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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观念:朝气蓬勃的文化记忆

时间:2012-5-9 8:48:32  作者:于 平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查看:96  评论:0
内容摘要:——现阶段文化建设需要传扬“深圳观念” 编者按:2010年11月,“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诞生了。正如《人民日报》所言:深圳十大观念“勾连着走向开放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也可以沉淀为我们继续迈步未来的独特财富”。30年特区史上诞生的新理念新口号,不独属于深圳。正因为如此,20...

——现阶段文化建设需要传扬“深圳观念”

编者按:2010年11月,“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诞生了。正如《人民日报》所言:深圳十大观念“勾连着走向开放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也可以沉淀为我们继续迈步未来的独特财富”。30年特区史上诞生的新理念新口号,不独属于深圳。正因为如此,2011年至今,全国各大城市掀起学习研讨深圳十大观念的热潮。   

2011年12月19日和12月26日,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以《有多少观念激励我们前行——“十大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题在《中国文化报》深刻解读“观念进步与思想解放”以及“深圳的观念表达和价值内涵”。2012年4月21日,应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就深圳十大观念与深圳市民进行了深入交流,反响强烈。本报特刊此文,以飨读者。   

2010年,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格外引人注目。对于这次评选,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动情地说:“每一个观念的产生,都有着难忘的故事;每一个观念的入选,都是对深圳建设者的礼赞;每一个观念的定格,都铸造了这座城市的品格;每一个观念的传承,都带有全体市民的共同记忆……”在笔者看来,“深圳观念”是朝气蓬勃的文化记忆,是现阶段文化建设需要传扬的文化精神!   

1“深圳观念”,是以“标语口号”的形式高度凝炼并广为传扬的“深圳价值”。《人民日报》在发布评选结果时,曾以“编后语”的方式称其为“时代精神的高度浓缩”和“改革历程的生动注脚”。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了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许多城市都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阶段的发展实际提出具有凝聚力和引导力的城市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观念凝炼的也是一种“城市精神”,不过它所倚重的不是历史文化积淀而是当代发展实践;并且正如包括“敢为天下先”在内的深圳观念所示,深圳观念作为一种城市精神的提出再一次领跑在先!《人民日报》的编后语由此评价道:“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30年特区史上诞生的一批新理念新口号,不独属于深圳……它勾连着走向开放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也可以积淀为我们继续迈步未来的独特财富。”   

与许多城市高度抽象的城市精神不同,深圳十大观念的每一条都维系着一个鲜活、生动的故事,并且都是在深圳经济特区30年发展中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故事。也就是说,深圳观念作为“深圳价值”其实源自“经济实践”。如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所说:“在体制突破中,‘深圳观念’是前进中的冲锋号;在建设道路上,‘深圳观念’是特区经验的浓缩和升华;在文明模式的转换中,‘深圳观念’是城市再生的灵魂,是市民德性的对话。”现在都在讲文化软实力,有学者认为软实力就是“讲故事的能力”,特别是讲好正义、诚信、勤勉、宽厚的“中国故事”的能力。在笔者看来,“把故事讲好”当然是软实力形“软”意“实”的实现路径;但如何用实践写好我们当下的故事,却是软实力绵里藏针、外柔内刚的本质要求。深圳观念所魂系的“深圳故事”,是深圳人不断破解难题、开创新风的故事,也是他们不断改造对象世界、提升主体境界的故事!   

2“深圳观念”凝炼和传扬的不是一般的城市观念,它是一个具有特殊使命的“经济特区”的价值追求,它是在“杀出一条血路”的奋斗史中凝炼的市民共识。   

有什么比亲力亲为的实践更能令人追忆和认同?又有什么比共苦同甘的实践更能令人昂扬和激奋?深圳观念的凝炼和传扬,在今天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举措来践行的。换言之,我们今天视为文化建设的这一举措,其实是深圳经济特区特殊使命和特殊实践的产物。在那些孕育深圳观念的“深圳故事”中,可以看到市民共识中深切感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也可以看到市民共识中铭记着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等“设计师”的拓荒开路、攻关夺隘。王京生高度概括说,深圳观念是深圳发展进程中拼经济、拼管理、拼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的风向标和见证物,它们在镌刻城市精神发展轨迹的同时也涵盖了城市文明的价值取向。   

把深圳观念还原到具体的“深圳故事”,我们可以从更深入的层面上来理解“文化自觉”。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说明我们在许多时候许多层面还存在“文化不自觉”。什么是“文化不自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为“文化惯性”的流连和因循。我们需要的“文化自觉”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可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自觉”其实是“经济自觉”的路径延伸和境界升华。常有文化工作者对一个时期普遍存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以为然,他们的不以为然主要在于借助文化的办节办会来实现经济的招商引资。其实,“搭台”和“唱戏”只是一种比喻,而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深圳观念的评选作为“文化唱戏”的体现,已经见证了经济与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的双向建构。而笔者所想说的是,我们要有与新的经济实践相适应的文化精神,要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新精神引领和伦理支撑;并且,这种文化建设往往不是文化自身的循环,它意味着要投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循环。一如深圳观念之所为!   

3“深圳观念”是一种直面经济实践和社会实践、挑战和完善规制形态的观念。它所揭示的精神历程,是从“踏平坎坷成大道”的艰辛走向“培育尊严护热土”的温馨。   

只要浏览一下深圳十大观念,你就能提取出一些主题词或者说核心理念,比如实干、创新、尚义、崇文、开放、包容、敢为先、不怕输等。透过上述核心理念,笔者也试图归纳深圳观念在集成意义上的特质:无论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是“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也无论是“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还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其特质就是敢为先、能为先、善为先和誉为先。这里的“誉为先”集成着“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王京生说得好:深圳观念原本是深圳创业者和建设者的“深圳梦”,这是以无数普通人的追求为基础的“闯荡梦”,这是深圳市民的人生态度,也是深圳发展的支撑力量。   

说到“为先”,我们不能不想到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处世原则,不能不想到老子视为人生“三宝”的“一慈二俭三不为先”。老子认为“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颇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之风。很显然,这种建立在“小国寡民”政治理想上的处世原则,无法面对我们别无选择的全球化进程与世界性格局。深圳观念中的“敢为天下先”是观念的特质,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大力张扬。“为先”可能并不意味着成功,但“不为先”则肯定不会成功。事实上,深圳创业者的“闯荡梦”和建设者的“深圳梦”,本身就是“为先”的实践。没有“敢为先”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就没有“闯荡”的深圳人,更没有深圳的“创世纪”!   

4 敢为先、能为先、善为先并且誉为先作为“深圳观念”的特质,动力在于它是党中央战略新思想的集中表达。王京生称之为“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   

深圳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城市,《春天的故事》形象地唱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个“圈”,画的是一种历史使命,“即以特殊的政策、体制和地缘经济为载体,展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机、活力与梦想”(王京生语)。深圳的“被设计”,意味着我们党主动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摸着石头过河”在深圳的发展中意味着“闯入雷区探路”。并且,1992年当这位老人再度来到所画之“圈”时,用他浓重的四川方言深切地嘱托“你们要搞快一点”!去年,在苏联解体20年的日子里,中国再一次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只是舆论对有关中国的悲观预测越来越淡漠,中国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有学者据此指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坚持改革开放,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种生存方式。从深圳的“被设计”到深圳观念的被凝炼,恰恰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谓“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就是担负起我国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特殊使命。这个特殊使命,一方面是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世人称道的发展成就;一方面则是培育了一批适应改革开放的先进观念,振奋着广大市民的精神斗志。这使笔者联想到现阶段文化建设中“国家立场的文化表达”,联想到任仲平所著《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2011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文中写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以什么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答案则是深圳观念中作为“深圳的根,深圳的魂”的“改革创新”,是文章所说“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革,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5 可以说,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深圳观念”。学者们认为“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新启蒙运动”。笔者认为“深圳观念”也具有“新启蒙”的意义。   

透过孕育深圳观念的“深圳故事”,可以看到“敢为先”的特质中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猛与悲壮。那条需要奋力杀出的“血路”,是当时国家建设向市场经济观念的重大转型;就深圳而言,是以中央控制型的地方局部改革模式来启动“市场经济”助推经济建设。事实上,列为深圳观念首条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成为“杀出一条血路”的典型诠释。1984年初,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时注意到这个口号,但他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更明确,就是不能收,而是放。”经济学家于光远为强调向市场经济观念的重大转型,生动地说“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思想解放运动的“新启蒙”,实际上是让大众从某种宗教般的迷狂中“回归常识”,学者们借用韦伯的概念叫“脱魔”(或近似音译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这意味着“回归”并“重建”常识是深圳观念的一个重要品格。其实,我们的文化建设也有个“回归常识”的问题,比如正确理解文化的双重属性的问题。前述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就指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主要靠行政指令来实现对文化企事业的管理,而不是群众需求和市场导向,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文化事关意识形态安全,担心文化进入市场后,会改变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但文中给出的答案是:“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广大人民……文化走向市场,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作为文化发展的标准”,这正是“社会主义文化最本质的要求”。这也正是从“长期以来”的偏见“回归常识”。   

6 “深圳观念”的“回归”及“重建”常识,是回到当下的生产、生活实践,是回到一种“杀出一条血路”的实践。当时在通过讨论“真理标准”以反对教条主义后,正需要用这样的“实践”来巩固和扩大战果。   

深圳观念是通过“杀出一条血路”来重建的常识,这说明那些常识的重建并不寻常。“不寻常”的根由在于“祛魅”的不易。最初的深圳观念(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多有“风波”相伴:有引进外资开放特区的“租界风波”,有投身特区献身创业的“淘金风波”……这使得我们在最初的深圳观念中仍能捕捉到挑战的姿态和松绑的诉求。王京生深入分析了深圳观念所折射出的价值坐标系,认为这个坐标一是以人的知识理性为基础,二是以人的创造性为宗旨,三是以人的勇气和血性为支撑;认为这3个方面共同铸就了深圳文化“智慧型、创新型、力量型”的“三型”内质。   

深圳观念是以经济实践来声援“真理标准”的讨论,所谓深圳文化的“三型”内质其实也正是深圳发展实践的特质。关于地域文化的精神特征,人们通常关注自然地理对民性民风的影响,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言:“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地平下,其间人自然意气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谓‘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则据高山溪谷,故其气刚劲,此四夷常胜中国者此也。”张载的以“地理”道“民风”,其实是有感于北宋时期“四夷”对中原骚扰这一现实的,并且他的叙述也包含着一种对“力量型”文化的呼唤。深圳观念所体现的“力量型”文化的特征,非因“据高山”而“气刚劲”,它来自那敢闯荡的“深圳梦”,这是我们今日建设自强、自信的“力量型”文化的社会实践基础。   

7 我国是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大国,我们珍惜我们的文化记忆并常常以此为自豪。的确有人驻足于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认为“没有文化记忆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但我们也应看到“走不出文化记忆的民族可能带来民族的悲哀”。   

说到文化记忆,我们当然有足够的资本。放眼寰宇,“五千年不间断”世所罕见;悉心内省,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双轮驱动。深圳观念是深圳市民共享共有的文化记忆,与我们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相比,这个文化记忆虽然浅近却不失博大,虽然微薄却不失伟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约访时,建议改成“文化大国”来谈。一者,他认为“博大精深、大气磅礴”这一种“大”的观念比起强国观念来,更符合当前中国面向世界的思路;二者,他认为用“大”而不是用“强”来体现这种包容的文明,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儒家传统和精神。杜维明的这两个“更符合”,在于强调要掌握“长期塑造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文化记忆;而我们“文化强国”所追求的,是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的新局面。   

早些年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一个看法:说是看十年的中国看深圳,看百年的中国看上海,看千年的中国看北京,看万年的中国则要看地处关中的西安。很显然,这是一个事关“文化记忆”的看法。笔者从这个看法中得到的启迪是:一方面,我们文化建设的重心在不断地东移与南迁,就其根本而言是在融入一种世界性的格局和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形象也由重“文化记忆”向重“文化想象”转化,我们要“博物馆文化”,更要“试验田文化”。应当承认,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记忆来从事并评价我们的文化实践——上海“十里洋场”初起之时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深圳“十里渔村”发轫之际则被誉为“开拓者的热土”。的确,文化记忆是历史留给一方水土的文化植被,缺少历史的文化记忆并不意味着是“文化沙漠”(比如在致力发展经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深圳就被认为是类似于香港的“文化沙漠”),而既可能是一块亟待开发的“文化处女地”,并且极可能是一块地力肥沃的“新文化热土”。伟人毛泽东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曾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我们或许不必把文化记忆视为负担,但我们至少是没有因循的惯性,也没有依赖的惰性。   

8 深圳作为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缺少历史悠久的城市文化记忆,但并不缺少个体多元的文化记忆。“深圳观念”其实透露出建设城市文明共同体的信息,它正通过运行轨迹的调节来吸纳多元个体的“原子性”。   

就其内容构成而言,深圳观念是深圳30年改革发展的文化记忆;而就其文化功能而言,深圳观念显然是为着建立一种认同机制。在一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里,的确会有建立认同机制的紧迫感。但事实上,经历30余年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对既往观念形态“祛魅”的同时,对于认同机制也有着深深的期待。曾在《社会观察》(2011年第9期)上读到该刊对学者张旭东的访谈,题   

为《重归总体性思考,重建中国认同》。访谈中张旭东说:“在建立中国认同上有许多误区。比如有人把老祖宗找出来,要复古,要做新儒家;在流俗的层面上则是收收古董,搞搞国学热……中国人在近现代吃了那么多苦头,不能白费力气,必须把新的民族性阐发出来。”这种“新的民族性”意味着“新人”的塑造,而新人的塑造不能脱离一定的物质基础、体制归属和意识趋向。30余年的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繁荣,深圳观念似乎在证明那种“认同机制”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实践履迹”。   

《南风窗》记者石勇撰文论述《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该刊2011年第22期),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命题进行研究和部署,昭示着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破题,即以文化认同召唤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在一个意识形态被‘祛魅’,经济发展也无法完全解决执政认同的时代,‘文化’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对内成为强化政治认同与共识的来源,对外则代表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形象”。反观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的确看到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巨变,从而使之成为政治认同和共识的重要来源;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体现出“执政能力”的经济发展,在政治认同和共识中仍然缺乏价值上的吸引力。在这一视角中来看深圳观念,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将经济发展中体现的“执政能力”,提升为“文化价值”并从而凝聚“政治认同与共识”。可以说,深圳观念的凝炼与传扬,开拓性地实践着“以文化认同召唤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路径。   

9 “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和“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直接指向文化建设的两个观念。这两个观念考量着市民的文化趣味和城市的文化品格,也考量着市民的文化渴求与政府的文化责任。   

笔者在阅读《深圳十大观念》这本书时,已经注意到上述两个观念都是由王京生在深圳发展的“拼文化”进程中率先提出的。早在2002年,全国人大刚刚批准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际,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长的王京生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文化发展根本目的”的理念,并付诸政府主导的“深圳读书月”等文化实践;而在2005年,当“深圳读书月”举办到第六届时,已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京生又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开始和所有的深圳市民共同缔造着一座城市的人文尊严。王京生是笔者遇到的具有深邃思想和强烈使命感的文化官员,同样作为这座移民城市的新移民,他曾经写下了一段深蕴哲理的文字:“人们都说,移民是在寻找外面的精彩世界……我说,真正的移民是在寻找自己,看自己有怎样的大脑,怎样的身躯,怎样的力量。”   

王京生曾经在一篇《移民文化的断想》中提到了深圳观念中因容量所限而未纳入的观念,比如“这里的握手比较有力,这里的微笑比较持久”“这里看重人的智慧、尊严和爱的力量”以及“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同时给爱光辉灿烂的自由”等。正是面对着那些鲜活、生动的实践,王京生总结出深圳“移民文化”的特征:一是“追求卓越”的创造性;二是注重实践、轻蔑清谈的风气;三是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四是平等的原则及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五是宽容精神和社会角色的不断变化。事实上,这些“移民文化”的特征基本上都体现在深圳观念中。深圳坚信:文化岂止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符号,文化更应当是当下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由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织就的城市风景,终究要以它的文化创造能力、全民创意能力与格局宏大的人文追求而赢得尊重!   

10 不久前,深圳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提出了6个“更强”的“强市”目标,“深圳观念”将在“文化强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深圳文化强市建设的“六强”,指的是城市精神凝聚力更强、文艺精品创造力更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更强、文化产业竞争力更强、改革创新引领力更强和国际文化影响力更强。为此,深圳从7个方面明确了具体举措,其中以深圳观念熔铸“文化强市”的灵魂放在了首位。在笔者看来,这些举措中有两项是深圳“文化强市”建设中最具特色的双轮驱动:一是建立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使深圳成为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中心和应用研发高地;二是大力实施劳务工文化服务工程和关爱工程,创建国家公关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这个双轮驱动,作为深圳“率先而为”且“最具特色”的文化建设,体现出追踪世界高端文化创新与实现城市民众文化权利的高度统一,体现出新兴城市文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和“先导性创新”。或许正因为这种出色的“率先而为”,在去年和今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中,深圳大学先后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内在机理与战略路径研究》和《农民工文化需求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夺入囊中。   

最近一个时期,王京生先后著文论述“‘十大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于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几点思考”并再度发出建立“深圳学派”的吁求。自1999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施“文化立市”战略,至今已是十几个年头了。在吁求建立深圳学派之时,王京生在转述余秋雨的看法时,坚信“深圳文化是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期的地域性亮点,能够避免内地文化发展所出现的粘滞状态,并能创出新兴学派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应该说,建立深圳学派不是一个梦想,但即便是梦想也是那无数已经成为现实的“深圳梦”。很显然,深圳学派的建立不仅仅是学人们在书斋里的作为,大约也无需以既往关于学派的理念来规限。王京生在论及深圳文化战略思想的建构时,强调以文化权利的历史展开来实现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强调从文化主权角度锻造中国文化的政治意识并建构人类文明秩序的普遍性价值。循着这种文化建设的战略思维,我们似已能见到深圳学派在母腹中的躁动,而深圳观念将为它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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