪，在我们的采访中，被提起最多的，要算收集资料和文物的工作了。

原“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田兴咏告诉我们：

“孔宪权当馆长的时候，就派出三个组出去收集资料，当时纪念馆筹备处的人只有八个人，抽不出那么多人来，就纪念馆派出三个人，然后到文化局、剧团和其他单位抽人，组成三个组，两人一组，出去收集资料。“沿着红军长征路线，从通道、黎平开始，占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等等，沿途收集资料。”

曾经当过纪念馆筹备处秘书的唐猛告诉我们：

“沿途收集资料都是靠徒步，又没得交通工具。有次我和郭旭珍一组，走的是“四渡赤水”这个路线，从遵义出发一直走，走到仁怀，过四川，一直到云南的威信。我们两个一天最远的路走了八十里，一般都是三十到四十里就住下了，沿途还要访问一些遗留红军。回来以后我们两个还有一条线就是，红九军团的路线，从金沙那边插到毕节，插到云南去。我们两个就走了七、八、九三个月”。

孔宪权的大儿子孔庆云告诉我们：

“他们跑遍了红军在遵义地区、在贵州省经历过的所有地方，还跑到与贵州周边，红军长征走过的四川、云南和湖南好几个省，沿到红军长征这个路上，访问当地老百姓，收集包括红军留下的武器、弹药，服装、旗帜、用的货币，还有其它这些有纪念意义的文物，都征集了很多很多的。”

原“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田兴咏告诉我们：

“收集到一千多件文物。现在纪念馆的文物，都是那个时候打的基础，以后就基本没有像那样收集过文物了”。

曾经当过纪念馆筹备处秘书的唐猛告诉我们：

“当时遵义文化系统就一个党支部，包括一院（电影院）、两团（京剧团、川剧团）、三馆（文化馆、图书馆、纪念馆），这么多单位包括我一共才七个党员，纪念馆的党员最多，就成立一个纪念馆党支部，孔馆长是支书，我是副支书兼组织委员。外出收集资料的都是这“一院、两团、三馆的人”。孔馆长腿不方便，就坐镇指挥。他经常关心和帮助外出人员的家里的状况，我们大家回来以后都很感动，老红军就是有老红军的作风，所以大家都主动分工给他分担很多工作。”

原“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田兴咏告诉我们：

“收集了起码上百万字的资料，就把其中的约二十万字整理出来，出版了一本书叫《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本书是当时全国第二本反映红军长征的书。”

（图21：《红军长征在贵州》封面）

曾经当过纪念馆筹备处秘书的唐猛告诉我们：

“在找到并确认了“遵义会议”开会的会议室后，我们就陆续恢复了会议室和作战室的展陈，并在其他房间布置了辅助展陈，就开始内部预展，凡是有单位开介绍信来的，就可参观，我们自己当解说员。”

（图22：首次布置的遵义会议会议室-最开始陈列）

（图23：找到会议桌后布置的遵义会议会议室）

“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不光负责纪念的筹备工作，还肩负着“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在抓紧纪念公园的建设进程外，还在筹备红军烈士墓的工作。筹备会的委员和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发动遵义人民，寻找1935年初，牺牲在遵义的红军遗骸，陆续找到并确认了19具红军遗骸，其中包括在遵义地区远近闻名的遵义城南桑木垭的红军坟。

据《遵义市志》记载：

“1954年9月3日，遵义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将葬于城南桑木垭的红军卫生员遗骸迁葬于遵义会议纪念广场东侧的小龙山。”

（图24：遵义红军坟<1956年>）

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把前期收集到的18具红军遗骸安葬于小龙山，从此，遵义人民自发地把小龙山称作红军山。”

1954年10月18日，遵义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在小龙山上，修建红军烈士墓。

为了绿化当时光秃秃的小龙山和老鸦山、红花岗等遵义周围的山，遵义市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人民发起了植树造林运动。1959年1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遵义视察工作时就参加了植树造林。

孔宪权的三儿子孔庆堂告诉我们：“现在小龙山上的有一些长得很粗的杉树，是国民党的一个起义将领朱振民，和孔宪权他们，押着当时俘虏的那些国民党的兵，从现在的共青湖这一带，把那些树挖起来，大点的树，就两个人抬一根，小点的树就一个人扛一根，然后这样押运到小龙山，栽在这个山上的”

“1957年，经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副主任朱振民带领秘书处的人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红军‘二进遵义’时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的遗骸，经过原红三军团的石新安（时任贵州省军区政委）和原红三军团的孔宪权等确认后，筹备会报请遵义地委和行署，遵义地委和行署报告贵州省委省政府批示兴建‘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贵州省下文同意在遵义市修建‘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并拨款30万元，1958年9月动工兴建，1959年清明节，邓萍遗骸迁葬烈士陵园，从此，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正式建成。

（图25：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大门-50年代<刚建好>）

1956年5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公园正式挂牌对市民开放。

（图26：纪念公园一角）

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桥开始兴建。

（图27：快完工的遵义会议纪念桥<1956年>）

1956年9月，遵义会议纪念桥落成，把遵义湘江河东边的红军烈士陵园、文化宫、遵义会议纪念广场与湘江河西边的遵义会议纪念公园、遵义会议纪念中学（现在的遵义四中）和遵义会议地址连接成一个整体。遵义乃至全国人民纪念遵义会议的纪念体系基本成形。

（图28：湘江河两岸）

1957年7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图29：1958年会址大门<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雁洪修改>）

就这样，遵义地区的各族各界人民，从1951年11月到1959年3月，在短短7年多的时间里，就把这个“遵义会议”纪念体系基本上建成了，肩负着遵义全地区各族各界人民重托的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也就基本完成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